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新保守势力的崛起及日本政治的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后，随着保革对立的“1955年体制”的终结，以小泽一郎、桥本龙太郎等为代表的新保守势力迅速崛起。新保守势力主张实行“新保守主义革命”，在历史观、修改宪法等方面持强硬态度，并加快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迈进。日本新保守势力的崛起对日本政治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增加了日本政治发展的不可预料性。但由于美国等因素的存在，日本政治不会因而走向极右。     

小泉内阁的政策取向与中日关系的前景

小泉内阁对内对外政策取向，重视日美同盟关系，意欲修改和平宪法，要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言行主张，无疑给东北亚地区国际政治发展，尤其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前景增添了新的不安和不确定性因素。中国面对的是一个要做 “正常国家”却又不愿承认和清算侵略历史的日本，一个经济上强大、政治作用也不断扩大的日本。要在警惕和阻止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化倾向的同时，发展同日本的双边关系。     

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及其对台战略图谋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政界始终存在一股反共反华、亲美亲台势力，俗称为“台湾帮”。他们忠实地推行反共反华、亲台政策，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体制的结束，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推进和对华政策的转变以及日本政坛日趋保守化，其反华亲台活动日益频繁、猖獗，极大地影响或左右了日本政府的对台政策。他们的战略图谋是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使台湾从中国分离出来，甚至纳入日本版图，削弱中国的战略竞争力量，从而实现主导亚洲的愿望。     

野田佳彦内阁及其内政外交政策走向

野田以往的政治风格具有明显的“鹰派”特征，此次却以自比“泥鳅”击败对手而当选和组阁，足见当下日本政坛亟需执政党内抚平嫌隙、党外合作对冲的政治格局。外交上，野田会继续强调日美同盟和奉行“拉美抗华”的基本政策，但近些年日本领导人频繁更迭已大大影响美日之间的机制性对话，而对华政策是其外交成败的关键，周边外交可能会引起亚洲各国的警惕；国内经济问题堆积如山，不可能轻易取得解决；朝野政党为争私利的恶斗不会平息，将会招致越来越多国民的反感。     

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与日本对华决策

近年来，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推动日本“正常国家化”，日本国会亲台议员频频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等涉华问题上挑起事端，恶化中日关系氛围，使中日关系复杂化。日本国会议员虽然不是日本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和实施者，但其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处于基础地位，其中的亲台议员又具有“幕后性”、“跨党派性”、“组织性”、“秘密性”与“两面性”等特点，正是他们常常干扰日本对华理性决策，以至于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和历史问题上的分歧日益突出。中国必须理性应对日本“正常国家化”进程，警惕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及“亲台议联”幕后活动及其不良影响，以便为拓展对日外交、促进日本对华友好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条件。由此，研究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及其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关系，就有了重大的政策意义。     

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与政府开发援助

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指出：战后日本外交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经济中心主义”，无论是内政，还是对外政策的实施或是外交行为的目的，都以国家经济的恢复增长和繁荣作为最主要的目标，都带有极为强烈的经济色彩和功利动因，可以说是一般性政治外交的经济化。而“经济中心主义”的外交战略，又决定了日本对外援助政策以“经济开发”为基本特征的原则方针和行为方式 。     

日本战间期“金解禁”问题初探

20世纪20年代，日本经济是否执行“金解禁”政策成为日本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二战后，日本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但仍然存在重大分歧。本文依托日本经济史研究的既有成果，对金解禁的历史背景及其对日本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日本政局对金解禁的影响进行了尝试性的论述，并力图对井上准之助的金解禁政策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

进入21世纪后，走“普通国家”化道路、争当世界政治军事大国日渐成为日本的总体国家战略。为了同这种自我期许的“国家定位”相配套，日本决策层正在按照新的原则和步骤急速推动着安全防卫领域的调整和变革。本文拟从涉及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元素——安全保障总体思想、基本防卫政策原则、日美安全同盟以及对华安全战略的变动，来分析新世纪日本安全防卫领域发生的调整。     

“9·11”事件后日本对外战略调整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冷战后 ,东北亚区域大国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已逐步处于相对稳定的局面。但朝鲜半岛的统一和安全问题等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 ,特别是“9·11”后的日本对外战略的转变及政策体制的调整又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加强国际协调 ,积极寻求各国合作 ,增强政治信任 ,共谋化解策略。     

日本的中亚政策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日本的中亚政策经历了起步、发展、深化三个阶段。由于中亚地区 一直处于日本对外政策的边缘、日本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受制于诸多客观因素、日本的中亚政策 缺乏战略规划而将解决具体问题作为政策的核心目标等原因，其中亚政策整体收效不大，目前不 会对华造成重大压力，但中国应通过深化与中亚国家的政治、经贸、安全、人文合作，削弱日本在中 亚对华的牵制。     

日本涉台政策的“安全化”走向

2021年以来,在内外勾连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的背景下,日本涉台政策呈现出明确的“安全化”走向。由于涉台地缘安全固有考虑、右倾化加剧的内在驱动,以及美国加强“以台制华”、乌克兰危机的外在刺激,日本谋求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四个面向全面提升对涉台安全事务的介入程度。政治上着力建构“日台安全密切关联”的政治安全叙事,军事上拓展在台海的“先发”能力与军事活动能力,经济上加强利用台湾来谋取在供应链等方面的“经济安全”利益,外交上强化涉台安全多边战略布局。不过,日本涉台政策的“安全化”走向亦受到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势力、中日关系整体架构以及美国的制约与管控。     

析日本“有事法制”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后，日本为实现政治和军事大国的目标，不断加快海外派兵的步伐和“有事法制”的制定工作。日本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连续出台战争立法，其实质是为了突破宪法的制约，使自卫队“合法”地走向海外，追随美军侵略和干涉他国事务，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如果“有事法制”获得通过，必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国宪法，也将对日本内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及中国的对策

近年来，伴随首相更迭，日本不断调整对华政策。其间，中日关系历经冰冻、破冰、迎春、暖春四个阶段。日本在迈向正常国家的过程中，通过舆论造势强化“厌华”情绪，对华军事政策重在两面下注，备战冲突升级；但为缓解政冷对两国关系的桎梏作用，日本在对华经济政策上重视推进战略互惠，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对此，中国应加强对日政治交往，提高战略互信；增强中国国防实力，避免冲突升级；发展双方互利合作，化解矛盾分歧；增进国民沟通理解，改善舆论环境。     

当前美日两国在改善对缅关系上的合作与竞争

2011年缅甸民选政府取代军人政府执政后,美日两国的对缅政策都有了明显的变化。美国对缅出台“务实接触”政策,既有缅甸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的因素,更有美国需要缅甸作为其“重返东南亚”的战略支点的原因;日本则借长期以来对缅“建设性干预”政策和经济合作恢复两国间的“特殊关系”,从而确立其在东南亚的主导地位。未来美日都会更加重视两国在对缅政策上的协调与合作,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甚至在扩大各自对缅影响力方面的竞争还可能增加。     

伊朗的强硬"核外交"政策

内贾德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立场趋于强硬,其动因可从伊国内政治变化、“自主”核目标、构筑“核谈”新平台的动机等国内因素,以及核不扩散机制、大国博弈、国际形势等国际因素诸方面考察。综合国际大局以及伊朗的权力体系、外交传统、新总统的个人特点,可以推知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主要是一种策略,而非根本政策。伊朗“核外交”政策不会一味强硬下去。     

日本战后防卫政策的演变及走势

战后日本在有计划地发展自己的防卫力量的同时 ,也逐步背离“专守防卫”的原则 ,走上了一条政治军事大国化的道路。本文认为 :和平宪法和日美安保法这两个内含矛盾的法律体系之间的张力形成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演变的内在原动力 ;日本自身综合国力的增强为军事大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日本善于抓住有利的历史时机也是日本防卫政策得以转变的重要原因。在对日本战后的防卫政策作了上述思考的基础上 ,本文最后对日本防卫政策的今后走向作了一个展望。     

美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建议：缘起与演进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是指有核国将核武器的作用严格限定在核威慑上,公开宣布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核武器仅用作核报复(核反击)。从冷战开始至今,美国国内一直在从理论上探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问题。支持者与反对者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角度提出各自的理由。美国政府内部也一直都有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建议,但美国却始终未能正式采纳并宣布这一政策。阻碍美国政府采纳这一政策建议的因素长期存在,包括思维方式的桎梏、政治工具的局限性、核作战战略准备的内在矛盾和盟国持续施加的压力等。鉴于目前的安全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都不大可能正式宣布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尽管如此,由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表达出大国避免核战争、保持战略稳定的意愿,同时有利于回应广大无核国的安全诉求,避免误判和危机,增进战略互信,维持全球和平与战略稳定,维护人类社会共同福祉,该政策建议仍会继续影响美国政府在相关领域的决策进程。     

对科索沃危机后美国伊斯兰政策的重新思考

近20年来，美国对外政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密切关注伊斯兰问题，并企图将伊斯兰与政治性的“伊斯兰主义”予以区别。这一外交决策的副作用在于夸大所谓伊斯兰威胁，并造成伊斯兰在总体上反西方的误断，使美国的利益因政策失误而蒙受损失。科索沃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对外决策上的一个“突破”，美国应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其对外政策，把对外政策建立在利益考虑而非文明冲突的基础之上。在新的决策中应充分注意伊斯兰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它在不同地区的政治含义，采取灵活多变的弹性政策，尤其不应忽视正在兴起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对南亚、中亚、北高加索、巴尔干等地区政治和安全的重要影响。重要之点是需要根据穆斯林居住地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化提出相应的对策。     

“全球南方”视域下的日本对非洲政策

非洲作为“全球南方”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日本实现其“政治大国”夙愿的重要依托。日本在战略上，诱拉非洲国家进入其“印太构想”，拓展战略空间；政治上，紧密团结非洲，推动联合国改革；经济上，完善对非经济外交，夯实日非务实合作根基；安全上，优化制度设计，确保非洲供日能源安全；软实力建设方面，注重理念引领和实践，提升日本在非影响力。由于日本对非政策长期以来的外生性、日非合作民间基础薄弱等原因，日本实现对非战略目标的掣肘多。“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日本对非政策给中非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展望未来，日本只有摒弃对“全球南方”的错误认知，才可能使其对非洲的政策调整收获预期的效果。     

日据东北时期的殖民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期侵略中国吉林乃至东北的过程中，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通过建立文化专制体系并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政策，对广大沦陷区的文教事业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日本对我国东北的文化侵略是推行其“大陆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极其野蛮、残酷和不可忽视的。在漫长的殖民统治岁月里，日本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政治统治总是伴随着文化渗透和文化专制而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