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进路与优化

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有效治事的效用逻辑以及撬动改革的发展逻辑。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理论层面,基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是一个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体系调整、治理过程优化,进而释放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过程;在实践层面,通过对以北京“接诉即办”和上海“一网统管”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虽然转型动力和转型路径不同,但是技术和制度都是影响转型的关键性要素,且二者相互作用。从整合性、过程性视角出发,协同理念、组织、技术与制度四要素,未来优化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复合路径,同时推进技术和制度双重变革,并在机制创新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     

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基于结构、方式、目标的分析

以“结构-方式-目标”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转型，推进“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从治理结构维度分析，通过人才下派、责任下放、资源下沉、规则下达等措施，推动基层治理由“政策悬浮”向“重心下移”转型；从治理方式维度分析，需要遵循协同整合、因地制宜、化繁为简等原则，推动基层治理由“三治结合”向“四治融合”拓展；从治理目标维度分析，在参与主体、价值取向、行动实践等层面重构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推动基层治理由“多元主体共治”向“治理共同体”升级。在转型过程中，党建始终引领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赓续与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     

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

城乡基层治理始终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面临的通常是高度浓缩的社会问题。城乡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实践发展必定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框架性特点。采用"未来视角",运用"理想类型"的构型方法,对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在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将会出现从"城乡中国"到"城市中国"、从"发展问题"到"复合问题"、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治理"的态势演变;需要实现从"经济逻辑"到"社会逻辑"、从"条块逻辑"到"系统逻辑"、从"粗放逻辑"到"质量逻辑"的逻辑转换。基于此,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思路创新在于:国家力量与自治力量的协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有形单元与无形单元的互动。     

运动模式下的基层标准化治理困局与突破--基于三维制度逻辑的多案例研究

带有运动模式特质的标准化治理在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也遭遇了基层实践困境,表现为痕迹主义与有效监督并行、形式主义与标准管理共生。把握基层标准化的尺度,将实现基层行政的系统性平衡作为改革探索的重点,研究建立“科层控制、专业化管理和社会协同”三维制度平衡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作为解局与破局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运动模式下的标准化治理困局缘于科层控制逻辑下基层产生的邀功与避责的心态,标准化治理在运动模式下的实践中经常呈现为“悬浮”状态;而专业化管理逻辑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平衡,使天平一端倾向于科层逻辑,最终导致基层标准化治理的困境;社会协同逻辑作用发挥需要相关主体及时参与到反馈机制中,但实际与前两者脱离。当前需要从制度逻辑平衡的角度出发,自下而上地构建起基层标准化框架,真正解决基层标准化治理困境。     

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城乡比较——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

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仍面临适应性困境。为应对社会基础的结构性变迁,“枫桥经验”正在积极顺应城市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治理内涵、治理空间、治理功能上不断拓展完善。基于场域理论,从治理资源、关系结构、治理空间、制度供给的角度界定城市和乡村基层治理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适用差异,进而提出新时代在城市基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优化路径,以期在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的出场逻辑、可行路径及其现实旨趣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制度建设相互耦合,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变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又推动着制度的创设和调适,促使制度日趋成熟定型。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的出场表现为制度创设发其端、制度调适启其后、制度成熟总其成的周延逻辑,构成以引领方向为逻辑起点、提升效能为逻辑展开、支撑方案为逻辑终局的完整链条。基于理论至实践的跃迁,可以从制度创设绘制全景图谱、制度调适开掘独特优势、制度成熟擘画前瞻蓝图等方面入手,来探索和寻求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在坚守价值信念、传承文明薪火和弘扬天下情怀由内而外的意义扩散中,进一步凸显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世界谋大同的现实旨趣。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基于协商民主的城市治理研究

协商民主导向的城市治理有利于城市的和谐稳定,有助于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从理论视角上看,协商民主嵌入城市治理具有逻辑的必然,二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从目前发展现状上看,协商民主视角下的城市治理在社会认知度、参与度和制度支持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从协商民主导向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上看,应重点从协商治理城市的主体能力、重点领域、关键问题三个层面抓起。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向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法治化的双重向度。国家治理方式的演进需要符合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法治本身对国家治理体系的逻辑建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秩序规制,从源头上就已经勾勒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前景,因而法治所呈现的理性力量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现实需求。法治化程度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深度和广度,因而法治秩序拓展和维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为边界,同时也在治理逻辑层面理顺国家治理体系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因而法治化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基本方向。因此,在新时代国家治理转型背景下,法治本身的内在逻辑和外在逻辑贯穿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始终,不管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如何变化都应当坚持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向度。     

资源型城市绿色治理转型的内生动力与实践逻辑——以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转型发展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绿色治理体现了新时代治理变革的新趋势,推动传统治理向绿色治理转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资源型城市绿色治理转型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态压力、发展困境和现实阻力,能否有效激发资源型城市的内生动力已成为决定其绿色治理转型成败的关键。基于实践探索的案例分析发现,资源型城市绿色治理转型的内生动力主要源自政策激励、产业转型和科技驱动三个方面,其中,政策激励启动转型进程并为转型提供规划、激励和指引,产业转型为绿色治理转型提供持久动力,绿色科技则为绿色治理转型提供技术保障。这三重动力均内在于资源型城市绿色治理转型的实践体系。在这一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从政府管理转变为多元共治,治理过程从被动适应转变为主动变革,治理对象从生态治理转变为“三生融合”,体现了资源型城市绿色治理转型的实践逻辑。     

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深层逻辑——“行为—关系”视角下“雪花模型”的一种尝试性解释

与西方研究总是力图用自由或民主等单一因素解释本为多重原因影响的国家治理现实的分析方法不同，本研究立足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从“行动—关系”视角出发，提出一种尝试性解释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深层逻辑的“雪花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不仅包含人民、利益、民族、文明、现代化和民主等六大逻辑以及围绕六大逻辑的多重子逻辑，而且相互间形成了复杂网络结构，并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可能的雪花型结构。本研究除了阐明“雪花模型”的基本结构、特征、要素、解释性以外，还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历次全会公报、决议等的文本分析，检验了该模型的现实契合性。     

基层治理新趋势：以系统化改革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随着我国走向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基层治理也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在此过程中,要突破基层治理在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方面的困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为此,基层治理改革要加强党政统筹的顶层设计,通过优化治理系统结构、明确系统主体职责和推进数字化治理等改革措施,实现由“要素管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求增强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的完善

基层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的主体,其功能发挥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是执政党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理应受到重视。但目前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发挥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其功能发挥的有效性不足。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经济新常态为破解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困境提供全新思路。为此,各地基层党组织务必要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经济新常态,将民主、法治、科学、多元合作等现代政治理念运用到其功能发挥的全过程;回应国家治理各大场域,做好角色、功能的调适与拓展;注重网上网下平台与方式的创新互动,形成强大合力;夯实功能发挥的各项保障,健全强有力的考核督导机制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方能完善基层党组织功能有效发挥的运行机制,从而助力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理解基层:治理属性与改革逻辑北大核心

“基层”是一个在实践中制度化程度较低从而常处于变动不居状态的治理层级。它随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力量的变化而发生体制性变化,也常常在应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大量非制度化的探索和创新。它既呈现出变化性的特点,也内含稳定性的特征。看似矛盾的双重特性由其实践内涵及体制本身的治理属性所决定。“基层治理”指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既共同贯彻国家目标,落实国家的公共政策,也共同制定和维护社会规范,满足社会意愿,实现社会目标。它具有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等多重属性。国家性指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层级,自上而下地执行国家意志;社会性指国家意志的贯彻受到社会意愿的约束和社会内生规则的影响;中间性即基于服务国家目标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基层治理在二者的张力中寻求平衡和一致性。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为当下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认识依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党和政府服务体系纵向到底强化基层治理的国家性;二是以社会组织横向到边强化基层治理的社会性;三是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构建解决基层治理的“中间难题”。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逻辑理路、时代意蕴及实践探索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既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深刻体现与具体运用,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应然状态。唯物史观与传统民本思想双向互动的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经验凝练的历史逻辑和新时代社会治理问题导向的实践逻辑构成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理路。基于对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观照,其时代意蕴指向治理角色应人人有责、治理实践需人人尽责、治理成果归人人享有的三重内涵。在治理主体、治理制度和治理策略渐次递进的实践探索中,有必要在构建互嵌结构的共生逻辑、突出顶层设计的前瞻创新和彰显基层执行的精准有效三个方面体现其使命担当和应有作为。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行政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在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方面的体现,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归宿。行政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基层行政是国家治理回应公众需求的基本载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直接反映,是社会公众评价国家治理的关键依据。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晚清以来救亡图存以应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必然选择。街头官僚以及基层行政的现状,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基层行政领域留下的印记,也是基层行政承担其历史使命进行主动建构的历史结果。必须将顶层设计对街头官僚行动的社会功能期望加以转化,街头官僚行动理应具备维护法定权利、巩固正式制度、促进社会团结的现代价值取向。     

党“管”数据：基于政企数据权力演化的治理逻辑

数据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党“管”数据则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路径。而在数据资源的流动下发生着数据权力的动态演化,存在政企主体数据发展优势表现不同,且需平衡少数大型企业依托政府数据资源优势异化形成数据权力的利弊影响,呈现出党“管”数据的需求。基于此,本文将从静态视角和动态视角分析政企主体间数据权力的形成和异化,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别阐释党“管”数据的必要逻辑,进而探讨中国特色治理模式下党“管”数据的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党“管”数据是制度优势、组织架构和安全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规制政企数据权力动态异化的必然选择,并凝练出“1+4”治理路径,推进实现善治目标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位与路向北大核心

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指引。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方位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性决定的:一是基层治理在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结构中的基础地位;二是基层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即通过从中央到基层底部“纵向到底”的治理体系,将所有人都纳入国家组织体系中,并以为每个国民提供良好的服务获得国家认同。二是基层社会自我治理的现代化,即通过建立具有现代指向的“横向到边”的社会自我治理体系,促进社会成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三是在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中,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