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中间阶层”初探

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重要特征是中间阶层的产生和发展。中间阶层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一个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一个必然结果。中间阶层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它将避免由贫富分化而出现的两极分化，同时也是社会稳定和政治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分化、断裂与整合:我国“二代”现象的生成与解构

代际更替与二代现象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体现。当前二代阶层内部分化剧烈,一定程度上出现阶层固化与断裂、阶层抱团以及阶层对立等争议和现象,从而对政治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确立代际正义,整合二代阶层间的利益诉求,拓宽阶层流动的渠道,是化解这一现象的政策选择。     

有感于邓小平“最后的嘱托”

邓小平:"分配的问题大得很"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富了起来,但社会阶层的剧烈分化和收入差距过度拉大也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深刻分析、正确认识和有效处理贫富和谐的任务十分艰巨。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晚年都十分关注分配问题。     

直面“穷学生”与“富学生”

大学生活是人一生中十分重要的成长历程，是个体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个体走向社会的前沿阵地，在大学校园里，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们济济一堂，在互相学习、交流，共同砥砺、进步，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大学都应该是一段洋溢着激情和理想的美好时光。然而，现实往往是严酷的，由于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贫富差距，导致大学校园内“穷学生”和“富学生”之间的分野也逐渐扩大，贫富差异事实上已经把同龄大学生镶嵌在了不同的阶层上，而这种经济上的差异也导致了他们不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     

当心既劫不到“富”,又济不了“贫”——物业税征收方案不宜“闭门造车”

按户型征收物业税,这样一个看似“劫富济贫”的善良意愿,由于未广泛征集民意,一旦实施很可能既劫不到“富”,又济不了“贫”,倒是处于贫富之间的中间阶层,极有可能成为“容易受伤的人”。     

政治合法性视域下的“先富”与“共富”

“先富”和“共富”是我国改革开放以降实行的社会主义富裕政策，在改革发展的历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本身就有合法性属性，同时，自身也承载着支撑政治系统合法性的功能。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是“富裕”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先富”在改革之初为打破平均、摆脱贫困功不可没，具有历史时代的合法性，但随着改革的深化、贫富的分化，“先富”的政治合法性下降，“共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合法性程度上升。因此，当前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共富”才是硬道理。     

县域农二代生活方式的“中产化”转型

随着城乡社会的快速变迁，农二代进入县城成为重要的生活主体，并开启了新的生活方式转型，通过聚焦县域农二代的生活实践可以透视中国社会转型的微观脉络。调查发现，县域农二代落脚县城后在生活方式上出现了“中产化”的转型，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的品质升级、独生子代的优质教养以及个人与家庭的双重休闲。而这种跨阶层生活方式的转型，是农二代立足县城这一阶层化的表达空间，在阶层身份建构和阶层流动的强动力下，通过三代家庭的代际整合所实现的结果。然而，从客观结果来看，县域农二代的“中产化”生活缺乏职业阶层晋升和稳定可观的收入水平作为支撑，超前地、盲目地进行“中产化”的生活方式转型，导致农民家庭可能陷入过度透支的风险和家庭稳定的危机中。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均平”思想

中国传统＂均平＂思想是在个体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反对贫富分化,要求改善贫民生活,抑制豪强地主,促使社会和谐稳定和政治统治巩固的社会政治思想观念。这种思想具有重要的社会进步意义和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平均主义的思想因素。因此,＂均平＂思想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孙中山民生主义继承了＂均平＂思想的精华,剔除了平均主义的思想糟粕,实现了对传统＂均平＂思想困境的突破。     

“富二代”群体成长评价的多维透析

"富二代"作为一个撞击公众敏感神经的热门词汇,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公众情绪和社会生态."富二代"群体的成长分化是家庭养育、社会转型、地域同化、自身追求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草根创业成功无疑是"贫二代"子女对"富二代"子弟层际流动的现实超越.富不是罪过,时间将洗涤当下,见证中国由"富二代"群体走向"富N代"社会这一共同富裕的必然趋势.     

“低飞”的梦想:“贫二代”的社会诉求简

自2009年至今，我们一直跟踪研究中国特定社会阶层的发展状况，并特别关注了贫困阶层问题。显然，包括“贫二代”在内的所有“二代”群体，都具有特定的时代涵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二代”现象终究会淡去。但是，这些现象和由此带来的问题，将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留下深深的痕迹。     

新形势对凝聚力、稳定性、安全度的新考验和新要求

当前,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而这一新形势对凝聚力、稳定性、安全度提出了新考验和新要求。就凝聚力而言,应通过共富消除贫富分化,通过共享消弭阶层固化,通过价值建设克服以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局限;就稳定性而言,应通过社会整合消弭社会裂痕,通过价值整合建构韧性社会和有机的社会团结;就安全度而言,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统筹国家安全和世界安全。     

邓小平“先富与后富论”的当代解读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邓小平为打破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平均主义思想而提出的一项大政策。但是,由于制度、政策偏差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它在现实中面临的“贫富分化”的困境。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可贵品质,因此,作为一项政策,邓小平“先富与后富论”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同样,这项政策也应该随着时代特点的变化而不断改进。     

转型社会中的“二代”现象研究——基于厦漳泉三地的调研分析

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社会阶层变化是转型社会最深刻的变化之一,由此所带来的"二代"现象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相关研究揭示了社会阶层分化的原因,但缺乏关于"二代"现象深入系统的制度分析。通过对厦门、漳州、泉州"闽南三角"地区的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了解"二代"群体生存现状,揭示制度变迁引发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厘清制度安排与社会分层的内生性,寻找阻滞社会流动的障碍,探究"二代"现象的制度根源,从实证的角度分析转型社会中的"二代"现象,有助于为构建良性的社会结构提供思考方向,消除阶层间流动障碍,形成和谐、健康、良性发展的社会系统。     

今日中国如何培植中产阶层

正中国社会阶层的现状,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进行解读。第一个视角是阶层分化视角。从阶层分化状态看,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普遍贫穷的社会,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有所扩大。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差距,并不是市场化改革的终极状态,而只是市场化改革的途中状态。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改变普遍贫穷的社会状态,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     

“贫二代”现象及其发生机制实证分析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社会阶层的代际绝对流动率不高,两代人的社会阶层流动总体是积极、合理的。代际流动的阶层固化主要表现在中、下层,尤其是子代下层中超过83%来自于父代下层,表明"贫二代"的真实存在。解决之道在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打破和体制区隔,将教育资源公平地分配给全体国民,使社会中的阶层迅速壮大,社会向上流动渠道更公平、通畅。     

“贫二代”现象及其发生机制实证分析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社会阶层的代际绝对流动率不高，两代人的社会阶层流动总体是积极、合理的。代际流动的阶层固化主要表现在中、下层，尤其是子代下层中超过83％来自于父代下层，表明“贫二代”的真实存在。解决之道在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打破和体制区隔，将教育资源公平地分配给全体国民，使社会中的阶层迅速壮大，社会向上流动渠道更公平、通畅。     

南宋乡村社会“富民”阶层实态与社会关系研究

南宋时期,内忧外患伴随政权始终,使得南宋政权不得不日益将地方财务聚集中央,导致地方官府行政治理能力严重不足,百姓赋税重于前代。唐宋以来崛起的财富力量“富民”阶层,历经北宋,到南宋时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乡村社会强弱关系、贫富关系、官民关系等重要社会关系的主导力量,使南宋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富民”阶层在强弱关系、贫富关系、官民关系中不断加深着与国家、与小农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既推动了乡村经济的繁荣发展,更保障了乡村社会的协调稳定,为维持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奠定了基础。同时,“富民”阶层逐渐成为地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引领者,而且促成了吏强官弱的地方政治治理模式,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与教化的主要力量,使南宋社会呈现出政治力与社会力共治的形态,形成明清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形态的雏形。     

“福利国家”靠什么竞争

＂福利国家＂给所有公民提供了基本的经济保障,消除了贫困,把贫富分化降低到人类历史的最低点。这些成就都毋庸置疑。但人们自然而然地会问：这一切从哪里来？难道是天上掉馅饼吗？平等不一定牺牲效率从美式＂市场个人主义＂的立场看,＂福利国家＂通过大政府、高税率大肆进行财富再分配,人为地维持＂结果的平等＂,     

社会“燃点”问题是最大危险

我一直以为,中国改革发展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在于以下五个具有颠覆性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即: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腐败和特权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社会诚信问题     

中间阶层:具有缓冲与示范功能的社会力量

伴随着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与现代市场经济及工业化社会的发展,社会利益关系格局中出现贫富分化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换言之,贫富分化是一个现代市场经济及工业化社会中的社会利益关系格局的基本属性.贫富分化是否必然导致两极对立并出现阶级分化与行动?这是社会理论研究者和社会管理者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能否以及如何避免因贫富分化导致的阶级对立及其社会冲突,则成为一个现代社会发展极具社会实践性和理论挑战性的论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现代社会发展中的贫富分化已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而引发社会强烈关注的问题是,在无可回避的贫富分化的社会利益关系格局中,如何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果,而不是被这种分化淘汰出局,失去基本社会保障与发展的权利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