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体制匹配精准性研究——以山西临汾环境数据造假案为例

促进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中多元主体行动与体制匹配精准性是提升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效能的关键。但治理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有限参与、虚假结果导向、监督缺位及考核不适用等因素的影响,使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体制匹配呈现失准状态。为精准匹配体制,提高区域环境治理的效能,要理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与体制匹配精准性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评估体制引入大数据支持、健全多层考核体制、构建监督网络及发挥法律的规制作用等方面综合施策,以打通体制匹配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间的"梗阻"。     

论区域公共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与合作

区域公共治理要实现对区域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关键在于建立区域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参与网络,使区域利益相关者通过面对面协商,增进共识,消除分歧,合作互动,以共同解决区域公共问题.这就要求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公民有组织地参与区域治理;建立社区合作网络,加强公民基层参与;推行区域政务公开制度,使多元主体在信任的基础上相互协商,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互相依赖,进行合作.     

区域生态合作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各行政区域和生态区域合作联动的整体系统性建设.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确立区域统筹协调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优化的共同体意识,通过体制和机制的不断创新,建立多元联动的区域生态合作治理机制,采取区域生态合作治理行动,才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实效.     

论东北亚区域的地区治理

地区治理在满足和增进东北亚地区共同利益方面具有广泛的需求与动力.东北亚能否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地区治理问题上达成共识,必须要以经济合作的效应来定.多边合作模式将是东北亚地区治理的主要模式.东北亚地区治理可以从短期、中期与长期三个阶段推进.未来的东北亚可以在政治、安全领域进行合作,而且这种合作可以进一步深化至制度层面.为此应当推动中日韩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各国的"产官学"全方位合作机制的形成,推动设立区域内政治、商务与安全论坛.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中政府合作治理模式及路径选择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遵循"以行政区为域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以经济区域为域的区域合作治理机制建立→新型扁平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善治目标实现"的路径。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了东部沿海经济区域治理模式的变革,而当前日益深入的由东向西的区际产业转移为我国西部地区区域管理制度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东西部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以及区域主体偏好差异成为影响西部承接地政府间合作治理模式选择的主要制约因素,以西部地区三个典型区域为代表,分析了三种不同的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并从政府、市场、第三部门间的关系协调,完善西部地方政府合作治理的途径以及合作的良好制度环境的构建这三个层面分析了实现西部承接地政府间合作治理的具体路径。     

民族自治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索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针对"社会发展不充分"问题的靶向消解。民族自治区域由于复杂且特殊的发展情况,就必须把握当前社会治理创新的两个基本趋势:从集权到控权再到合作、从管理到治理再到善治;对民族自治区域社会治理的理念、手段及形态进行整体上的"适应性调整",具体而言:民族自治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应该包含"元治理"的治理理念、"网络化"的治理转型及"可视化"的治理形态。     

从城市群发展谈区域污染协同防治

大气污染区域协同治理的常态化,区域环境治理法规体系的具体化,环境污染联防联治的实时化,区域协同治理检查评估的经常化,是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明显提升的成功做法和宝贵经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还需治本之策,根本在于实现最优配置策略,采取相对最小成本的区域污染防治战略,实现区域环境治理的制度化机制化。     

城市常态化治理的路径选择

现阶段,城市交通堵塞、综合治安难、环境污染、雾霾、看病难、食品安全等一系列"城市病"越来越明显。常态化治理是前置处理社会矛盾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是治理"城市病"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和创新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实现城市常态化治理,要以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为根本,突出理顺城市常态化治理体制;以保证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为着力点,科学规划城市发展;以树立法治思维为重点,实现城市管理法治化;前置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建立以预防为主的源头治理模式;以"互联网+"为平台,提高城市常态化治理智慧化水平。     

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关键部分。目前,我国地方治理现代化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模式、治理能力等方面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为此,要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必须从更新治理理念、优化治理结构、完善治理模式、创新治理方式和提升治理能力等方面着手,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善治";建立协商民主型治理结构;建立"分权—合作"型治理模式;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治理科学化;通过制度创新提升危机防控能力。     

基于府际治理的长三角流域环境有效治理研究

府际治理是在府际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其主要是打破传统的区域层级观念，建立强调权力或资源相互依赖、开放和合作的新地方主义和一种健康和谐的公共组织关系。府际治理意味着治道思维的变革，它合理规范府际竞争和府际冲突，以相互依赖和伙伴关系为新理念，这种伙伴关系不仅指横向的同级地方政府间的伙伴关系，还包括上下级地方政府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伙伴关系，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治理机制及其失灵

治理不善限制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合作社的性质决定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建立一个良好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治理,需要在遵循合作社性质的前提下,处理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民主控制与专业化管理之间的关系以及成本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成员与董事之间的委托代理机制,因而这一委托代理机制也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最重要的治理机制.由于其合作社性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委托代理机制存在诸多缺陷.     

合作治理视域下的政府转型与职能实现

20世纪中后期,社会风险度的骤增和危机事件的频发,预示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呼唤着建立起一种基于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相较于以控制导向和集权导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传统治理模式,合作治理要求多元治理主体平等地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类型将会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深刻转型,服务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将不会沿用管理主义的控制导向,而是建立起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引导社会力量合作地参与社会治理。政府引导合作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工具的创新,尤其是有效地运用平台建设和服务支持等新型治理工具。     

交易费用视角下沈阳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区府际合作机制比较

府际合作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在交易费用的视角下,比较沈阳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区的府际合作机制,能够帮助决策者制定良好的府际合作治理结构,以便促进府际合作的良性发展,提高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旅游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的边界问题——以长三角地区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建设为例

文章阐述了区域旅游产业集群的必然性及形成过程中存在的诸多边界问题,并以长三角地区（江浙沪）区域旅游产业集群中的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建设为例,针对长三角地区旅游信息咨询中心建设中存在的边界问题,从国家及地区层面提出了对策性建议：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参与型的旅游信息中心运行体制;在区域层面建立统一的旅游咨询信息数据库和可操作平台;在区域层面,乃至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文字标识及旅游咨询热线等。进而来阐述区域旅游合作中边界治理的价值和意义。     

区域治理视野下的架构再造——以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为对象的分析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行政区治理模式面临着现实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已经不适应园区快速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园区多种风险叠合,多种公共问题杂合、难以提供即时持续的管理服务等,因此,必须加以调整.从所面临公共问题的跨区域性、治理理念的适应性、政府组织架构的对应性等方面考虑,奥林匹克公园由“行政区治理”模式调整为“区域治理”模式具有可行性.根据区域治理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奥林匹克公园应当从公共组织结构再造、公共组织职能重塑、搭建合作治理平台等方面调整和完善管理服务体制机制.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海洋治理研究

海洋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重要空间和平台,海洋治理也成为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是海洋国际合作的战略支点。海洋治理既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重要内容,也是核心区的基本保障和发展动力,对于打造蓝色经济引擎、推进区域海洋合作、维护海洋权益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我们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海洋治理的理念滞后,推进缓慢。文章从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海洋治理的内涵与目标出发,系统剖析了海洋治理地位与主要问题,从海洋治理困境的问题导向出发,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要全面提升海洋治理能力、创新治理体制机制、发挥海洋智库作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海洋治理网络中心等对策建议。     

农村基层治理要取得更大突破

<正>农村基层治理问题始终是巩固党执政合法性并促进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农村基层治理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到体制创新、组织创新、文化创新、社会公平和人的进步,是当前推进破解"三农"问题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表现为乡镇政府能力现代化及其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合作治理能力的同步现代化。     

公共危机视阈中的政府治理

公共危机削弱了政府合法性基础,对传统官僚制"统治"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治理和善治理念倡导政府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与合作,以公民参与为内在特征和本质要求.它有助于政府化解公共危机,提升政治合法性,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基于"积极公民"和"积极政府"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是实现善治,建设合法性、法治化、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政府的有效路径.     

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生成逻辑与基本形态

社会治理的本质问题是由谁治理、如何治理,实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反映。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当前对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强调,更多地是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和冲突频发而引致的一种"倒逼性"应对,其背后体现的是重视社会稳定的执政逻辑,因此形成了"协同党政社民"社会治理的理想形态与"大维稳+小自主"的现实形态。而在面对社会转型的复杂结构调整和社会风险的不确定因素时,这两种形态都难以积极回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社会治理正呈现出国家权力有选择性地与社会进行合作治理的趋势,但这种合作治理仍然是受国家权力主导和控制的。     

水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合作路径研究——基于H市“治水五人组”的分析

水污染是我国着力解决的环境问题,整合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治理水污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政社合作治理水污染面临着多重困境。文章构建囊括"合作意愿—合作能力—合作行为"的分析框架,通过剖析H市"治水五人组"实践,探究水污染治理领域政社合作的实现路径。目标一致和资源依赖推动了"治水五人组"成员形成合作意愿,而制度与培训双重供给促使合作双方具有合作能力,合作行为则表现为日常巡河、河长固定活动日、河长论坛。要实现水污染治理的政社合作,应当促进合作双方对合作目标的高度认同,赋予社会公众合作身份且提供能力培训,形成以信息技术和会议活动为载体的合作行为,并推动合作双方建立增效式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