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贵族文学——与葛红兵先生商榷

目前 ,王朔与金庸之争仍是文坛关注的焦点之一 ,当事人双方都表现出良好的心态 :金庸表示与王朔个人没有恩怨 ,王朔则表示无意对金庸人身攻击 ;金庸表示王朔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是正确的 ,王朔则承认自己的文风“确有问题” (见《文学报》 ,1999年 11月 11日 )。这些信息告诉我们 ,他们之争并非个人之间的私见 ,而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文学审美观念的冲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葛红兵先生的《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论金庸与王朔之争》 (载《探索与争鸣》 2 0 0 0年第 1期 )一文抓住了这次论争的要点 ,突破了纠缠于是与非的简单模式 ,而上升…     

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论金庸与王朔之争

最近,王朔与金庸的论战引起文坛关注,是有道理的。从表面上看,这是两个作家个人之间不同审美趣味的争执,但从深层看,这却是主导中国当代文坛的不同文学观念碰撞的结果。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庸在中国大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这种荣誉来自多方面:一方?..     

作家道德修养与作品价值判定

作家的道德修养和作品价值的判定是怎样的关系体，在此我们通过历史性梳理来廓清思考的维度。文学伦理学的批评范式把作家的道德修养审美化使其成为文学欣赏的构成，文学作品的审美道德化使其成为道德伦理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有很多论者主张二者分离，道德与审美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我们提倡对于作家的道德修养和作品价值判定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考查。     

金庸：凡有井水处皆有“金大侠”

在中国作家里，金庸拥有最多的读者。凡有井水处皆有金庸小说。然而，金庸的伟大不只是因为他是平民文学的大师。也不只是因为他是香港《明报》的创办人，更关键在于，当古典中国的“庙堂”背弃了“历史正义”时。金庸通过他的小说创造了一个“江湖”，在那里。“侠”的精神就是“不服从的精神”，这既是寻找“历史正义”的一个通道，也是迈向公民社会的一个精神接榫。     

“金王之争”回眸

<正> 1999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王朔的《王朔:我看金庸》一文,把金庸小说称为“四大俗之一”,揭开“金王之争”序幕。11月3日,《成都商报》刊登了记者采访《金庸:我与王朔没有个人恩怨》,不久,金庸又发表《给〈文汇报〉的专函》,作出回应。“金王之争”于是全面展开,随后王迷和金迷也纷纷加入,各媒体和互联网成为双方中原逐鹿之地。今天“金王之争”早已偃旗息鼓,但它所引发的问题却远未解决——     

论艾略特的传统观与非个性化批评理论

艾略特是20世纪活跃在世界文坛上的伟大作家、诗人和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他所倡导的传统观和非个性化的批评理论开创了文学批评的一个崭新时代。本文从艾略特对17世纪两位著名诗人约翰·邓恩和约翰·弥尔顿所持的截然不同的观点着手,从正反两个方面诠释他的批评理论,即在对待传统与创新的问题上提倡的是一种有古有今、传统与创新共存的文学观。     

走向与美学结合的社会历史批评

<正> 社会历史批评任何时候都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原则,这是因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社会的精神现象,就其根本性质来说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个批评流派,严格地说还是十九世纪初在法国诞生的。它的创始人是法国的作家斯达尔夫人。她在《从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和《论德意志》等著作中,否定了当时文学理论界广为流传的以作家的天才和个人生活当作说明文学现象依据的观点,试图从文学与宗教、风俗和法律     

对“传统社会主义观”批评的批评

对“传统社会主义观”批评的批评黄建权邢贲思同志在《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一文中（《哲学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以下简称邢文），对传统社会主义观进行了批评，其论点主要有三；一是说传统社会主义观“十分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二是说传统社会主义观“...     

金庸“挨骂”史

最近，自称“我也是一势利眼”的王朔以他独有的眼光“看金庸”，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海内外整个华语文坛掀起大波。     

“五四”以来中国写实主义文学传统成因探

中国文学自五四以来就保持着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在过去近一百年的文学发展中,作家、评论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强调真实排斥虚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现实语境,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使当时的文学不得不关注与现实人生的联系;其二是传统因素,如受集权政治、实用主义文学观、实录精神和载道传统、形而下的思维惯例等影响使得我们无法从文学本体的角度来重视和发挥文学虚构。于是,重写实而轻虚构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风向标。     

“日常生活”与女性文学史的建构

女性以日常生活为内容和题材的创作积累下的丰厚资源和传统,这是有别于男性的叙事传统和资源。立足于日常生活视角进行女性文学史的建构,有助于我们突破男性中心观念和题材等级观念的局囿,挖掘出许多不为人知的女作家及其作品,重新认识许多被主流男性批评遮蔽或歪曲了的女作家、作品,有时甚至从根本上扭转主流男性批评的定见,还女作家、作品应有的面貌和地位。因此日常生活,应该是寻觅女性文学传统、建构女性文学史和重构文学史的一个有效参照视角,它对于发掘女性生命价值及其人文内涵以及梳理、总结、建构女性日常生活叙事诗学都具有积极意义。     

文学传统与文化心态——兼论诺斯罗普·弗莱的加拿大文学观

文学传统的功用一直是文学批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尽管很多学者认为打破文学传统模式的桎梏是文学未来发展的唯一途径，但也有一部分学者愿意为之一辩。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认为文学传统是一切文学发展的根基，是诗人创作灵感的唯一源泉。对文学传统功用的肯定，不仅决定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持续性，也会左右其社会文化心理氛围——文化心态的发展。本文试图通过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诺斯罗普·弗莱对加拿大文学的批评，进而阐释弗莱对文学传统和文化心态问题的看法以及对加拿大文学现存问题的担忧。     

蔡智恒与网络小说

痞子,意恶棍、流氓(据《现代汉语词典》967页)。北方人似乎常使用这个词。其用于指人,包含贬义是一目了然。就我所知,在被称为“作家”的人里,被人冠以“痞子”称号的有两位,一位是现已名扬天下的王朔先生,他是靠写新言情小说起家,在平面出版物大行其道的时候,独占流行文学的潮头,吸引了一大批     

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评析

近几年，在文学界掀起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讨论和运用的热潮，我们在肯定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现实意义的同时，也要走出伦理批评的误区，不能片面夸大其作用，只有把它和其他文学批评方法相融合，才能发挥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生命力，促进文学批评的发展。     

论大众文化对于作家主体意识的解构——关于“王朔现象”的再思考

作家的主体意识对于文学创作关系重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家主体意识在打破政治局限之后,逐渐觉醒,但马上又陷入大众文化的浪潮之中,文学创作发生了变异.王朔是第一个跟大众文化亲密接触的作家,透过"王朔现象"我们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大众文化对作家主体意识的破坏以及由此给文学创作带来的负面影响.     

昆德拉与王朔的文学戏谑

有别于文学载道精神和游戏精神，米兰·昆德拉和王朔主张文学的“戏谑”，即小说家有非现实主义的离题的权利，可以自由地写自己感兴趣的一切。米兰·昆德拉的“戏谑”体现在他以游乐形式书写被遗忘的主题，如道德模棱两可，人生无可归罪、戏谑式的改编、荒谬的自由、夸张的自由、非现实性的自由和色情；王朔的“戏谑”则没有昆德拉那样的深沉，主要体现在视点和视角的反常规，评价人物的叛逆性，神圣的文学殿堂被翻个彻底，其语言游戏更是毫无顾忌而又独具风采。     

罗兰对传统英雄认知范式的突破与超越

塑造英雄可以说是西方文学的伟大传统,从英雄形象的第一个原型"半神"在古希腊文学中诞生,"英雄"形象就一直支配并主宰着西方文学的人物塑造。20世纪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笔下的一系列"文化巨人式英雄",既是对自古希腊以来的"半神式"英雄传统的可贵坚守与回归,也是对英雄母题传统认知范式的突破与超越,使英雄的种族涅槃变异而再生,从而赋予"英雄"概念以特定的指涉意义。     

论延安文学传统批判话语的修正

传统文学批判话语对延安文学存在二种声音．一是认为延安文学就是五四新文学和左翼文学发展的结果;另一种则认为延安文学是纯粹的民间文学。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两种看似正确的批判话语．实质是对延安文学的误读：第一．我们可以强调延安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和左翼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某种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不代表延安文学就是五四新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发展结果。因为延安文学的价值在于它以最低文化层次上的革命工农民众、红军战士带动了整个社会的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因此,延安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一种大众文学形式;第二：延安文学在受到民间文学影响的同时,还受到一些域外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熏陶,因此延安文学并不是纯粹的民间文学,而应该是在属于民间文学的同时,还隶属于世界文学的范畴。     

传统文化与哈尼族新文学创作

当现代化的脚步跨进高山峡谷,跨进原始老林,跨进至今还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氤氲的哈尼族地区的时候,一场经济的、文化的、情感的、心灵深处的变革,便不可避免地降临了。人们也许并未意识到哈尼族新文学的诞生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但哈尼族作家自己却是清醒地意识到了的。存文学不无自豪地说过:“哈尼族是一个百万以上的山地民族,过去没有一个作家和诗人,现在既然给我们提供舒枝展叶的条件和机会,我们当从这高山峡谷间捧起一捧泥土,举起一块石头,托起一座大山,或者一片厚厚的荫凉,是让世界认识我们的时候了。”     

武侠的梦还会做多久——析金庸武侠小说的社会阅读

在武侠小说里,金庸先生对"天下"更多地注入了一种伦理的、历史文化的元素。金庸武侠小说的地理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使小说有了成为一种新认识的文化的可能性。武侠不是一种情绪,它是一种文化,它最撼动人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情怀。电视传媒对金庸武侠小说的传播和诠释,意味着一个文本被夸大时代的到来,同时也意味着作者与读者第一互动的文学意义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