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与“中国经验”

"亚洲安全观"从理念转化为行动需要基于亚洲历史经验的规范框架和制度安排。文章将亚洲区域整体作为核心分析层次,阐明了二战后亚洲区域合作实践进程中所积累的以"亚洲方式"为核心的"亚洲经验",包括区域自主、不干预、非武力、尊重主权、共识性决策和非正式的渐进主义等。以这一宏观区域实践为背景,文章提出一种亚洲大国协调和合作安全相融合的"一轴两翼多节点"的"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路径。其中,"一轴"着眼于区域总体安全的亚洲大国协调;"两翼"即上海合作组织等"中亚中心"和东亚峰会等"东盟中心"的合作安全;"多节点"即各种次区域或微区域合作机制。三者分别构成这一区域安全新架构的"基点"、"重心"和"支点"。文章在最后阐明了亚洲区域安全合作进程中的"中国经验",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海精神"、"软安全"、"软法律"、主权平等及尊重多样性等,揭示了"中国经验"与"亚洲经验"的共生关系及中国在"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论欧洲人类安全观的理论和实践

"人类安全"是近些年来国际关系理论中安全研究的新提法和新视角。欧洲在安全治理方面的实践经验拓展和深化了人类安全概念,逐渐形成了欧洲独有的人类安全观。本文通过对欧洲人类安全观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解析,总结欧洲人类安全观念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及其对以欧洲为主体的区域安全治理的理论贡献。本文认为,欧洲人类安全观既是学术思想又是战略话语,语义学和实践学的发展相互促进,其发展脉络为高层政治领域和低层政治领域并行发展。欧洲人类安全观也是欧洲人试图建立"欧洲秩序"以及欧洲区域治理的理论成果。但是,欧洲人类安全观仍是一个动态的理论框架,其理论发展的不完善同样影响着安全理念的效度。     

澜湄合作机制视角下的水资源安全治理

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提出的关于澜湄流域治理的新机制,水资源合作是其中的重点,而水资源安全治理是澜湄水资源关系的实质。本文通过澜湄合作机制视角研究水资源安全治理,解读亚洲安全观框架下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分析影响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的因素,并深入阐释澜湄水资源安全合作机制的内涵、作用与影响因素,进而就中国参与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提出建议。     

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为例

微区域是区域合作新的实践重点。以"跨合区"和"经济走廊"为代表的跨境合作在全球方兴未艾,我们将此类跨境合作界定为微区域合作。文章以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为研究中心建构微区域概念,建构包含微区域与"宏—次区域"的"大区域",以此为基础将微区域安全分为内部安全与微区域间安全,并通过对安全"内渗"与"外溢"效应的分析,探究微区域安全治理的逻辑。文章将"一带一路"视为一种"大区域",将"大湄公河次区域"视为一种微区域,在上述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探究"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文章认为,安全既是"大湄公河微区域"产生中的固有要素,也是其当前发展的瓶颈,在"内渗"与"外溢"效应下,"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治理的关键在于要以中国—东南亚间的规范协调为基础,以在"大湄公河微区域"与"澜湄合作"对接中建构微区域安全规范为重点,最终获取中国参与微区域安全治理的合法性。     

“一带一路”与东亚“西扩”——从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构建的视角分析

文章从对当前欧美亚这三个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集团考察出发,认为基础设施、产业关联和市场制度这三个基础条件构成了区域经济增长机制。依据不同发展阶段或内外环境,这些基础条件都有可能在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构建与扩展进程中起主导作用,并最终形成不同的区域经济增长机制。东亚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正处于向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扩容和转型的路径选择时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包含了对这一转型的路径设计和相关资源等公共产品,指导思想是从补齐地区基础设施"短板"入手,将基础设施联通作为构建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主导路径。这一思路明显有别于东亚原有以产业关联为主导构建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路径,也不同于当前世界多数地区以市场制度建设为主导构建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路径,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突破和实践的可能。     

朴槿惠政府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具体化和改进方向

2013年2月上台的朴槿惠政府提出了一项新的外交政策,即"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并在国内外进行广泛宣传和研究。"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为了解决包括区域外国家美国在内的,东北亚区域内各国间的"亚洲悖论",以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软安全"问题为中心,开展多边对话机制,并致力于最终形成一个东北亚安全共同体。但该构想尚处于理论起步阶段,对合作(安全)议题、区域范围(参与对象国)、行为主体、国际机制(制度化)、推进战略等问题没有具体界定,距离政策化也还有一段距离。其间朴槿惠总统(政府)向美国和中国介绍了"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但仅得到美国的消极理解和中国原则上的支持,并没有得到对该构想的实质和具体内容的理解和支持。"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应要进一步具体化、理论化,以此来得到东北亚各国一致认同且可实践的国际合作体制。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从安全观转型评析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想

冷战后 ,安全观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 ,正在由传统安全观向新型安全观过渡。当前的安全观可分为三类 :传统安全观、过渡型安全观和新型安全观。受安全观制约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可分为三类 :军事型、军事与发展结合型和发展型。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占主导地位的安全观是过渡型安全观 ,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军事与发展结合型国家安全战略。对于俄罗斯来说 ,制定“国家安全构想”是冷战后才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因此 ,它不可能不受到安全观转型的影响。本文着重从安全观转型的视角来评析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的特点。     

国际货币权力的历史经验与"第三世界货币区"的可能性

通过对已有货币国际化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分析,本文总结了国际货币权力更迭的一般规律,并得出人民币国际化有必要夯实区域基础等基本结论。研究发现,除亚洲之外,非洲、拉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在贸易投资等方面有紧密的联系,甚至存在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这些区域均具备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器物基础和一定的制度基础,人民币区域化的视野应当超越亚洲一隅,兼具亚洲特色和世界器局。最后,本文提出并初步论述了指向第三世界货币区的人民币区域化路线图。     

ASEAN ISIS与亚太安全制度建构:以ARF机制为核心的分析

本文以ASEAN ISIS在创设亚太安全合作机制--ARF中所发挥的作用为例,分析亚太认知共同体在安全机制建构中的作用,即提出和形成一种新的安全观,并推动亚太安全观的社会化与机制化.这一研究表明,在适当的情况下,认知共同体也可以在国际安全合作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印度尼西亚新防务战略解析——兼谈与中国在地区安全方面的合作

编者按 应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邀请,2007年8月9日,印度尼西亚国防部国防战略司总司长丹迪·苏森托(MG.Dadi Susanto)上将对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进行了访问,并做了题为"区域安全观与中国-印尼国防合作"的学术报告,对印尼在21世纪的国防战略做了系统阐释,并对中国与印尼之间的防务合作现状和前景进行了剖析.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加强在东盟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对策思考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新模式。经过50多年的发展,东盟已经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极具发展潜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亚洲经济的重要支撑。中日作为当今世界的两个经济大国,加强在东盟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有利于推动中国、日本和东盟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

冷战后美国和中国各自的行为选择不仅与此前霸权国和崛起国战略互动的历史经验大相径庭,而且现有的理论框架难以对其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这种经验和理论上的双重困惑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本文首先讨论了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几乎不再有战争这一变化对大国影响力获取方式的影响,然后将霸权国和崛起国的行为纳入到博弈的分析框架中,通过类比微观经济世界中寡头企业的行为规律,提出了一个用以解释当前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模式的动态分析框架。根据本文的理论,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利益交换竞争中获胜。当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如何避免战争以保证崛起过程的和平,而是在美国业已抢占国际安全保障供给"市场"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和提高中国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的经济地区主义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至今仍然没有发展出一个成熟稳定的区域制度框架来推动区域经济进行深度整合。该地区多重制度框架相互竞争,造成了一种"制度过剩"的特殊格局。这导致东亚地区在经济整合的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度推动和有效的区域治理,具体表现为该地区至今仍难以建立有助于提高经济绩效的经济要素完全自由流动的统一经济区;难以采取集体行动,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经济风险和冲击。本文认为,东亚地区多重制度竞争的背后,是由于与该区域相关的主要行为体对塑造东亚经济秩序有着不同的利益偏好和战略诉求,他们各自极力推动对自身有利的区域机制,从而形成"制度过剩"。主要行为体在东亚的主导权竞争以区域制度竞争的形式展开。随着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加速崛起以及美国决心重返东亚,东亚经济整合中制衡与反制衡的矛盾将日益突出,从而带来更加激烈的制度竞争,这是东亚经济地区主义遭遇挫折而非取得成功的标志,东亚地区将因此继续沦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碎片"。     

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塑造有利的国家安全态势

百年党史亦是弥足珍贵的维护国家安全斗争史。中国国家安全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经百年求存图安、当家做主、富民强国实践而升华的国家安全学。新时代、新发展及新斗争,呼唤与之相应的国家安全新理念、新手段和新载体。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从战略与政治高度,强调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提出对安全与发展、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家安全维护与塑造"三大统筹"的重要观念。这既是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安全篇"。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社会主义中国御风险、谋全局,资长治之纲;是保稳定、促发展,固政权之要;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坚强保障。     

构建中央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国家协同发展优先事项

中央欧亚国家面临着一系列内部挑战和外部威胁,保障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全稳定需要各个国家间的协同合作。中国意在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完成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并同时解决其西部地区和欧亚大陆中部地区的发展与稳定问题。俄罗斯则利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统一的关税空间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保护参与国的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提高成员国内部的经济社会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推动下,拥有资源优势的中央欧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投资吸引力。中央欧亚国家间的协同发展既需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投资能力,也离不开欧亚经济联盟制度框架下已成型的一体化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一体化项目将成为中央欧亚发展的驱动力,二者的对接与合作将改善该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促进中央欧亚交通物流领域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维护该地区以及各国内部的安全与稳定。     

中美制度竞争分析——以“一带一路”为例

国际制度竞争是当前各国间竞争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有国际制度内部对于制度主导权的竞争,二是不同国际制度之间在主导国际事务方面的竞争。美国作为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其对于世界事务的主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支配现有的国际制度来实现的,即它的霸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性霸权"。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的这种制度性霸权受到了挑战。中国等国家一方面要求在现有的国际制度中增加话语权,另一方面也尝试建立新的国际制度。作为一种多边合作框架,"一带一路"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美两国间的制度竞争,同时也是中国尝试建立新的国际制度的努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也对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构成了挑战。因此,妥善应对和处理与美国的制度竞争,是推进"一带一路"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基础

2009年,人民币开启国际化进程,拉开了人民币崛起为一种国际主要货币的序幕,这被认为是21世纪继欧元诞生之后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事件。但是,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不仅仅是市场扩张的自然产物,还需要坚实的国际政治基础,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也是一个政治和外交事件。国际货币的政治基础主要包括支持该种货币国际地位的货币伙伴网络和国际(区域/全球)货币制度两方面的内容。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在通过国内制度改革以释放人民币走向海外的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在通过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为人民币崛起夯实政治基础。具体到与货币相关的国际制度领域,中国的货币外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努力推动既有的全球性制度改革(简称"改制"),二是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区域性制度建设(简称"建制")。由于来自在位货币霸权国美国的强力阻扰,既有全球性制度改革进展十分困难。中国在区域制度建设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分别是金砖机制下的货币合作、"10+3"框架下的东亚货币合作和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货币合作,它们将共同为人民币崛起提供有效的区域制度保障。不仅如此,中国的"改制"和"建制"努力还为未来的国际体系预示了一个国际制度竞争的格局。     

从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看中国安全观的变化

国家安全观是国家与国际体系互动的核心内容。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决定了国家安全观念的内容、性质和特点,同时国家安全观念也会对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产生重大影响。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从体系外国家到积极融入、负责任的体系内大国的曲折变化过程;而中国的安全观也由传统安全观发展到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     

论美国对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

美国在亚洲有广泛的政治、商务和战略利益,为此,美国提出了对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即通过积极推进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的签署,提升与亚洲各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并通过发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的领导作用,保障其在亚洲的战略利益.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还包括:通过"东盟企业发展动议"积极参与东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全面实施新时期的对华战略,在军事和亚洲事务上与日本保持合作,并把印度作为制衡中国和日本的战略伙伴国,从而巩固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印度尼西亚与南海海上安全机制建设

南海及其邻接周边是海上安全机制云集之地。对印度尼西亚而言,后冷战时期南海争端的凸显时值其谋求并巩固区域大国地位的关键时期。此间印尼逐渐在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中发挥核心作用,即通过安全机制建设通联区域安全秩序内外建构,调处南海争端并建构相应安全机制成为印尼塑造区域安全能力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对印尼独立主持的“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的案例分析,指出该安全机制对南海争端具有针对性;其形成与运作综合了印尼的国家与区域安全观,是印尼实践安全战略与政策、协调区域主义与大国角色的工具,对南海海上安全机制以及印尼建构区域安全机制起到了协同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