“五七干校”侧记

<正>我在"干校"的时间并不长,连同所谓"干校学习班"在内总共不过两年,但却留下了许多至今难忘的记忆。1968年的深秋,正当机关的"斗批改"进行得如火如荼、社会上的武斗打得难舍难分之际,中央一级的报纸、广播突然以显著的位置刊播了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成立的消息。这是一个信号,对我们这些"斗批改"班子中的干部来说,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宋庆龄的助手金仲华“文革“沉冤之谜

1968年4月的上海,春风虽依然催绿大地;但"文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城市的空气中凝聚着紧张敌意,弥漫着肃杀之气.     

“全面夺权”时期的“斗批改”思想述略

“全面夺权”时期的“斗批改”思想理路呈现多条脉络并进的复杂格局.继续批“资反路线”与“社会的斗、批、改”在1967年初发生着冲突；夺权、大联合、三结合和“革命大批判”均与“斗批改”产生着独立或整体的思想联系；“斗私批修”则象征着“斗批改”思想的精神与道德路向；“改”的内容和元素也在逐步增长中.“全面夺权”时期在“斗批改...     

《人民日报》“学校下放”讨论述评

《人民日报》"学校下放"讨论长达8年,刊登了近千封来信和文章,它构成"文革"中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该讨论涉及办学与领导体制、教学体制、学制和学校布局、专业和课程设置、教材与教法、师资队伍改造、招生考试制度、斗批改问题、普及农村小学、扫除文盲等等多个主题。本文从谁来办学,如何办学,需要什么样的教员以及如何普及农村小学教育这4个基本问题方面,对这一讨论过程予以简要介绍。大抵而言,从政治讨论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学校下放"的讨论是一场参与者非常广泛的公共讨论。与此同时,它还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动员,为集体供给初级教育产品做出了重要推动。当然,还要注意的是,意识形态对整个讨论过程的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并不能因此抹杀讨论中利益诉求的现实合理性。     

论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

"大民主"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产生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极盛于"文革",终止于改革开放初期。历史上的"大民主"自始至终与中国政治运动相伴,其本身也加剧了政治运动的剧烈性。研究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可以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一些值得深思的历史经验教训。     

论试“文革“爆发的思想文化基础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迅速发动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平均主义价值观念的重新扩张,构成了民众参与"文革"的驱动力;个人崇拜的滋长和盛行,奠定了"文革"发动的重要政治资源;"革命的斗争哲学"构筑了"文革"发动的思想基础;"左"倾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文革"发动的理论基础;从众心理的影响,对民众参与"文革"具有重要的助动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小报”文献及其研究价值

"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各个地区都出现过大量的由群众组织创办的各色小报,简称"文革小报"。"文革小报"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尤其是在研究地方"文革史"上,"文革小报"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通过"文革小报"的分析与研究,可以触摸到"文革史"中的"地方感觉",既可探究"文革史"中下层历史叙事与上层历史叙事的互动性,也可探究"文革"地方史的分层结构,从而在以地方史的基础上把握"文革"的总体史样态,使人们在认知历史的基础上,达到最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高考”在政治舆论中的概念重塑(1966～1978)

"高考"作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简称,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文革"前已经约定俗成地陆续出现在各种官方刊物和报纸上。"高考"作为一个在各种社会思想交互反馈中生成的抽象话语符号,难以同步对照中共指导高校招生考试的思想变化,但却是标志着招考制度变迁中存在连贯统一性的话语符号。"文革"伊始,在官方媒体与民众舆论的双向建构中,"高考"转变成一个非法的政治概念,这标志着招考制度的中断;"文革"结束,"高考"恢复,沿袭"文革"前话语体例的舆论表达,又将"高考"定性为合法的政治概念。如此"翻来覆去"的定性恰说明,"高考"并非专属于某种特定政治价值的制度架构。"高考"在"文革"后的舆论中以其制度实效诠释"去政治化"观念,它也随之成为最早引导公众摆脱泛政治化思维的制度概念。     

“文革”时期“三突出”文艺创作理论的出笼及危害

所谓"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种极左的文艺创作理论。"文革"时期,由于江青的插手,文艺领域成为"左"倾思想泛滥的重灾区。1966年2月,江青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左"倾文艺理论。这套文艺理论成为"文革"时期开展"文艺革命"的指导思想。后来,随着"革命样板戏"的出笼,这套文艺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影响和支配了几乎整个"文革"时期的文艺创作,成为这一特定时期具有标志性的"左"倾文艺理论。     

毛泽东对儒法思想的理解与“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批孔"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一场十分奇特而又十分普遍的群众性运动,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除了长期以来毛泽东阶级斗争观点的延续和其他一些现实的社会因素以外,还包括由此导致的他长期以来对儒、法思想,特别是孔子思想和秦始皇历史地位的片面理解,这也是"批林批孔"运动与"文革"时期其他历次群众运动相比较的一个显著特点,本文拟对毛泽东对儒法思想理解的变化与他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论述。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