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精度、温度和尺度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增强现代国家的制度能力。正式制度建设的“精度”要求与人民生活实践中的“温度”诉求之间存在张力，考验着治理主体的权衡和实操能力。当前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要加强人民需求反馈机制建设，使基层治理主体常规性回应民众诉求的方式方法成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增强国家制度能力建设与城乡基层社区和谐发展的协同性。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形成国家制度能力建设的“双层架构”,既要在顶层架构方面加强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等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又要在底层架构方面重视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等基层社会的制度建设，以推进“三治融合”实践创新。     

什么样的改革能让医院不再逐利

深化医改、从根本上破除医院逐利创收机制,国家需要加快医疗卫生领域治理体系建设、提高治理能力。要加快在国家层面建立综合性的医疗卫生治理部门,统筹医保、医疗和医药,用国家治理体系支撑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医疗卫生改革。     

如何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在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还存在多元主体协同难、治理资源整合难、工作观念转变难、公开机制建设难等问题。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同时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到治理中来。     

聚焦改革热词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体现出我党一种新的执政观念，丰富了我国现代化的内涵。“治理”强调多主体，国家管理者是主体，人民也是主体，各组织、各单位都是参加管理的主体之一，这是从过去的一个主体变为多主体。国家治理表明了方式的变化、渠道的多元：既有从上到下，也有从下到上，     

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及政府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

文化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决定着政府在文化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国情要求，党和政府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方面是“元主体”，要承担“元治理”的责任。具体到文化治理，政府的基本职责应该包括：架构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保障和实现国家文化需求；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和发挥“社会”在文化治理中的积极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网络公共领域的形塑与理性成长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公共领域的规范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标志。政府、网络运营者和公民作为主要参与主体，共同形塑着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样态。厘清不同主体的特征，探析多主体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态，提出规范和完善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新思路，以维护这一新的社会场域的和谐稳定，进而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从主体特征和治理角色来看，政府是网络公共领域的领导者和监管者，网络运营者和公民分别是关键责任人和重要参与者。从主体间互动关系来看，三者形成了高度活跃的交互关系，共同构成立体多维的治理结构。未来，网络公共领域的有效治理需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打破虚实壁垒，并着力形成以政府主导、网络运营者和公民积极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     

精英吸纳、融入性协同治理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

面对现代社会风险与复杂性叠加的情况，乡村治理模式由精英治理到多元共治再到治理共同体演进，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抗碎片化、个体化、多元化的挑战。鉴于乡村精英流失、具备资源汲取及整合能力的权威性力量衰弱，国家通过政策、项目、制度、组织、文化（荣誉、情感）等多元方式吸纳被冠以“新乡贤”的新时代复合型精英回归，将促进其融入乡村发展与治理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乡贤作为重要治理主体与关键行动者，通过公共参与和协同治理、文明传承与人文教化、道德垂范与共享价值体系重塑、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公共性再生等机制，促进了乡村参与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建设共同体等不同形式共同体的重塑，在治理共同体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链条”作用。治理共同体建设须遵循系统性、协同性原则，围绕“结构—行动—意识”三个维度，将多元主体激励与协同、组织合作机制建构、公共性培育作为重点。     

法治现代化需要一部“百科全书”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视域下民主党派民主监督问题探析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既是对执政党治国理政过程的政治监督,也是民主党派作为主体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强化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职能,关系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监督体系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培育必要的政治文化土壤、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实效性,前提在于准确定位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独特优势,关键在于明确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此过程中的功能定位,构建起完善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     

党代表嵌入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优化——以安徽省芜湖市为例北大核心SSCI

党代表嵌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既具备理论上的自洽性,也源自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这种理论自洽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改造与治理的领导力量。现实需要体现在当前其他城市基层治理主体不能有效应对基层问题与矛盾,具体表现为单位的退场、城市基层政府的"悬浮"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的缺位。近年来,安徽省芜湖市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以及城市基层党政组织三个维度科学定位党代表的角色,通过间接与直接方式嵌入;加强制度设计,强化嵌入制度保障等方面对党代表嵌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进行探索。通过分析芜湖市的实践探索可以发现,党代表嵌入对于优化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之主要价值在于扩大了城市基层治理的主体、完善了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创新了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当代中国群防群治制度的优势及效能转化

群防群治制度在当代中国国家治安治理体系中彰显了支持、辅助、桥梁的制度优势。新时代，在推进国家治安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方式的法治化、技术的信息化、运行的合作化等路径目标对群防群治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要增强群防群治参与主体的能力，加强群防群治的法治化建设，打造“互联网+群防群治”的新模式，建立多维合作机制，进一步将群防群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推进国家治安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蕴及路径选择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新时期面对的时代课题。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植根于中国土壤，具有突出的中国意蕴——治理主体的人民性；治理方式的灵活性；治理目标的阶段性；治理基础的改革性。文章认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做到解放思想冲破束缚，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国家治理法治化，建立国家治理评估体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再论中观经济法主体

中观经济法主体作为与企业——市场体系和政府——国家体系相并列的第三体系，其基本使命在于弥补“双重失灵”，构成宏观经济法主体、中观经济法主体与微观经济法主体相互协调、相互弥补的均衡。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探析

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从顶层设计到不同领域不同主体的突破,其实践路径主要包括更新国家治理理念,加强顶层设计,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制度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国家治理方式,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党代表嵌入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优化——以安徽省芜湖市为例

党代表嵌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既具备理论上的自洽性,也源自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这种理论自洽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改造与治理的领导力量。现实需要体现在当前其他城市基层治理主体不能有效应对基层问题与矛盾,具体表现为单位的退场、城市基层政府的"悬浮"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的缺位。近年来,安徽省芜湖市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以及城市基层党政组织三个维度科学定位党代表的角色,通过间接与直接方式嵌入;加强制度设计,强化嵌入制度保障等方面对党代表嵌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进行探索。通过分析芜湖市的实践探索可以发现,党代表嵌入对于优化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之主要价值在于扩大了城市基层治理的主体、完善了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创新了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从方法论视角看铁路企业改革发展

正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从“参与”到“引领”:金砖国家全球治理角色转变问题初探

当今时代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以美国为首的作为旧体系主导者的发达国家却出于维护自身垄断利益的考虑,表现出了明显的"逆全球化"倾向。在此背景下,历经十余年发展合作日益紧密的"金砖国家",迎来了实现角色转变--从全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大好历史机遇。美欧发达国家的排斥与抵制,金砖国家自身的内部问题,以及金砖合作机制的相对不成熟,构成了掣肘这一转变的主要障碍。解除障碍的可行途径则在于:依托已有机制加强同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不断扩大自身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影响力;进一步发扬金砖精神,不断凝聚共识,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加强金砖合作机制建设,完善合作平台。     

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自主性是影响现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由于一些领域国家自主性的失衡，导致国家治理体系中出现了治理主体发育不成熟、治理维度间衔接机制不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内在问题，还伴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在规制权力和保障权利、资源再分配、统筹协调及话语传播等方面的不足。展望未来，中国的国家自主性需要在以党建引领培育国家治理主体、以机构改革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和以数字治理革新国家治理理念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重塑性发展，理顺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     

建强党的基层组织 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落地的责任主体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水平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必须牢牢抓住加强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把建强基层党组织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领导作用。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