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进程中,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展现出一系列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明确"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最核心目标设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中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夯实以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为主线的社会建设制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涵养社会治理核心价值,坚持"四维治理"等。这些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彰显出中国之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呈现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壮丽前景。     

地方立法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思考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部署,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地方立法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在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孔子到董仲舒:传统儒家伦理的制度诉求之路

传统儒家伦理一直致力于制度诉求,以求实现兴邦文礼的社会理想。孔孟开始为此提出以"仁"为核心的礼乐治理思想及"仁政"建议,荀子则进一步提出"礼制"主张,到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后,传统儒家伦理在我国历史上的社会治理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传统儒家伦理的社会治理功用的实现,极大地得力于其制度化模式,昭示着"伦理道德的社会治理功用需要制度的保障和助推"的道理。     

议题化与制度化的双向互动——群体性突发事件制度化治理研究

群体性突发事件在现代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它源于利益冲突,起于社会融入困境,是特定社会群体权益无法有效实现的体现,是特定社会群体与特定社会结构的对接关系障碍的反映。其社会后果的严重性,社会代价的严峻性,必须使之得到有效治理。以政治途径为主,坚持"秩序优先"的原则,在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社会建设两大主题之下,克服政策上的发展导向和民生导向关系的偏颇、均等化的制度供给不足、体制性的"以官治官"、"对上负责"、追求"政绩工程"内生治理机制的缺陷,以制度供给与微观的议题化治理的双向互动、上下互动,建立系统治理架构,实现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有效治理。     

法治视阈下社会协同治理的制度创新

社会协同治理是基于发挥不同主体的社会治理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发挥社会主体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而产生。社会治理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其关键在于实现社会治理手段的制度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必须坚持社会协同治理的法治取向,尽快健全社会协同治理的法律制度,促进多元主体"共建"的制度化参与平台。     

法院调解的“复兴”与未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法院调解制度重新获得重视,有再度兴盛之势。法院调解制度是适应国家治理社会需要的产物。国家社会治理战略的调整必然影响法院调解制度的发展。转型时期社会自我解纷能力低下和社会纠纷的特殊性,决定了法院调解制度将继续发挥社会整合与治理功能。而对法院调解的实证分析表明,该制度的"审判权本位"是影响其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提高法院调解的制度化程度,构建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机制,是法院调解发展的未来走向。     

新中国70年国家能力建构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国家能力建构取得了重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后,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国家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强调制度成熟定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础更加坚实;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有效地增强了党和国家的活力,增强了市场活力,增强社会了活力。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科学回答了"怎样治理中国、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使国家能力建设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构建基于大数据生态架构的小区治理新模式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小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和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其治理水平将直接关系社会治理能力。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小区治理的重点正由防范外来侵害向内部基础要素管控转变,因此筑牢基础要素管控这一环节,已成为小区治理的关键。     

县域社区矫正治理体系建设初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社会复合主体:城市公共治理的结构创新——以杭州市城市治理经验为例

当今,城市公共事务治理变得异常复杂,以往城市管理部门许多治理经验已难以适应新的治理情境,于是创新城市治理模式成为必然。在这样背景下,杭州市试图运用社会复合主体模式突破城市治理困局。对于社会复合主体治理创新这一新生事物,人们的认知大多聚焦在理念和价值功能的建构上,而很少关注其隐含的制度结构和关系结构。事实上,通过多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社会复合主体的"共治"结构属性,即平等的关系结构和规范制度结构;而社会复合主体的成功运行也表明"共治"结构的前提是政府前瞻性的理念创新和民主开放的价值取向,而非社会资本和公共精神的充裕程度。     

基层自治制度的理论阐述与路径选择

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通过开展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探索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面对地方治理需求侧(社会公民的期望)与地方治理供给侧(地方政府能力)之间的落差,应摒弃地方政府与基层组织二元对立模式,建立全新的"分权、互动"基层自治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多元主体纳入地方治理体系来共同履行公共职责。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并经过创造性转化,为基层自治提供包括培养自治能力、培育自治组织、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协商、衔接居民自治与村民自治在内的充分而有效的制度供给。     

论农村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大调解"制度的兴起,一方面的确能够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基层农村社会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而及时化解基层社会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完成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与治理;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兴起的背后,实际上又折射出了整个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司法的政法模式与治理逻辑.     

基于派出所法律实施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以浙江K派出所为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严打"、"普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方式可以看作是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探索.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吹响了全面依法治理基层社会的号角.作为拥有执法人员数量最多的基层执法机构,处在社会矛盾解决第一线的派出所的法律实施依据、方法和技术理应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法治资源和法治路径.浙江省K派出所的案例、做法和制度有力地诠释了派出所的法律实施契合基层社会治理.派出所法律实施所展现出来的四大法治功能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桥梁.派出所应从人口管理、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服务社会、走群众路线、严格遵守程序原则和善于运用非正式制度性因素等方面来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提供理念支持和行动榜样.     

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整体社会治理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形成了一套圆融自洽、顺利运行的法律机制,其中蕴含了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宝贵经验。传统儒家法与道德相混成,一直将道德教化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而基层的自治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与我们今天所提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在我们面对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城市基层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善治的路径选择

城市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是城市基层治理,其治理逻辑体现为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国家的逻辑有助于将国家的政策意志贯彻执行,但却阻碍了基层社会自主治理与提供服务的活力与创造性;市场的逻辑发挥了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但是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最小化。以N市"仙林模式"为例,本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基层治理必须要跳出国家—市场非此即彼的"一元治理"逻辑,转向国家、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边界清晰且合理互动的"复合治理"逻辑。在这种尊重自发的制度设计中,基层社会场域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权威中心,而是通过民主的协商与沟通机制,保障各自的权益,实现治理绩效的优化与社会和谐。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

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权在基层社会的表征,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新时代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通过乡村法治推进国家法治秩序生成的职责,应当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规范引领下的乡村治理逻辑,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设立依据,并赋予法律适用、乡村规范型塑、价值判断和法治文化培育等功能,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的乡村法治权威,建立现代乡村法治秩序。     

程序正义与社会治理创新

程序正义既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和内容，同时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保障，是培育和形成社会治理持续创新机制的社会环境因素。因此，一个法治国家要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保障人权和增进人的福祉，就必须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正当程序法律制度，如信息公开与政府透明制度、公泉参与制度、权力制约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申诉与救济制度等。     

论行政复议法的修改——以善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为视角

以善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为视角审视我国行政纠纷解决途径,我们会发现,中国目前的"大信访,中诉讼,小复议"的格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行政复议制度缺陷造成的。为了改变这一格局,2008年9月1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部分省、直辖市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的通知》,从此拉开了我国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序幕。从善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入手,以社会治理为视角审视目前的行政复议制度,并对我国行政复议法的修改提出建议。     

地方法治竞争范式及其制度约束

高成本制度体系不利于地方政府在新一轮竞争格局中胜出,传统压力型发展模式和激励机制已出现明显"负效应"。要让地方在推行法治、提供善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尊重和有益于地方可持续发展、促进制度正向激励,并大力创新具备实践解释力的地方竞争范式和分析框架。只有逐步将压力型治理结构转变为规则型治理结构,形成统一的司法权治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条条块块"权力制约规范有力,地方发展模式尤其是竞争模式才能逐步实现良性运转。作为地方,被动或者主动的制度调适将成为本轮改革的"竞优"选择,法治需求将在"诱致型"和"倒逼型"社会变迁进程中更加凸显。     

构筑中国特色调解制度体系——司法部调解理论研究与人才培训基地举办“新时代调解高峰论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调解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体系,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