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真正不作为犯基本问题研究

不真正不作为犯是指刑法条文没有将不作为表述为构成要件要素,但是行为人以不作为的形式实现的犯罪。不真正不作为犯基于作为义务产生。作为义务的形式来源为:法律规定的义务,职务、业务要求的义务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作为义务实质方面包括:作为的可能性、结果回避可能性及不作为与作为的等价性。不真正不作为犯与罪刑法定原则并无冲突。     

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

一定的作为义务的存在,是不作为犯罪的成立条件。作为义务的来源,影响着不作为犯的成立与否和范围大小。对于纯正的不作为犯,其范围自有刑法明文规定。而对于不纯正的不作为犯,探讨其作为义务来源尤显重要。一般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有四种:(一)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这里的“法律明文规定”是指其他法律规定的,且由刑法予以保护的义务。并不是所有的法定义务都能成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只有当违反这种作为义务的行为作为一种犯罪类型事先规定在刑法中,这种义务才是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如《婚姻法》规定了抚养义务,刑法同时…     

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及其着手之认定

不作为并非是"什么也不为",而是"没有为一定的行为",不作为犯的本质在于行为人未能履行特定的法律义务而构成的犯罪。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之认定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保证人义务的存在、保证人的不作为具有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和保证人具有作为的可能性。不作为犯的着手的时点应是: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的开始之时,或者是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持续至存在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之时。     

试析不真正不作为犯

不真正(不纯正)不作为犯是指以不作为的手段,实施通常由作为犯所能构成的犯罪。本文从大陆法系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研究入手,分析了不作为罚罪的义务来源以及不真正不作为犯和罪行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并对此提出自己的建议。     

身份犯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身份犯是指刑法规定的以行为人所具有的特定身份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或量刑情节的犯罪。身份犯不同于亲手犯和不作为犯,身份犯是以犯罪主体是否具有特定身份为标准对犯罪进行分类的结果,亲手犯是根据实行行为是否可以和主体相分离而对犯罪所作的一种分类,不作为犯则是以实行行为的表现形式为标准划分的一类犯罪,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

所谓不作为犯,是指行为人在能够履行其应尽义务而不履行时构成犯罪的情形.而作为义务之来源问题是不作为犯的核心,也是理解不作为犯的关键所在.本文将以刑法中作为义务之概述为起点,阐述作为义务的定义、性质等基本问题；然后介绍并评价不作为犯中作为义务来源的主要学说,进而对二元说进行提倡与论证,以期对此议题的深入探讨有所裨益.     

身份犯新论

身份犯是一类犯罪,并非指一类犯罪人。作为一类犯罪的身份犯,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实施犯罪的行为者在行为时所具有的刑法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刑法身份是指法律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或一定的单位附属条件。包括自然人刑法身份与单位刑法身份。类罪特征、主体特征和法律特征是身份犯的三个基本特征。身份犯除具有传统的分类以外,还可以分为自然人身份犯与单位身份犯、仅具备身份型身份犯与具备并利用身份型身份犯、明文规定式身份犯与暗含式身份犯等等。     

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构成要件类型及其适用

以往刑法理论对如何理解并适用不真正不作为犯问题的探讨 ,主要局限于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上 ,并导致不真正不作为犯与犯罪论体系和罪刑法定主义之间存在矛盾。从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看 ,不真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之未规定 ,属于立法者未能详细地描述出的构成要件要素 ,它需要法官在适用时根据法律解释原理予以补充 ,在构成要件构造上它属于开放性的 ,是一种与封闭的构成要件类型的作为犯具有相对意义及同等可罚性的犯罪类型。它与犯罪论体系以及罪刑法定主义之间均不存在矛盾。不真正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的未规定不属于法律漏洞 ,对之应以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适用之。     

共同过失犯初论

所谓共同过失犯是指 ,在具有共同注意义务的场合 ,二人以上的行为人由于过失违反自己的注意义务 ,共同引起基本内容相同的违法结果的一种犯罪形态。共同过失犯的成立 ,除了要具有共同犯罪的主体条件外 ,还必须符合一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同时 ,必须注意共同过失犯与“过失共同犯”的不同。     

论目的犯

一、目的犯的概念目的犯又称意图犯，是指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某种特定目的（或意图）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关于目的犯的概念，国内学者意见不一，大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说认为，目的犯是指法律规定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一定目的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①广义说则认为，目的犯并不以法律有规定为限，某些犯罪法律虽未明文规定要有某种特定目的才能构成，但从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上看，无此目的即无此罪，象这样一类犯罪仍不失为目的犯．②笔者赞成广义说．其一，从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来看，一般对犯罪构成要件的描述比较简括，一些条文往往对…     

论交通肇事犯罪人的特点及刑事责任

交通肇事犯罪人属于一般自然人主体,具有与传统犯罪人不同的性格特征,交通肇事犯罪人在主观上是过失心态。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加重处罚情形,交通肇事犯罪人的共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特殊处罚情形,交通肇事后行为人遗弃被害人的,应当按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处罚。应当从刑事立法、刑事政策、犯罪学理论三方面入手,加强对交通肇事犯罪人的预防和惩处,有效防止交通肇事罪的发生。     

注意规范保护目的与交通过失犯的成立

交通过失犯的本质应是结果回避义务,判断该义务之有无应以预见因果关系为内容的结果预见可能性为前提;注意规范保护目的是判断此种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理论,只有当行为人违反了注意规范保护目的而致损害法益结果发生时才能成立交通过失犯。注意规范保护目的是以作为刑法规范下位规则的交通法规为基础的可普遍适用于交通过失犯的判断标准,它属于交通过失犯中的违法要素,使用它无须通过客观归责理论。注意规范保护目的理论能合理限定交通过失犯的成立范围,有效克服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以交通事故责任书直接作为刑法上交通过失犯成立依据的不妥做法。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何以成为口袋罪

从道路交通秩序领域到市场经济秩序领域、公民个人权利领域、社会管理秩序领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触角已经越伸越长。从交通肇事到生产经营非食品原料、"碰瓷"、偷窨井盖,危险方法行为犯罪行为方式可谓五花八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越来越显示出口袋罪的特征。产生这一结果固然有罪名本身的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刑事政策的不合理解读,二是对于社会效果内容的片面阐释,三是无视罪名的确定性内容。其实质是忽视了政策与规范之间的关系,过分关注结果的危害性而淡化了行为规范内容和主观心态。只有在司法中切实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才不致使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为口袋罪。     

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

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应当立足于犯罪学的角度 ,而不应限于刑法学或者政治学的范围 ;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具有层次性和多样性的特征 ,而不应锁定为纯粹的政治性目的 ;恐怖主义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 ,个人不能成为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 ;恐怖主义犯罪的手段不限于传统的暴力范围 ,而是日益呈现出高科技化的发展趋势 ;恐怖主义犯罪的袭击目标是特定的 ,但受害对象却具有广泛和不确定的特征。恐怖主义犯罪与恐怖犯罪、政治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犯罪等相近概念之间的界限有必要加以明确。     

网络共同犯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网络空间中的共同犯罪,由于犯罪人之间往往是单纯的技术配合,彼此之间互不相识,甚至永生不会谋面,从而使该类犯罪在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上、网络单位犯罪与网络共同犯罪的区别上、共同犯罪的聚合形式上均产生了困难.犯罪方法和犯罪手段呈现出的网络化特征,使网络环境中的共同犯罪问题成为刑法理论急需给予关注并加以及时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计算机网络共同犯罪的含义及特点的分析入手,网络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网络单位犯罪问题网络聚合性犯罪的性质及其认定等几个方面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大数据视野下犯罪现场概念及其应用探讨

犯罪现场概念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化的概念.狭义的犯罪现场概念是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场所及载体.广义的犯罪现场概念是与犯罪行为有关的人、物、时、空存在及其内在联系的总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我们对犯罪现场广义概念的认知更加具有现实层面的应用意义.树立与大数据模式相应的犯罪现场观,通过各种与犯罪现场构成要素及其联系相关数据库的发掘与应用,可以带来侦查破案思维与工作模式的大变革.     

城市犯罪的移动空间盲区及其综合治理

移动空间的依托——公共交通工具,是城市人的活动发生空间位移时的主要运载体,对其犯罪盲区实施科学的综合治理是防控城市公共交通载体犯罪的有效途径.移动空间是一种很特殊的空间实体,存在许多犯罪盲区的致盲因素.对移动空间盲区实施综合治理,既要注重对所有类型移动空间盲区的共性对策,也要注重不同类型移动空间盲区的综合治理各有侧重.     

我国刑法应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

当下,交通肇事后肇事者逃逸现场的现象有增无减,这给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的刑法典对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进行独立的刑法评价,成立驾驶交通工具肇事逃逸罪。我国刑法典将逃逸行为依附于交通肇事罪,然而,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有自己独立的罪质,理应对其独立犯罪化。我国刑法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使逃逸行为脱离交通肇事罪,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     

Street Youth Crime: A Test of Control Balance Theory

Utilizing a sample of 400 homeless street youth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control balance plays in the generation of crime. Using vignettes designed to represent violent crime, serious property crime, and minor property crime, the paper tests whether these youths sense of control over their poverty, shelter, hunger and other living conditions influences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rime. Further, it examines how perceptions of risk and thrill, as well as deviant values, self‐control, deviant histories, and peer support impact on crime. Results indicate that both control deficits and control surpluses were related to assault and serious theft but not minor theft. Perceptions of thrill, deviant peers, deviant histories, and deviant values predicted violent and property crime, and perceptions of risk were related to the property offenses. Criminal peers also conditioned the impact of control surpluses and deficits on property offenses. Results are discussed in terms of future research and policy.     

共同过失犯罪行为理论研究——兼论行为理论的重构

两人或者两人以上基于相同的过失共同造成损害结果即为共同过失犯罪,但现有的共同犯罪理论和行为理论并不能合理解决这类行为的定罪量刑问题。重构行为理论,将行为理解为"行为人运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作用于特定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过程",过失共同犯罪就是行为人之间在相互利用对方行为之际,应当控制而没有控制,最终造成了实际损害结果,所以应当分别按照过失犯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