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有关女性犯罪问题论考--读张家山汉简札记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奏谳书>中保存了不少有关汉初女性犯罪及其处罚的材料.本文结合文献和简牍材料对以女性为主体的不孝罪、悍罪、奸罪、重婚罪及侵犯女性的犯罪行为如强奸、略卖等进行了考证.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刑罚原则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的法律辑录 ,这批简文对刑事责任年龄、故意与过失、数罪的处罚等都有较细密的规定。其它刑罚原则有诬告反坐原则、证言不实反坐原则、连坐原则、上诉不实加刑原则等。汉律在定罪量刑时 ,充分考虑皇权和尊长的地位 ,对于触犯皇权和尊长都要从重处罚。此外 ,对于触犯人伦、群盗犯罪以及官吏犯罪也予以重惩 ,而对于自首和犯罪后自动减轻犯罪后果等则采取从轻处罚的原则。汉初的刑罚原则与秦律所载刑罚原则基本相同 ,西汉武帝以后在具体的操作细节和适用标准方面有所改变。     

谈谈自首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一)正确理解对自首者的从宽处罚 《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对自首者从宽处罚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怎样对自首者从宽处罚,是贯彻执行自首制度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怎样理解对自首的从宽处罚是相对于何种情况下的从宽处罚。本人认为,对自首者的从宽处罚应该相对于同种情     

奸淫幼女犯罪的刑事治理及其完善

奸淫幼女是一种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通过考察分析裁判文书,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奸淫幼女犯罪的刑事治理在呈现出一些新特征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罪刑规定粗疏、加重处罚界限不清、案件发现难且证据采集难度高以及后续保障措施不完善等。对此,应以强化对未成年人(尤其是幼女)合法权益的保护为基点,通过完善罪名设置、提升立法科学性,明确加重处罚界限、对特殊主体从重处罚,健全案件发现机制、证据收集方法以及完善救济与保障制度等措施来有效解决当下奸淫幼女犯罪刑事治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刑事政策视野中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的理性建构

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立法模式是客观主义犯罪观和主观主义犯罪观在犯罪未完成形态上的立法体现。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不仅决定着犯罪圈的大小,而且征表和反映了国家的刑事政策取向和对不同行为的刑事政策态度。中国现行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的主要缺陷是:刑法总则的立法模式与分则的犯罪构成模式相矛盾;刑事立法对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泛化和刑事司法对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异化致使罪刑法定原则受到挑战;刑事立法对犯罪未遂行为处罚的主观化不当地扩张了可罚的未遂行为的范围。中国对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立法模式应当进行如下改革: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例外化;犯罪未遂行为处罚的客观化;犯罪中止行为认定的合理化。     

信用卡诈骗犯罪分析

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手段伪造信用卡伪造信用卡是指采用不法手段,仿照发卡银行的信用卡样版及其有关技术信息资料,非法制作信用卡来骗取巨额钱财。 (1)利用制卡设备,仿照发卡银行发行的信用卡进行规模性伪卡制造。 (2)非法获取发卡银行的空白信用卡进行凸印、写磁制成伪信用卡。 (3)对发卡银行发行或尚未发行的信用卡凸印或对磁条内容进行非法修改,重新写磁而制成伪信用卡。 (4)对他人信用卡的签名进行涂改,然后重新签名制成伪信用卡。 (5)利用作废的信用卡甚至普通的磁卡重新写码后,在自动柜员机(ATM)、终端机(POS)等设备上进行诈骗。利用“SKIMMER”等特种设备窃取信用卡资料制造伪卡     

完善我国单位犯罪处罚制度的思考

对单位犯罪适用双罚制和单罚制均存在很多问题。双罚制已经成为为有关人员开脱或者减轻罪责的重要手段,而单罚制是否处罚单位犯罪的方法值得商榷。我国单位犯罪处罚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将对单位的处罚与对单位内部结构进行干涉结合起来进行,因此,建立对单位内部结构进行干涉的单位犯罪处罚制度应成为我国未来处罚单位犯罪的发展方向。     

双罚制的根据——法人犯罪的两重性

在世界范围内,对法人犯罪的处罚主要有代罚制(仅处罚直接责任者)、转嫁制(处罚法人本身,不处罚直接责任者)和双罚制《既处罚犯罪的法人,叉处罚直接责任者),从各国的理论与实践看,惩治法人犯罪最有效的,首推双罚制。有些国家,开始时实行代罚制,而后转变为双罚制。如日本,1986年颁行的《烟草专卖法》第28条规定,种植烟草者,当其代理人、家属、同住者、雇工,在     

辅导青少年学法用法的良师益友——《青少年法律手册》

由著名法学家谢邦宇作序,法学研究人员李云龙编著的《青少年法律手册》,即将由明天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是根据中央对青少年普及法律常识的要求编写的,是一本既有知识性、又有实用性的法律手册.书中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讲授了我国宪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七个基本法律,还针对青少年的实际情况,增写了“青少年犯罪问题”、     

高科技犯罪法律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高科技犯罪是当今社会发案率高、破案率较低的一种新型犯罪,主要类型为新刑法中含有高科技内容的犯罪(如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及利用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故意毁坏财物、各种类型的诈骗等)进行的犯罪二种类型。其中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是以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进行的犯罪,对这一类犯罪应适用刑法第287条,即“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来加以认定和处罚。对高科技犯罪中犯罪对象及其数额、网络上的虚拟财产等问题的认定要从刑法的一般原理及解释来加以解决。     

汉代民事诉讼程序考述

汉代的民事诉讼在汉代社会现实中具有较明显的实态。讼之所及 ,多为租税、财货乃至田产 ,表明人们在概念上已经有所区分 ,人们因民事纠纷而“诣乡县讼” ,可知民事审判是地方官吏的基本职能之一。又以出土汉简及传世文献见之 ,民事诉讼的程序化已相当明显 ,由此反映了汉代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张家山汉简中的法律思想

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和《奏谳书》中包含了丰富的法律思想。史料证明 ,汉初法律着力维护家庭伦理秩序 ,把儒家推崇的家庭道德法律化 ,是后世“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同时 ,汉初法律还以法家的“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思想为指导 ,对官吏严加管理 ,重典惩治官吏犯罪 ,表现出对秦律的强烈的继承性。     

大清刑律草案签注考论

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签注是研究《大清刑律》和"礼法之争"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本文利用诸多历史文献,对1908—1909年之间,中央部院、地方督抚的签注做了系统梳理,考证其文献来源、整理要点、上呈过程和表现形式,澄清以往研究中不清楚甚至错误的地方,辨析了签注的形成过程及其中的倾向性意见,分析了签注在《大清刑律》制定中影响和作用有限的原因.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作为沈家本在法律领域贯彻"思想革命"的代表作,其得失是与政治领域的立宪运动同步的,由签注所引发的"礼法之争"的本质不是中西、新旧之争,而是法律领域"改良还是革命"的"主义"之争.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既与中国自身的状况相脱节,也不符合法律自身的演进规律,是一次有着严重缺陷的立法实践.     

公安文书写作规律与技巧研究

公安机关奖惩性公文的写作规律和技巧。写作奖惩性公文,首先要选择文种;其次,嘉奖令、奖惩性决定和嘉奖批评性通报写作上有其共同的规律。法定公文与刑事法律文书写作特点有不同;此外,不管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答复上级的询问,还是向上级请求指示、批准事项,亦或是答复下级的请示事项,所使用的文种和行文要求都不同。最后,刑事法律文书写作所揭示的规律,完全可以用来指导治安法律文书的写作,当然,它们两者之间也有许多不同。     

秦及汉初逃亡犯罪的刑罚适用和处理程序

秦及汉初律令对逃亡犯罪的规定繁复而成体系。逃亡大体可分为一般逃亡和犯罪后逃亡二类。在刑罚适用上,一般逃亡的刑罚因逃亡者身份不同而各异,犯罪逃亡的刑罚是以本罪刑罚为基础,叠加亡罪刑罚后加以确定。在处理程序上,吏、民的一般逃亡不导致审判和追缉程序,刑徒或特别身份人逃亡的,区分亡罪刑罚轻重,分别适用审判并通缉的“论,命之”程序和审判并命令其出现、领受刑罚的“论,令出、会之”程序。犯罪逃亡的,以本罪刑罚为基准,分别适用“论,命之”和“论,令出、会之”程序,后一程序中未按规定领受刑罚的,以刑罚已执行时逃亡来论断其刑。在不同类型逃亡犯罪及司法程序的不同阶段自出的,有处以笞刑、本罪之刑减一等或本罪之刑叠加亡罪之刑后总减一等等不同减刑效果。     

通缉令等寻找类应用文写作规律探索

寻找类应用文是表达寻找诉求的载体。适用寻找诉求的文书,有通缉令、协查通报、悬赏通告以及启事四种。它们性质不同;制作者不同;寻找的对象范围不同;就被寻找的对象——"人"而言,目标明确度不同;格式要求也不同。虽则有诸多不同,但其写作却有着共同的规律:思路相同、写法相近;语言表达有鲜明特点;表达手段上,多以文字与照片互相印证的形式来强化读者记忆;而且发布方式呈现多样化。     

Documents signed or executed with electronic signatures in English law

There remains concern among solicitors about the evidential weight of electronic documents, including document systems that are used to execute high value transactions.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meaning, in electronic terms, of document, book or paper, instrument, writing, record and map – both in terms of legislation and case law. Consideration is also given to primary evidence, original document and certified copies, the requirement that an agreement or communication be in writing and what is mean by a signature. The discussion then considers execution as a deed and the requirement for signing in the presence of a witness, including where the witness is remote.     

略论西汉控制犯罪的理论对策

西汉时期在预防为主、标本兼治、整体布局、综合为治的思想指导下 ,建立了一套上自中央下到地方组织严密、运转灵活的控制犯罪体系 ,并且综合运用多种手段 ,将怀柔感化与暴力镇压、罪前预防与罪后惩治紧密结合起来 ,奠定了中国古代控制犯罪的基本模式。这一理论对策不仅与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传统思想观念相统一 ,而且与我国特定的宗法伦理的社会结构及“大一统”的集权政治体制相适应。它不仅为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刑法中的无形伪造--以文书为视角

各国立法中的伪造包括有形伪造和无形伪造两种情况.有形伪造是指无制作权限人非法制作文书的行为;无形伪造是指有制作权限者制作内容虚伪文书的行为.有形伪造与无形伪造的区别在于"名义人与制作人之间的人格是否具有一致性".处罚无形伪造的宗旨在于其侵犯文书的证据力.我国刑法中的伪造包含有形伪造和无形伪造两种含义,司法实践存在处罚无形伪造行为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