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免证权制度及其法律效益价值探微

亲属免证权制度是西方法治国家诉讼程序法中的一项重要证据规则,也是法律赋予特定证人的一项特殊权利.在我国古代有关亲属容隐的法律规定中也能略见其影子,然而在现代中国的诉讼立法中却难觅踪影.亲属免证权制度具有明显的法律效益,该制度应该在现行中国法律体系中占有一席之位,以实现法律的多元价值.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传统与现代化

由于证人与被证明人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如夫妻关系、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等等,要求其作证不仅损害天伦或职业道德,而且其证言可靠性也大打折扣。对此,中国古代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亲亲相容隐"为核心的亲属之间的举证制度。欧美一些国家在证据制度中也确立了证人拒绝作证制度。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律制度,对于有效地保护公民人权,捍卫传统的伦理道德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不可低估的作用。     

“亲亲相隐”与我国证人作证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法律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至今对我国证人作证制度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一方面梳理“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渊源,并且从立法背景分析该制度,另一方面,分析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发展及立法背景,试图分析出这两制度的契合.     

唐律中“亲亲相隐”制度对我国刑事立法的一点参考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演变 亲亲相隐，也称为亲属容隐，是我国法律传统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指在一定的亲属之问对犯罪可以相互隐瞒，不应去告发和作证，违反者，将被处以一定的刑罚。     

传承与移植的失却——对我国亲属作证义务的反思

<正>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对我国本土资源的充分利用,离不开对外国法治经验的大胆借鉴,尤其是不能丢掉我们传统中固有的、优秀的法文化财富。本文仅就亲属作证的规则为例,从宏观的比较、分析中,揭示我国立法中存在的偏差,以期引起学界和立法者的注意。 作为制度的法律体系,世界各国不可能完全相同。我同意苏力先生的观点:有关法治的知识体系具有地方性。但也正因为如此,跨越时代、跨越国度的法律规定的趋同性才更显珍贵。比较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与现代西方国家的亲属作证特免权,不     

亲属容隐制度重构之探

中国古代的亲属容隐制度在中国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这一制度是作为封建社会流毒而被持以否定态度的,能否为现代法治社会所接受更是受到诸多挑战。然而,如果从积极的视角来看待亲属容隐制度,我们会发现亲属容隐制度同样体现许多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价值因素。本文对于全面否定这一制度的态度从法律价值的层面予以批判,就在当代法律实践中应如何对待亲属容隐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重点讨论了其对法治社会的积极作用。     

“亲亲相隐”——小议亲属作证特免权

"亲亲相隐"是我国传统的司法原则,为我国当下的法律制度所摒弃,依我国现行法律,包括犯罪嫌疑人亲属在内的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作者认为这样的法律规定同一般的社会伦理不相符合,文章从"亲亲相隐"的伦理基础和相关各国的立法实践等方面论证了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合理性。     

暗合与差异——论亲亲相隐与证人作证义务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法律的重要制度,对亲亲相隐制度的优劣,历来争论颇多,尤其在刑事立法领域。本文一方面梳理了亲亲相隐制度的渊源,从词源的角度分析了该制度的含义,并分析了该制度产生的立法背景;另一方面,介绍了现行证人做证义务的立法规定和该制度产生的立法背景,试图从立法背景这一视角审视这两制度的暗合和差异。     

亲属权利的法律之痛——兼论“亲亲相隐”的现代转化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是一种亲情伦理立法,现代东西方主要国家法律都确认由亲属身份而自然获得的某些例外特权,这是一种亲属权利立法。我国现行法律在否定"亲亲相隐"的亲情伦理立法以后,却没有确立亲属权利立法原则,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导致诸多尴尬和悲剧,"佘祥林案"中佘母的不幸遭遇即为典型。本文阐释古代"亲亲相隐"亲情伦理立法和现代亲属权利立法的各自特点,论述法律确认亲属权利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探讨古老"亲亲相隐"对确立我国现代亲属权利制度的正面价值及其在现代人权理念之下的创新转化。     

亲属作证豁免制度立法探讨

本文主要从国际上关于亲属作证豁免制度的现有立法、我国已有立法对亲属作证的规定等发面探讨了亲属作证豁免制度.     

浅谈刑事诉讼中证人的拒证权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是证人出庭作证原则的例外规定。当前,世界各国普遍确立了拒证权制度,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却长期没有这一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文试图以证人拒证权制度的价值理念探讨为起点,对我国的确立拒绝作证权的社会条件进行了简要的概括性分析,阐述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在我国可以确立并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确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是完善我国证据法律制度,加强对证人人权保护,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重要举措。     

从“亲亲相隐”看刑事诉讼亲属作证豁免的法理价值

文章着重于社会学理论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重新诠释了中国传统礼法文化中的"亲亲相隐"制度,并将传统观念引入当代的刑事诉讼框架,为亲属作证提供法理依据。结合我国法律文化实践,只有基于人性选择的制度建设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刑事诉讼理念的创新。     

关于刑事诉讼证人作证免除权的法律思考

证人是诉讼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不出庭成为常例。我国法律应在规定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同时赋予证人在特定情况下的作证免除权．这不仅有利于瓦解犯罪、提高诉讼效率、鼓励证人出庭作证，也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要求。     

国外的“亲亲相隐”制度

在处理亲属犯罪案件时,西方法律传统特别是近代西方法与中国传统法律多有不谋而合之处。不仅中国传统社会有"亲亲相隐"制度,西方也有类似的法律思想。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亲属之间理应有更深切的爱,任一恶行发生在非亲属之间,人们会看得很轻,但"如果加到父母和近亲身上,就成为伤天害理的罪恶"。古罗马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指出,亲属之间不得互相告发,对于未经特别许可而控告父亲或保护人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亲属间相互告发将丧失继承权;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研究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证据制度 ,在世界多国的证据立法中都已明确规定。我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确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 ,对充分保护律师辩护制度 ,弘扬传统的伦理道德 ,保护公民的隐私权等基本人权 ,推动我国法治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论我国“隐蔽作证”制度的建构

"隐蔽作证"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一种特殊方式,也是证人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从我国证人保护的现状来看,借鉴"隐蔽作证"制度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对"隐蔽作证"的适用对象、实施程序和法律保障机制的探索,有利于健全我国证人保护制度,促进证人出庭作证的实现.     

中国古代族刑研究

族刑是中国古代社会盛行的亲属株连制度,一人有罪,亲属往往受到牵连而共同受刑。家庭成员为个人犯罪行为承担共同的刑事责任。族刑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有旺盛的生命力,其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究其原因: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家族主义的文化传统是族刑得以延续,及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根本原因。本文试通过对族刑含义的梳理、族刑的历史性渊源及其适用的一般原则,进而提升我们对古代族刑的认识深度和力度,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借鉴。     

亲属·服制·法律

本文选取古代中国人的亲属、丧服制度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分析了人们的守法意识,与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民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今天的法治建设中,我们在移植西方发达国家法律条文和制度的同时,还要考虑这些制度背后的民情与文化背景。忽视这一点,将会影响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和质量。     

论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评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8条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增设的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填补了我国现代亲属拒证权制度的空白，丰富了《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的内容，显现出容隐制度呈现出回归的端倪，彰显了我国与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相融合的趋势。相较于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和现代西方国家的亲属拒证权制度，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只能被视为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无论是权利主体范围，还是权利内容，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都有进一步完善发展的空间；并且该规定在实施中可能遭遇被误读、阻碍案件证明、流于形式以及侵犯被告人对质权的风险。对这些风险和问题应当予以充分认识、合理应对，以使司法实践准确落实这一规定，并为确立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奠定基础。     

新刑诉法下对我国亲属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新刑诉出台后,对于亲属证人出庭作证做了例外规定,亲属证人被排除在了强迫出庭范围外。有人说这是我国传统法制“亲亲得相隐”的体现,但在更多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实际效果与立法目的相背离的尴尬局面。如何解决以上难题成了我国司法改革的又一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