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行政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之路径选择——兼论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依法行政方略

公安行政执法权力的良好运行需要以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公安行政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在"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背景下,实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公安行政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整体框架并未搭建,具体规则亦有很大欠缺。应统一行政瑕疵证据的认定和补正规则,以完善公安行政非法证据制度体系。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为内容建立明确的行政执法非法证据排除体系。将自由心证规则引入行政法领域。     

论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的司法控制

公安刑事侦查行为不受法院司法审查的制度存在两个弊端:一是人民检察院监督不力,二是刑事侦查行为与行政行为的界限模糊,为公安机关逃避司法审查提供借口。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应当在刑事侦查行为中引入司法审查制度,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应全面体现在侦查活动的整个过程中。     

试论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司法审查的法律适用若干问题

对与国际贸易有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确保世贸组织规则在各成员方有效实施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文结合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阐述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应如何适用国际条约、WTO规则等法律问题。     

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

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各国政治体制中分权制衡原则的具体体现 ,也是司法监督行政权的重要方式 ,然而我国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我们应当从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角度论述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探求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和健全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对策。     

城管暴力执法成因分析

社会学法学家弗里德曼在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观察法律制度时,认为法律制度不过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各种被公认为是法律制度的次要制度的综合物。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目前主要是指在城市管理领域内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实质是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行使,属于行政执法的范畴,是与行政立法、行政司法相对应的最狭义的行政执法,     

试论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创新

WTO对中国法治进程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它推动着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步入更高层次。为应对加入WTO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我国应提高行政立法的质量与行政执法的水平 ,完善司法审查制度及公务员制度 ,实现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创新     

行政审判与社会管理创新——以公安行政诉讼为视角

我国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是规范、监督公安行政执法的主要途径,为妥善解决公安行政争议,增进当事人与公安机关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使之促进公安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以公安行政诉讼为视角,深入分析人民法院行政审判中发现公安行政执法案件存在的问题,树立能动司法,积极拓展审判职能,延伸司法服务的理念,提出实现行政审判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最佳途径。     

问题与完善：公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法律条文衔接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背景下,公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既是一个需要厘清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实际问题。通过梳理我国《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等法律的有关条文,发现衔接公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法律条文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这些模糊性主要体现为就同一行为:可能会分别评价为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关于特定法律术语的规定不够明晰。其消除路径主要是:界定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规范含义;设定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制裁方式;确定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适用原则;对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存在内在张力的法律条文可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出台法律解释予以解决。     

公安行政执法公正性探微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公安行政执法的内容相当丰富。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公正在公安行政执法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适度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严格遵守行政执法程序、优化行政执法监督和责任制建设是实现公安行政执法公正性的有效保障措施。     

论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规范化

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限制是我国行政法治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然而,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在规范行政权时疏于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规范,致使公安行政执法工具规则规定的公安执法工具的范围过窄,要么就事论事,要么内容无序,要么操作性弱。为此,必须加强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法律控制,扩大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认识。     

论公安行政执法的公正原则

公安行政执法是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为了实现公安行政管理的目的,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职责、权限、程序实施的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与义务的活动。在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法制背景趋同等背景下,我国的法制建设更加完善,执法环境更加优化,也为公安行政执法水平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社会和公众对公安行政执法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国际惯例也将逐步成为公安行政执法中必须坚持的一个准则。     

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规范化

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限制是我国行政法治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然而,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在规范行政权时疏于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规范,致使公安行政执法工具规则规定的公安执法工具的范围过窄,要么就事论事,要么内容无序,要么操作性弱,等等。为此,必须加强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法律控制,扩大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认识。     

WTO与中国行政司法审查

本文探讨了我国在加入WTO之后,行政司法审查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认为应当处理好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保证司法独立,充分保护公民的诉讼权利,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明确司法审查的标准,确立司法最终审查原则,以完善中国的行政司法审查制度。     

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及其制度完善

对抽象行政行为予以合法性审查是现代文明国家法律监督的重要制度。我国应当确立和完善权力机关的审查监督、行政机关的内部层级审查监督与司法审查监督相结合,预防性与事后性审查监督相结合,主动性和被动性审查监督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同时,建立批准制度,建立预防性与事后性监督相结合、预防性为主的备案审查制度,建立附带性司法审查制度,建立和完善各种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撤销制度及其具体的程序规范,完善行政复议中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范围和程序规定,完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建议权制度。     

行政诉讼法修改视角下的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

此前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缺位,造成一些规范性文件越权错位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各界公认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本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力度较大,并确立了对于规范性文件的附带性审查制度。对此应立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理论以及对修改后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制度建构、法律适用的分析论证,着力从司法审查对象、范围的界定、原告资格、审查方式、审查标准、审查效力等方面构建,以此推动修法后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实际运行。     

公安行政执法适用依据的低位选择——基于三起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

公安行政执法中低位选择适用依据既具有现实合理性,又存在一定的违法可能性,折射出民警恰当判断执法依据是否合法的必要性。面对公安行政执法中呈现的这些问题,要求立法主体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建设,让实质性审查落到实处;提升立法技术,做好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协调衔接;要求执法民警提高法理素养,立足说理性执法,提升公安行政执法中选择适用依据的能力。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检察法律监督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建立,旨在解决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的案件不向公安司法机关移送的问题。然而,由于法律依据位阶低、信息渠道不畅通等原因,特别是检察机关无法对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情形实施法律监督,影响了衔接机制的顺畅运行。因此,要突破检察机关在衔接机制中履行法律监督的法理障碍,对行政刑罚进行重构,将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的活动纳入刑事诉讼程序,并实现行政执法中获取的证据与刑事证据问的衔接和转化。     

论行政法中的行政利益及其防范

行政法上的行政利益是指在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中行政主体自己所营造的对自身权力行使和权益享受能够带来好处的那些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有利因素。它影响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降低行政的公信力、滋生行政群体腐败和破坏行政法治的公正性。行政利益的形成是由诸多复杂因素导致的，防范行政利益需要采取多元机制和手段。我们认为，应当对行政立法分配公共资源进行限制、对行政决策干预私权进行约束、完善公共利益的法律限定制度、推行行政的全面司法审查。     

我国行政诉讼审查范围与标准改革刍议——以美国司法审查范围与标准为借鉴

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范围与标准反映了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实施监督制约的力度和程度。在美国,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审查涉及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因而建立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区分基础上的司法审查标准因平衡两者之需而标准各异。我国行政诉讼法并未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且对审查标准只提出了合法性审查的要求。因为此要求领域不明,标准不清,从而无法规范和界明行政诉讼中的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关系,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困境。因而,对这一领域缺失的制度加以明确规定并对原有的审查标准加以改进,对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论我国公安行政执法告知制度的建构

在我国公安行政执法实践中，告知制度经常被忽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而且各地做法不一，影响了法制统一和执法效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应从告知的对象、内容、适用范围、形式、例外情况及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等六个方面对公安行政执法告知制度进行建构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