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与转换－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新发展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一直在发展之中，但已有的方法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其学科发展的要求和步伐，因此，新的研究方法对其来说是必要和关键的，我们提出实证诠释和转换的方法，把中国心理学史从过去的义理诠释推进到实证诠释，把挖掘的原则扩大到转换，从而使 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能更好地为现代人服务，同时，在心理学的方法论中，还可以起到促进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的作用。     

广义的诠释论与统一的心理学

广义诠释论认为实证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诠释 ,它是包含了实证研究的诠释论。统一的心理学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的研究模式 :传统的、狭义的诠释研究着重个案的、质化的分析 ,其目的是达到对具体的、个人的、临时的对话事件的理解 ;实证的诠释研究重在抽象、定量分析 ,以求作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推论和预测 ;广义的诠释研究综合以上两种研究策略 ,即对同一心理现象同时采取个案的、质化的和抽样的、量化的研究策略 ,既要具体的、个人的现象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又要科学的抽象、量化、推论与预测 ,既要避免个案研究的局限 ,又要防止实证的抽象推论造成的对人类经验的割裂和肢解     

中国心理学:何以可能? 如何建立?

西方科学心理学引入中国已愈百年,但百年来中国的心理学研究依然处在"心理学在中国"的阶段,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心理学"。所谓"中国心理学",即意味着拥有自己的心理学体系,这是当下中国心理学发展的紧迫需求。中国心理学何时出现难以判定,但是,蕴藏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中国传统心理学使中国心理学的建立具备了最大可能。通过"以西释中"和"以中释西"的心理学诠释,中国心理学必然能藉由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创造性转化而建立起来。     

中庸之可能与不可能：兼论中庸心理实证研究之困境

"中庸",东汉郑玄释之为"中和之为用也"。基于现代诠释可以认为,中庸是指日常生活为人处世中坚持善的原则运用恰当合理的方式并一以贯之的德行。中庸是至高的道德境界,也是处世的原则和方法,非至诚至仁大智大勇所不能为。然而对于多数人而言,中庸难以成为现实,因此只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属于应然的价值观念。中庸实践对于多数人的不可能性意味着,以大量样本为基础开展的中庸心理实证研究存在着严重的内在悖论,使得中庸心理实证研究并非真正的中庸心理学研究。中庸所具有的浓厚心理体验特性表明,合理的中庸心理研究唯有赖于心理学的质性研究途径。     

中国古代法律诠释传统形成的历史语境

中国古代存在着历史悠久的法律诠释传统 ,这一传统形成于汉代 ,与经学的发展时代相当。与西方的注释法学比 ,中国古代的法律诠释传统有其自身的特征 ,它取决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与学术发展的特点。本文运用解释学的观点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法律诠释传统形成的历史语境进行了研究。     

西方法学家的法律诠释观(上)

在西方,法律诠释学与法律诠释活动一样古老,尤其是近现代,西方法学家的法律诠释观更是丰富多彩.其中,萨维尼的法律诠释学说主要体现在他对法律诠释要素的揭示和论述上;哈特的理论创新和贡献则在于他把法律界定为是由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所构成的逻辑体系;德沃金却把法律称之为“诠释性概念”,这一命题表明,法律乃是通过人们、特别是法官的诠释而实现其生命的……     

西方法学家的法律诠释观(下)

在西方,法律诠释学与法律诠释活动一样古老,尤其是近现代,西方法学家的法律诠释观更是丰富多彩。……其中,哈贝马斯提出了对话性诠释理论,能够更好地体现出大众对法律的阅读和理解;波斯纳则不但解构了法律诠释的客观性,而且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解构了法律诠释本身(的有用性);费希却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分野,认为法律诠释的客观确定性在于“诠释共同体”成员们的公共制约和习惯;拉伦茨则提出了可接受的诠释。     

关联与互动：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文化品性探新

心理学研究方法是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心理学家一直关注和强调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工具属性,仅仅将其视为达成心理学研究的工具或者手段,这严重地窄化和局限了对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理解和认识,也会影响和局限到对心理学的认识.事实上,在心理学研究方法与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之间,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关联和互动.心理学研究方法除了具有作为技术支撑的工具属性以外,其文化品质还应该从与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关联和互动中,获得对研究方法全面而又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试析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结合的方法问题——兼论“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困境与改革

近30年前出版的中国心理学史教材,舍人文主义而取科学主义的心理学研究范式,形成了两种研究模式。一种以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概念体系作为挖掘与整合的主要框架,使得中国古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停留在外在逻辑水平。另一种是潘菽教授言传身行的科学性原则。潘菽避开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困境,认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否具有科学性,应该检验其是否合乎人的心理实际,是否有助于破解当代心理学的问题与提高心理学的科学性。中国心理学史的改革必须坚持潘菽教授的科学性原则,以开放的学科视角,兼容科学与人文范式,并蓄各种研究方法,才能发展出体现中国文化内在逻辑原则的心理学体系。     

论西方心理学史中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关系

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是两种科学研究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有与之对应的描述的方法和说明的方法,或者说是人本主义研究道路和物理主义研究道路。但一些人把这二者对立起来,这既同现象学、实证论的对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同对心理学对象的不同看法有关。即:现象学的心理学注重整体和直接经验描述,发展了人本主义研究道路;实证主义心理学注重实验和个别说明,发展了物理主义研究道路。应该辩证地看待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并系,将二者结合起来,以理论分析为体,以统计测量为用,二者相互包含,相互补充。     

精神性: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结合的对象问题

近30年前出版的中国心理学史教材,舍人文主义而取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使得中国古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悖论:一方面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源自完全与西方科学文化异质的伦理文化,另一方面却坚持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模型.潘菽教授避开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困境,提出了判断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方法——“一致性原则”,即检验该思想是否合乎人的心理实际.西方心理学一向重视研究认知,而不重视情感的研究.现代西方心理学开始大力研究以情感为核心的精神心理活动,这个转向为解决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结合的对象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诠释与解析

1987年,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WECD的成员们,把经过4年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CommonFuture)提交联合国大会。以此为标志,“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便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但从沿革来看,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形成差不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这半个世纪也是人类对发展的原则、意义、目标以及对自身发展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作深入思考并渐晓真谛的关键时期。本文试图从发展沿革、概念比较、内涵诠释、理论分析、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修正以及自身的发展创新和与时俱进等多个角度对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了一些研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决定了它势必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界、理论界对其空前的重视和认真思考,对于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势必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诠释法律的主观性及其原因

法律诠释必然具有主观性。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法律是人们对事物关系的客观性认识的产物,这一认识必然夹杂了人的主观性;另一方面,法律的自身是不同利益主体妥协的产物,法律中本身包含着主体的主观需求;再一方面,诠释法律的读者总是带着其前见进入诠释的,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     

论后现代心理学的定位与理论存疑

后现代心理学冲击着现代心理学，并试图实现对它的超越。只要我们考察后现代心理学与现代心理学的关系，就会发现从现代心理学到后现代心理学并非一种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换，两者之间的连贯性超过它们之间的断层性，后现代心理学要求我们寻求包括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在内的更多理性内涵。后现代心理学挑战了实证方法的霸权，批驳了价值中立的神话，强调了理论的实用价值。在看到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使我们保留着理论上的疑问。     

论法律科学中的解释与诠释

本文运用语义学和语用学知识分析了法律科学中的解释和诠释概念。文章认为:法律只能被解释而不能被诠释;在法律科学中,解释是法律方法,诠释是法学方法;解释是语义域概念,诠释是语用域概念;解释是客观性范畴,诠释是主观性范畴。     

论实证主义界域的数学心理观

作为“主义”的实证论应该被人们所唾弃，但是，作为方法的实证研究依然具有时代的生命力。为了实现科学的有效实证，从孔德到马赫、再到卡尔纳普等三代实证主义，在人类心理的数学属性问题上克服了黑格尔时代之前的朦胧与局限，展现出扬弃与继承的从含混到明晰、从矛盾到统一的数学心理观思想与体系。纵观实证主义的发展历程，应该承认实证主义界域下的数学心理观思想沾染着历史的尘迹，但是，面对百年隆昌的心理实证研究，它的实证方法与探索精神依然能为人们探寻人类心理的数学属性提供丰富的营养，并为当代实证心理学、脑科学、认知科学重新审视浩繁而庞杂的心理学实证资料掀开全新的视野。     

政府在提升公民幸福感上大有可为

虽然幸福观已经有了二千多年曲折的发展历程，但是把幸福看作是我们人生的终点和目标的现代幸福观只有大约两百年的历史（麦马翁，2011：320）。而关于幸福的实证研究则只有更短的历史。在过去三四十年时间里，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已经积累了不少关于幸福的实证研究。博柯的这本书以这些实证研究为基础，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政府与公民幸福的关系。     

民商法在中国古代法中的地位和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存在规范意义上的民商法,中国古代民商法是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封建保守法律体系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其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一直处于从属与次要的地位,民商法典始终没有从刑法典中独立出来,并且,民法与商法规范也是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中国古代民商法律规范经历了一个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民刑不分到民刑有分,从相对分散到相对集中的发展历程.     

苦心急转弯

问：身份证掉了，怎么加答：掉了到公安局补呀。但是，为什么不是：捡起来呗？掉了，可能是“丢’了，也可能只是“掉”了而已。把“掉”了想当然地理解成‘l丢”了这就是我们的过度诠释，并自然地引发过度反应。     

从文化诘难到制度反思——清代《论语》诠释发展进程论

清代《论语》诠释在经学发展与社会变迁、学术嬗变与文化推演的互动建构中,跌宕起伏、气象纷呈。清初之《论语》诠释在诘难宋学空疏、批判王学狂禅、申讨佛老杂糅三个层面展开。至晚清,则转型为变法改制的呼唤、腐朽制度的抨击、西方制度的移植三个方面。清中期之《论语》诠释看似与前后疏离,实有内在关联。其在初期文化反思的浪潮中"节节复古",促成了考据学的繁盛,又为后期的制度反思提供了学理依据。清代《论语》诠释的断续裂变过程,充分说明学术发展既有自身的独特规律,又与社会发展、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其对当下文化发展及制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