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演变、转型趋向与有效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历史性改变,表现为以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化为主线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完善、以资源流动转向为标志的城乡关系的改善、以问题为导向的农村改革梯级深化、以农民分化和组织重构为特征的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等。这种背景变化使我国乡村治理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转型趋向,主要表现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治理有效"导向、注重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加强城乡治理资源统合运用、突出文化引领与"三治"结合等。为适应背景变化和转型趋向,我国乡村治理必须要塑造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有效协同共治格局、全面加强乡村治理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大力提高农村民生改善精准性和实效性、统合运用城乡治理资源、着力提高文化引领和"三治"结合水平。     

基于府际治理的长三角流域环境有效治理研究

区域环境合作治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产物.目前,长三角的区域环境污染、特别是跨界环境污染已非常突出.研究发现当前长三角环境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区域公共治理的"囚徒困境"和现有行政体制的分割.解决其问题的主要思路是强化区域合作观念、加强网络治理、丰富区域环境治理的社会资本、建立和完善区域环境联合治理机制、建立制度化的组织机构、建立法律化的合作行为.     

助推式耦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效能互促——基于C市Y区“党建联合体”的分析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加强基层党建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有效模式，如何破解其中存在的问题并优化这种引领关系是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工作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助推式耦合”以治理需求为指向，通过调控党建介入的精准性和介入度，实现党建引领与治理需求的“供需适配”,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效能互促。“助推式耦合”引领模式通过党建的目标、组织、机制建设及党建互动，契合了基层治理对动力、网络、机制和信任等方面的需求，实现了引领的精准性，通过目标设定权下移、主体自发联建、机制同构及互动的约束规范等刚柔相济的灵活方式，实现了党建引领的适度介入，确保了对基层治理的有效助推。“助推式耦合”的机理在于执政党权威是“助推式耦合”的根本保障、党建介入的灵活性是“助推式耦合”双重提效的关键、自发秩序是“助推式耦合”运行的基本遵循、精准性和介入度是“助推式耦合”的目标指向。     

“超越平台”:数字化协同的创新模式及其突破——基于“小河网驿”的经验观察北大核心

平台型治理因通过联结多边公共平台,从而促进多主体协作创新与合作共治而备受关注。然而,平台型治理较为关注多边公共平台的网络整合,而忽视整合后组织结构调适和运行机制创新,高效协同治理的实践效能不彰。基于“小河网驿”公共平台的深度考察,挖掘数字化协同的新模式及其运行逻辑。可见,数字化协同通过价值引导、功能协调、政策反馈、考评监督等方式,突破了平台型治理的既有局限,推动了治理价值的共识重塑、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以及治理机制的长效运作,实现了平台技术与协同共治相结合。为促进多边协同互动与治理持续创新,需打破传统治理领域界限,兼顾主体价值共创与平台技术应用,以适应数字化治理发展的新需求。     

政府治理视域下思辨式公众参与路径优化

思辨式公众参与政府治理可增强政府治理能力,强化政府治理的责任感,提升政府治理的效率和效能。实践中,我国思辨式公众参与政府治理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政府与公众的协商合作理念尚未成熟、公众监督行政机关的体制机制不完善、政府治理中的思辨式公众参与效能评价体系不健全等。为此,政府治理主体应协调行政组织意识和公众个人利益认知间的关系,从立法层面规范思辨式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相关规则,建立健全思辨式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的效能评价体系,以提升思辨式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的效率和效能。     

协同治理与廉政治理现代化:基于深圳前海廉政监督局的研究

廉政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保障和动力机制,推进廉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多方监督力量的共同参与和协调配合。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协同治理理论为廉政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深圳市前海廉政监督局从廉政主体协同、过程协同、要素协同、技术协同四个维度形成了廉政协同治理模式。这一创新探索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如何发挥纪委监委专责监督作用

2020年1月13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这次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纪委监委的专责监督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统筹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要继续健全制度、完善体系,使监督体系契合党的领导体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新时代党内监督体制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得到深化,"四个伟大"的提出更是集中揭示了我们党正在做的事情和将要做的事情,集中概括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担当。面对时代赋予的重任,加强党的建设是全党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加强党的建设首先就是管好领导干部,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这对党内监督体制提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新时代党内监督的协同治理、新时代党内监督职能机构的整合、新时代党内监督强调"两个责任"、新时代党内监督推进"两个全覆盖"是党内监督体制的创新途径。     

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机理探析--基于结构—资源—效能的视角

在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以简约高效为目标,协同基层政府、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力量,统筹利用好各种资源。据此,可以运用“结构—资源—效能”框架分析我国场景下社区治理效能提升机理。“结构调适”“资源增加和利用”与“效能提升”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简要概括为:治理重心下移推动治理结构转型,通过治理结构的调整使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承接体制内资源以及体制外社会资源、群众资源等资源汇入的中心,在这一基础上基层政府再对社区赋权增能,激发社区自主治理动能,促使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高效、自主、积极使用既有资源进一步提升治理成效。     

迁西县:“智慧纪检”助力正风反腐

正迁西县纪委监委从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入手,积极探索创建"栗乡清风信息监督平台",运用信息化技术,将纪检监察监督、群众监督与"大数据"监督深度融合,形成一张无形的全域治理监督网。依托互联网,平台网站设置了低保查询、危房改造查询、项目招投标查询、老龄补贴查询等专栏。集合数据统计、比对、分析、预警、查询(举报)五项功能,能够对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开展资金、项目、物资、决策、权力(人)多元监督分析,真正将智慧效能转化为治理效能     

多视角下的 公务员身份认同解构及规范

公务员的身份认同影响着其工作心态和工作效能,进而对国家治理效能有重要影响。需要以市场手段打破体制藩篱,使其形成为民服务的职业认同;以道德和监督关紧权力的笼子,使其形成平等自律的阶层认同;以思想政治教育坚定政治站位,使其形成立场正确的政治认同;以"行政人"属性综合利益诉求,使其形成公私平衡的利益认同,从而进一步激发公务员的工作效能,进而提升国家整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中国共产党对党内监督的探索——以党的十八大为起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过程中,不断探索强化党内监督的有效途径,提出了一系列监督新举措。党内监督路径上"嵌入"与"协同"相互配合;党内监督策略上辩证分析"治标"与"治本"的关系;党内监督内涵上突出纪律、规矩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党内监督效能上强调改革和调整监督机构设置,巡视和派驻相结合,加强纪检机关自我监督;党内监督要素上从党章和领导干部入手,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抓好监督实践;党内监督制度上明确了保障性、系统性、可操作性、严肃性和权威性等价值取向,有力地指导了新形势下党内监督的实践创新。     

论我国基层治理权力与责任体制机制的优化

某些基层党政一把手的作风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从严治党的要求之间仍然存有一定距离。我国基层党政一把手权力配置和考核体制机制上存在的"三多三少"及其所形成的特殊权力机制,在一定限度上扭曲了基层一把手的主政和治理行为。为了加强对基层一把手的管理监督,除了进一步强化思想教育手段之外,尤其需要优化基层一把手主政和治政的体制和机制,理顺关系,科学合理配置权力与责任,合理考核基层一把手的政绩。     

推进社会治理主体协同的制度化建设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社会治理主体合作共治,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需要推进社会治理主体协同的制度化建设。一、完善社会治理的党委领导体制     

数字赋能村级小微权力监督的理论解释——兼论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数字化转型

农村基层权力监督体系建构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命题和学术命题。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必须具备五个方面的要素，即制度约束、外部监督、民主参与、权力制衡和协同治理。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作为基层公权力运行与监督模式的典型，在制度设计和运作模式中具备并加强了这五个方面的要素。浙江省作为基层公权力监督改革的试点省份，正在推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数字化转型克服了线下运作中的制度缺乏刚性、信息不对称等弊端，提升了制度运行刚性、外部控权力度、民主参与效能、权力制衡韧性和权力监督合力，从而提升了监督效能。     

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效能体现在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科研领域中协同攻关的能力,以及不断提高完善自身体制机制的能力;同时,表现在科学决策能力、平衡政府与社会主体参与能力。疫情防控的具体实践推动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方式向精准化发展。     

论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制度特色、功能优势与实践路径

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是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所发挥的协商治理意义上的建设性民主监督,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特色,而且在国家治理中具有突出的功能优势。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作为政协民主监督职能在新时代的新定位,既彰显了统一战线鲜明的政治性特色,也凸显了新型政党制度内在的一致性特色,还体现了协商民主广泛的包容性特色。同时,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制度化发展具有一系列突出的功能优势,既具有增进政治共识的政治优势,也能够发挥协同合作的治理优势,还拥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实效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充分彰显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制度特色和功能优势,就需要基于统一战线组织发挥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政治效能,依托专门协商机构提升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治理效能,聚焦人民群众福祉精准调研协商,提高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实效性。新时代,人民政协的协商式监督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握民主实质,注重实效原则。     

系统权变视域下数字政府治理结构演进分析

党组织、政府部门、公益部门、私营部门和公民都是数字政府治理主体,政府部门在传统治理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数字政府治理结构的演进包含5个环节,这一演进有助于推进理论创新、优化政治生态、加快数字政府治理进程并同时规避"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其具有革新性、目的性、开放性、整体性和形式差异性等特征,演进趋向是建立系统权变治理结构。数字政府治理结构演进的动因存在于治理组织内部和外部,这一演进面临一些困难:现存治理结构适应者的反对;部分人员对系统权变治理结构的成效存在质疑;治理主体之间有待进一步强化协同效能;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有待进一步提高交流效能。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成因分析,能够发现推进数字政府治理结构演进的途径。     

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融合发展

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水平,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密切相关,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构建多元治理的结构,增强民众参与的效能感,创设协作发展的机制,营造和谐发展的氛围,推进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发展,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协同治理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治理理论，要求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服务多元治理程度过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是：强化公众服务导向的协同治理理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协同治理方式；培育社会自治力量的协同治理组织；确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协同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