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刘某的行为应定性为强奸未遂

2007年12月初,犯罪嫌疑人刘某某、杨某、王某、孙某某（在逃）预谋与被害人赵某发生性关系。12月12日侣时许,孙某某以邀请吃饭为名,将被害人赵某骗至天津市塘沽区某地嫌疑人杨某家中。嫌疑人杨某、刘某某以暴力、胁迫手段相威胁先后将被害人赵某强行奸淫：后嫌疑人王某、孙某某趁被害人赵某酒后不能反抗之机,先后将被害人赵某再次奸淫。     

采取刑拘措施后引发国家赔偿与赔偿监督的分析思考

一、案情简介：杨某申请国家赔偿案12011年10月20日18时许,被害人夏某报案称其在犯罪嫌疑人杨某（夏某前夫）暂住处,被杨某伙同一名外地男子捆绑、用塑料袋套住其头部扔进浴缸意图杀害并抢劫财物。警方迅速赶至现场将杨某抓获,经鉴定被害人夏某的伤势构成轻微伤。同日,公安机关以抢劫罪对本案立案侦查,次日对杨某执行刑事拘留,后延长刑拘期限至三十日。侦查中,杨某矢口否认有抢劫或者杀害被害人夏某的意图,     

对一起特殊强奸案件的分析

2007年9月,被告人杨某在网吧上网聊天时与被害人某女相识,被害人对杨某萌生好感,杨某也感受到了被害人对自己的感情。时隔两天,杨某、周某、付某三人相约一起吃晚饭,并且邀请当时同在一个网吧上网的被害人加入。吃饭时,被告人周某向杨某、付某使眼色,三人轮番和被害人喝酒,致使被害人处于微醉状态。之后周某提议带被害人夜宿旅店,三被告人在前往旅店的路上预谋和被害人发生性行为,并约定了先后次序（依次是杨某、周某、付某）。在实施奸淫行为的过程中,被害人除对杨某外均实施了明显的反抗行为,其中杨某、周某奸淫得逞,付某因自身生理原因未能得逞。三被告后被抓获归案。     

鉴定结论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然而据笔者接触的涉及将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案件中，几乎没有一个案件的卷宗显示出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了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笔者认为，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鉴定结论不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无疑会造成被害人＼犯罪嫌疑人不能全面了解鉴定结论，如常见的法医活体伤情鉴定结论，如不告知被害人，被害人不能了解法…     

从杨某故意伤害案看审查逮捕阶段证据的认定

[基本案情]2006年1月1日19时左右,犯罪嫌疑人杨某回到其暂住的某路195号15栋105室家中,发现妻子赵某某不在家中,便怀疑其在外有不轨行为。当赵某某于19:30分左右回家后,杨某对其进行殴打,时间持续到22时许。次日凌晨2:30时许,被害人赵某某叫喊肚子痛,后被犯罪嫌疑人杨某送至医院,但因抢救无效死亡。经尸体检验,被害人赵某某系生前四肢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挤压综合症[1]而死亡。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承认了其对赵殴打的事实,但又称,其在殴打赵之前发现赵的四肢已经存在被人殴打过的青紫伤处,并询问过赵原因,因赵不肯说明于是继续多次击打赵的伤处…     

强奸案中女性DNA物证分析的意义

强奸案是法医DNA检验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刑事案件,常规鉴定方法既是从被害人阴道拭子、内裤等相关物证载体上提取精斑DNA并分型,据此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排查,直至认定罪犯。笔者发现,大多数情况下对强奸案件相关物证检验时,精液与阴道分泌物的混合斑中女性物质DNA的检测及其数据库检索往往被忽视,而在实际检案中送检物证与被害人相关性的认定恰恰对案件的定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通过检案实例进一步阐述其重要性。1案件资料案例12002年11月10日接报:杨某之妻陈某诉11月8日上午被张某强奸。案例22004年9月10日,被害人杨某(女,11岁)自述…     

杨某的行为构成自首 兼论对一般自首要件的理解和把握

一、基本案情2010年5月28日、6月15日,犯罪嫌疑人杨某编造谎言,以承包工程急需用钱为名,并承诺支付高额利息为诱饵,两次骗得被害人马某现金270000元,全部挥霍。     

从一起案件看诈骗罪中“交付”的认定

2007年9月8日晚20时许，犯罪嫌疑人李某伙同张某在本市某大学校园内，冒充新加坡人来津旅游，以借被害人的银行卡进行汇款为名，对被害人刘某实施诈骗。首先，犯罪嫌疑人借用被害人的手机假装和他人联系，让他人把钱汇到被害人的银行卡里，而后犯罪嫌疑人又向被害人谎称钱已经汇到其银行卡内，要求和被害人一起到银行取款机上查账，然后趁被害人查看银行账户的时机，偷看了被害人的信用卡密码。后犯罪嫌疑人借口用被害人的信用卡作抵押住宾馆，将被害人的信用卡骗到手，同时骗取了被害人的诺基亚5300型手机一部（经鉴定价值人民币1316元）。当日，犯罪嫌疑人在银行的取款机上从该银行卡内取走现金5200元。     

不捕不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困境的思考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推行，促使检察机关提高了不捕不诉案件的比例，对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司法环节救助的空白，使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时常处于空置状态，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被害人与检察机关的矛盾。因此，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不应忽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我国应探索建立不捕不诉案件被害人救助制度，明确救助原则、立法模式和救助主体、救助对象、救助条件等，从而完整地实现刑事诉讼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平衡保护。     

通过阴茎擦拭物上女性脱落细胞DNA检验破获强奸案

1 案例简介 犯罪嫌疑人李某在自家旅店内趁前来住店的被害人张某男朋友外出之机,将被害人强奸.案发后被害人到公安机关报案,犯罪嫌疑人拒不交代犯罪事实.技术人员提取阴道拭子和阴茎擦拭物以及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血纱,进行DNA检验.阴道拭子经抗P30金标试纸条检测为阴性.     

九包冰毒 新刑诉法实施以来沪上首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2013年3月1日，我第—次提讯杨某，信心满满。在循规蹈矩地讯问了犯罪嫌疑人的相关基本倩况后，我就单刀直入地讯问起案件的核心事实。出乎我的意料，杨某的第一个回答就推翻了以往在公安部门的所有供述，继而杨某所说的所有供述目的直指一他是无罪的。     

审查起诉昕取被害人意见之价值观

《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听取被害人的意见是审查起诉工作的一项内容，不能忽略。然而，听取被害人意见的司法实践却不尽人意，甚至有的承办人不进行这项程序就提起公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办案人员的观念问题以及缺乏相应的问责制度。在传统观念上，办案人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是必不可少的，而与被害人会见则不是必须的。观念上的成因，必然有其根源。办案人之所以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执行到位，是因为害怕办错案、办假案。会见犯罪嫌疑人能够复核案件事实，     

威胁网管窃取网民财物如何定性——关键是界定抢劫罪暴力施加对象范围

【案情】 2008年5月27日凌晨，在重庆市大渡口区一网吧内，犯罪嫌疑人邵某、王某等5人趁上网男子杨某睡觉之机，由邵某等四人望风和作掩护实施盗窃，在王某将杨某的裤袋用刀片划开时，被一网管发现并上前制止，邵某随之殴打网管，     

设骗局诱人参赌的行为分析

[案情]李某伙同朱某、赖某以看风水为由将被害人宋某诱到一餐馆内吃饭。席间赖某故意提到"刮瓜子"赌博输钱之事,李某当面表演给被害人宋某看,制造庄家稳赢的假象,并通知事先串通好的叶某前来赌博,由叶某故意输钱给做庄的李某。几局之后,叶某称要赌大的,朱某、赖某引诱宋某一起做庄参与"刮瓜子"赌博。赌博之中,犯罪嫌疑人合伙使诈,赢取宋某6万元,赃款平分。此后,李某等以同样的方式,又先后分五次诱使被害人杨某、刘某、邱某、梁某和钟某参与"刮瓜子"赌博,并合伙使诈,共同骗取被害人30余万元,赃款由几名犯罪嫌疑人平分。     

从一起案件看“持械聚众斗殴”共同犯罪的认定

被告人胡某因琐事与被害人李某发生争执。胡某为报复李某，给其同学杨某（案发时不满16周岁）打电话，并叫杨某纠集人报复殴打李某。杨某随即与甲、乙、丙、丁、戊等人联系，明确说明转天等杨某电话，到某地打架。转天中午，乙、丙、戊三人共同在网吧上网，杨某使用胡某的手机给乙打电话，胡某在杨某旁边，杨某在电话中问到乙是否带刀了，乙表示带刀了。     

论刑事和解视野中的犯罪客体价值——对误入歧途的刑事和解制度的批判

在目前国内有关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中,均存在着过度抬高被害人地位的问题,似乎只要被害人谅解犯罪嫌疑人,案件就可以无条件地适用刑事和解。而从本质上讲,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协议能否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并导致量刑上的从宽处理,既取决于被害人有无刑事实体处分权,也受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的制约。因此,被害人的谅解并不是刑事和解的核心要素,应当重视犯罪客体在刑事和解中的价值,它决定着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有无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该案应如何适用关于溯及力的规定

案情简介 1995年1月，犯罪嫌疑人谭某某为报复被害人向车间反映其私自将单位财物拿回家，用泼硫酸的方式致被害人脸上、身上大面积烧伤，经鉴定为重伤，六级伤残。公安机关于案发次日立案，因犯罪嫌疑人潜逃新疆，下落不明一直追逃未果，也未依法采取法定的强制措施。谭某某潜逃期间，被害人也未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犯罪嫌疑人进行损害赔偿。2006年5月，犯罪嫌疑人从新疆潜回重庆，随即向警方自首。     

熟人间非暴力型强奸案件的证据审查要点

近年来，强奸案件呈现出熟人化的趋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并非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而是存在夫妻、情侣、朋友、同事等特殊关系；在性关系发生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没有实施明显的暴力、胁迫行为，且证据呈现出一对一状态，在具体的案件审查中要判断双方有无发生性关系的感情基础、站在犯罪嫌疑人立场看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是否具有反抗表示以及被害人的事后态度等，通过全面综合审查在案证据使认定的法律事实尽可能地还原客观真实。     

论犯罪停止形态与转化——以卢某等绑架案为视角

2009年4月15日21时许,被告人卢某、杨某、刘某等人在上海市广顺北路近临新路的河堤附近,看见被害人徐某、沈某途径该处,由被告人卢某提出抢钱并拦截、殴打徐某,杨某、刘某也上前帮忙,并从徐某身上搜得人民币10元.嗣后,被告人卢某、杨某、刘某等人威胁、逼迫被害人徐某以在外打架须赔偿医药费人民币5,000元为名打电话给其家属；在等待被害人徐某家属送钱的过程中,被告人卢某、杨某、刘某等人将被害人徐某、沈某分开看管.期间,卢某接到电话称现场附近来了许多便衣警察,被告人杨某、刘某等人闻讯先后离开了现场.又因赎金迟迟未到,卢某让被害人沈某打电话给徐某的亲属要求尽快付款,否则要伤害徐某.卢某亦打电话以伤害徐某相威胁要求其亲属支付赎金.     

被害人过错应成为法定量刑情节

在刑事法律关系中,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是一对矛盾结合体。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侵害的程度,决定其自身受刑罚处罚的轻重;同时,被害人自身的过错, 也影响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罚轻重。所谓被害人过错,是指由于被害人自身的故意或过失行为, 对于犯罪行为的产生、进行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