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与法典体例——张晋藩教授“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理论述评

20世纪 30年代以来 ,法律史学者在总结传统的中华法系的特点时 ,提出了“诸法合体 ,民刑不分”的观点 ,影响了半个世纪。从中国古代法典的编纂体例与结构来说 ,刑事、民事与行政等法律规范被混编于国家的同一基本法典里 ,不同的法律规范并没有编纂为各自独立的法典 ,因而诸法律规范是合为一体的———在国家基本律典这一载体中 ,民事、刑事法律规范的确是不分的。而且 ,中国传统法律中刑事法律的发达和刑事调整手段的泛化 ,无疑挤压了民事法律的生存空间 ,更加深了“民刑不分”的印象。但是 ,由此而得出“中国古代只有刑法 ,没有民法”的结…     

探讨民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发展历程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在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民商法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应运而生的.民商法是权力法,对规范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它的出现为市场活动者的经营资格提供了保证,为我国依法治国提供了依据.本文就民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发展历程做了详细的论述.     

简论"刑"与中国上古法律

"刑"字在中国古代法律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它不同于现代部门法中的刑法。刑的本义是处死,后泛指五刑之属;又与型相通,借指规范与标准;而随着上古法律的发展,刑又指法典、刑书。刑字的意义包含了上古法律的发展历程以及人们早期的法治观念。     

当代经济下我国民商法的发展初探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民商法作为市场法律规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中，民商法作为基础性的制度，直接反应了经济需求与社会的动态发展状况。但是，民商法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就会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相应的作用。本文通过论述当代经济下我国民商法发展的理论基础以及本质价值，对民商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策略进行分析，并对民商法的未来发展进行探索。     

我国民商法的制度完善与发展

在我国的国家法律体系中,民商法占据着主导位置,对整个国家的法制建设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但是在法律建设方面,民商法却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所以,我国当前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加快民商法的建设,使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本文首先介绍了民商法的涵盖范畴和发展现状,然后分析了我国民商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使我国的民商法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民有私约如律令”考

传统法学理论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进而否认中国古代民法的存在。从“民有私约如律令”这一合同习语出发,广罗相关历史资料和学术研究资料,系统考察了“民有私约如律令”的语词渊源和作为其主要载体的中国古代“地券”的概念内涵、外延、法律属性及其与土地买卖契约的关系后发现:在中国古代,民间私契在当事人之间的效力等同于官府律令的效力之理念,由来已久;民间长期存在着与官府律令相对应的,以意思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民事习惯法;中国古代民法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有其独到之处,即通过对公权力的界定来给出私权活动的范围,以正律仅仅作为一种民事活动底线的最基本的要求,而在实定性的私法体系外设想和构筑民事法律秩序。     

中国古代自由刑的表现形式和历史沿革

在中国古代自由刑的沿革过程中,有三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时期,分别是西周、秦和汉初与隋唐.三个时期自由刑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西周时期表现为圜土刑、嘉石刑和肉刑后的劳役刑.秦和汉初表现为劳役刑体系.隋唐表现为徒刑.自由刑的沿革过程是,西周时期的两种劳役刑在发展中合流并逐步战胜肉刑,到秦和汉初时形成以劳役刑为主刑、肉刑为附加刑的劳役刑体系.此后又逐步摆脱肉刑的纠缠,到隋唐时期衍变成徒刑.唐以后各代的自由刑制度都沿承唐制.     

论中国民商法律文化的培育与发展

论中国民商法律文化的培育与发展●李本森一、我国民商法律文化的发展现状中国古代没有一部民法典，更谈不上商法典了，民商法律文化极不发达。直到清末修律，西方民商法律观念才开始被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民律》、《公司律》、《破产律》等民商法律相继被制订出...     

走向现代刑法:违法性认识的规范展开

在"刑民不分"的前现代法律中,"不知法不免责"之"法",主要是伦理法、民商法,"责"则主要是采客观归责的侵权责任。而在"刑民有别"的现代法律中,由"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法益保护和不法制裁的部门法层级结构和比例分配所决定,客观构成要件中的规范要素以前置法的规范评价为核心,相应地,行为之前置法不法性认识乃主观构成要件的必备要素。是故,违法性认识错误实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的违法性认识错误,仅指前置法不法性认识错误,系事实错误范畴;广义的违法性认识错误,则指传统的刑事违法性认识错误,系法律错误范畴。前者决定故意的有无,后者影响责任的轻重。实践中,两者均得或者依据裁判规则进行推论,或者运用刑事推定进行认定。     

论中国古代礼刑互动关系

礼与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种主要社会规范。本文从礼刑互动交融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的礼刑结合过程及其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礼刑结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一发展过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礼刑结合的实质是反映封建等级特权政治关系和封建宗法血缘家族关系的等级性社会秩序的法律化和制度化     

论犯罪故意程度的划分及其法律价值

犯罪故意不仅有类型之分,而且有程度之分;我国刑法学界对此缺乏探讨,不利于此领域研究的深人发展.国外同仁的探讨,虽然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但仍有失偏颇.依据故意心理态度形成过程中的自觉性/独立性状况,犯罪故意程度可划分为主动故意、被动故意和被迫故意三个程度递减的层次,这种划分具有重要的司法价值和立法价值,体现了罪责刑相统一的法治精神,有利于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对我国刑法相关规定的理论探讨.     

职务侵权民事责任若干问题探讨

国家赔偿属于民事责任中的职务侵权民事责任,国家赔偿法应当在赔偿范围、归责原则等方面作必要的修改。民法通则关于职务侵权民事责任的规定极少,且极为原则,现有的民法典草案也未作系统、全面的规定,建议增加相关条款。     

刑法中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后果并列与分别规定之利弊分析

在我国刑法中 ,经常有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并列作为某种法定刑适用对象的情况。这样的立法规定是不合理的。其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 :虽然在无穷的犯罪具体损害形态与有限的几种刑罚之间对应靠的是社会价值的调整 ,但在现代社会凸显人之生命价值的观念下 ,人的生命无论如何也难于与财产损失相对等 ;将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相并列作为适用死刑与自由刑相并列之法定刑的依据 ,具有实质的不合理性。因此 ,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不能适用相同的法定刑 ,而应分别规定。为了使这样的分别规定具有合理性 ,在法定刑之不同罪刑阶段之间应该采用交叉式而不是衔接式。     

精神分裂症者凶杀行为特征与其刑事责任能力相关性

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者凶杀行为特征及影响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因素。方法自制调查表收集并比较经司法鉴定为具有凶杀行为的精神分裂症嫌疑人(n=110)与具有凶杀行为的无精神病者(n=70)的一般人口学资料、临床资料、作案行为特征、刑事责任能力等指标,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探讨影响精神分裂症嫌疑人刑事责任能力的相关因素。结果精神分裂症组和无精神病组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态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在案发前思维障碍、情绪状态、社会功能等疾病相关因素方面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并在攻击行为史、作案先兆、诱因、预谋、作案动机、作案对象、环境辨认、自我保护等一些与案情有关的特点上存在差异(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精神分裂症组的刑事责任能力与案发前思维障碍、情绪状态、社会功能、动机、预谋、自我保护性等因素有关(P0.05)。结论为提高对具有凶杀行为的精神分裂症嫌疑人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准确性,应综合考虑相关精神病理因素及作案特征的影响。     

《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一)项适用之探讨

在国家不承担刑事赔偿责任的六种法定情形中,对于《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一)项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导致法律适用不一。以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为基础,探求刑事诉讼各阶段“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与刑事赔偿的关系,进而对《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一)项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提出司法与立法建议。     

具有凶杀行为的抑郁症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作案特征对比

目的探讨抑郁症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凶杀行为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作案特征。方法将具有凶杀行为的抑郁症(抑郁发作)患者为研究组,共40例;随机抽取具有凶杀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为对照组,共50例。自制调查表收集两组的一般人口学资料、作案特征等相关数据,并进行比较。结果研究组和对照组的年龄、接受教育时间、职业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被害对象多为子女和父母,在杀人后多有自杀行为(70%),凶杀原因以扩大性和间接性自杀为主,以往多有自杀未遂(85%)。研究组以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者为主(70%),对照组以无刑事责任能力者为主(56%)。除案发地点外,其他作案特征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抑郁症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凶杀行为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作案特征存在不同,精神病司法鉴定中应需在鉴别诊断时加以考虑。     

论民法总则与婚姻法的协调立法*--宏观涵摄与微观留白

在肯认婚姻法属于民法典组成部分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婚姻法与民法总则之间的内在逻辑,辨析婚姻法律制度与民法总则具体制度之间的同异,以期应用于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在意旨上,民法总则通过界定调整对象、规定基本原则和阐释价值理念对婚姻法进行涵摄和指引。在体例上,身份法与人格法的分离是民法总则得以构建的重要前提,而身份法与财产法之间的实质性差异也决定了婚姻法的独立自洽是必然的。整体而言,两者的协调立法,需要民法总则有自省式的定位,而婚姻法则有选择性的出位。就条文设计而言,民法总则在界定调整对象、规定基本原则时应充分考虑婚姻法的制度特性和立法诉求。     

雇主替代责任在我国未来侵权法中的地位

雇主替代责任是指雇主就其雇员于职责范围内实施的侵权行为对受害人承担的侵权责任。两大法系国家侵权法都对雇主替代责任作出了规定,我国民法通则没有规定雇主承担的替代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司法解释虽然规定了雇主替代责任,但其规定存在严重问题,违反了两大法系国家雇主替代责任的基本精神,无法适用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受害人保护不力。我国未来侵权法应当借鉴两大法系国家雇主替代责任方面的成功经验,对雇主替代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制逻辑与适用路径——以《民法典》与“医事法”的协调为视角

为推进对《民法典》的规范阐释,促使其与医事法的衔接、互补,应对"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制逻辑与适用路径进行明晰。"医疗损害责任"整体延续了《侵权责任法》的概念体系和框架结构,在说明义务、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构成等方面加以创新。其作为《民法典》的具体规范,对总则编之规定予以遵从,是侵权责任编一般规定的特别法;其作为医事法的基本范畴,处于上位效力层级之中,与其他规范条文形成条件关系和并列关系。鉴于此,应遵循"从民法典到医事法"的适用路径,藉由内外在规范的自足与互助,明确规范条文之间的内在关联,实现规范概念的阐明和规范内涵的拓补,以推动《民法典》相关规则的贯彻实施,促进我国医事法学的蓬勃发展。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解读

《刑法》第388条之一是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该法条来源于《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之增设性规定,旨在从严预防和惩治贿赂犯罪。尤其是针对以往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和他们的"身边人"等)索取或收受贿赂后因惩处缺位而借以逃脱法律制裁的状况,立法上作出了相应的改进。然而,在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罪名后,必须考虑其与原有的贿赂犯罪罪刑体系如何衔接与协调,特别是有必要对该罪的罪名确定、主体范围、行为特征以及司法适用等问题进行深刻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