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道德对法律的主导

法律的存在与实现与民族精神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古今中外任何一部优良的法典都必须内涵与当时社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道德观念,都必须与同时期道德要求的价值趋向相一致.现代法制所体现的诚实信用、公平公正、平等公开、善良真实等原则既是道德对法律的要求,也是道德对法律的主导.同时,法治的实现,需要与时共进的全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的提高.法律调整是以道德调整为前提的.     

大学之德

大学是社会的道德标杆,是知识的殿堂,是思想的生发蕴藉地,大学之德昭示着大学的使命与道德底线,是大学作为特定社会组织的必须.欲实现大学之德,必须行树己之德,育人之德,广布之德.因而,就要求大学之人要有敬畏之心,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勤于自省;要有大爱,要身体力行,要培养求真之人;要弘扬德之要义,使道德理想与道德现实紧密结合,使大学始终成为社会道德的引导者.     

以婚姻法为视角谈法与道德

以婚姻法为视角,结合婚姻法自身强烈的伦理性特征,以及法律与道德在婚姻家庭中的角色,婚姻法中的道德性要求最为突出。但是在重视道德调整的同时,也应防止道德判断对司法裁判的干扰,分清二者的调整领域,用道德来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用法律来传播道德,以实现二者的平衡。     

依法治国必须法治德治“两手抓”

让法治阳光普照,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法律准绳;让德治清风吹拂,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道德基石,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法安天下,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爱国行为的教育与引导

爱国行为既是理性爱国的主要体现,又是理性爱国教育与引导的基本着眼点。理性爱国应包含理智爱国和热情爱国两个不可分开的方面。对个人而言,道德要求激发爱国热情,是爱国行为的驱动力和更高要求;法律规范引导理智爱国,是爱国行为的界限标准。爱国主义的道德要求与法律规范成为约束爱国行为的两面维度,撑起理智与热情并存的爱国大旗。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青年爱国行为的教育与引导既要符合道德与法律的基本要求,又应遵循它们各自的内在逻辑。     

法的道德性基础论证

法律主治要求调整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唯一准绳是法律.法治所依据的法律是良法,它的生发点在于道德;法律的施行过程需要道德的支撑;广大人民遵守法律的落脚点在于一种道德自律.从立法过程到适法过程,从执法主体到守法主体,都体现出法的道德性基础.     

论道德建设对法治建设的作用

法治理想社会的实现 ,与道德的积极支持和同步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与立法形成、法律渊源、促进法律实施等都有着深刻的联系 ,并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道德还是法治建设的基础和保障。因此 ,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 ,必须大力开展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教育 ,用社会主义道德意识规范人们的行为。     

从人性恶角度探析法律对道德教育的强化功能——兼谈对“八荣八耻”教育的启示

道德与法律都是对人们“恶”的行为的规范,只是两者沿着不同的路径:法律注重外在强制和不侵犯他人,对人性的约束力强;道德强调内省和利他,对人性的约束力弱。因而,法律与道德相通相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依其各自特点决定了法律对道德教育具有强化功能。所以,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和谐的社会状态的实现,需要从法律规范的外在强制逐渐过渡到公民道德内省的自觉行为。贯彻落实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时,要把道德的教化与法律的强制结合起来,发挥法律对道德教育的强化功能,通过加强法治建设引导我国公民践行“八荣八耻”的道德要求,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政治秩序的道义基础与以德治党——论执政党的秩序供给与道德建设

秩序供给是国家和政府的基本功能。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通过国家机器将其意志按照法定程序转换成国家意志而成为秩序的主要供给者。执政党提供秩序既有法律、制度和政策等显性和刚性方式,也有道德的隐性和软性方式。执政党长期执政,本身容易产生“道德麻痹症”,形成制约党通过道德环节供给秩序的“逆向机制”。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执政的道义基础,加强执政的道德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需要加强党的道德建设,实现以德治党。     

法律与道德对“第三者”行为的调整

对于当前久禁不止的"婚外情","第三者插足"等消极现象的社会调整,单采用道德调整或法律调整都是不够的,应当采用道德和法律双重调整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婚姻家庭的稳定。     

法与道德关系模式的思考

法与道德的关系是中西法律思想家一直关注的问题。历史上的中西法律思想家对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笔者认为,法与道德的关系对于法治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法与道德都有观点、制度、秩序三个层次,两者区别主要存在于制度层次,而联系主要存在于观点层次。文章对其联系和区别作出一定论述,最后得出法与道德的和谐统一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追问道德的法律承担——以“虐猫事件”为例

“虐猫事件”显示了网络强大的道德强制功能,更引发了法律人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深度思考,特别是对道德的法律强制实施的关注．法律对道德的承担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但必须注意合理性限度。法律对道德的过多承担会造成法律对道德的取代,也会戕害法律本身。     

法律与道德的距离--兼论民法与道德的界限

法律不同于道德 ,我们应当谨守法律的范畴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对于道德 ,在任何一个时期人们对它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为道德惩罚保留一定的空间会有更清醒的认识。道德是对完人的要求 ,而法律只是对一般人的要求。本文从案例入手引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 ,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不同的。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的实质在于模糊两者的界限。学习法理学的关键在于实践应用 ,所以笔者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导入民法领域 ,浅谈自己对民法的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等原则及婚姻家庭关系与道德的关系 ,并提出法律语言中减少道德语言的主张 ,使法律规则的性质更加明朗。     

建立法治经济 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法律和道德作为同一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具有协调一致性 ,法治是德治的基础 ,法治的建立健全促进道德的生成和实现。但法治也有自身的局限 ,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法津的调节 ,还需要道德的调节。道德调节的利益范围广于法律 ,对人的要求高于法律 ,行为的心理根据优于法律 ,在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要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     

从《婚姻法》的修改审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分属不同的领域，但又是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辅相成的，在社会生活的规范、调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婚姻法》的修改中所表现出的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兼容入手，对法律与道德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关系和作用进行了重新思考，法律不是万能的，理想状态应是法律与道德的兼容统一。     

道德立法的理性思考

道德立法是我国现阶段法律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趋势。道德与法律的一致性使道德立法成为可能 ,但两者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的异同使两者既相互适应又要相对保持距离 ;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是道德法律化的滞后性所致 ,所以要加强道德立法建设。加强道德立法并不是弱化道德自律性的作用 ,而是通过道德教化的法律保障使外在法律转化为道德主体的内在道德信念     

刑法与道德的对立统一

刑法与道德同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社会中有不同的调整范围,对社会起着不同的作用;道德是法律的底线,道德最终会上升为法律。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与道德将相互渗透,逐步趋同。最终达到统一。     

和谐社会的法律与道德

从价值角度看,法律与道德具有必然联系和共同元素;从规范功能看,法律与道德并立互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以治国方略看,必须坚持法制与道德相结合;从秩序层面看,道德秩序是基础,法律秩序是保障。     

法律职业调控机制与法律职业者的境界

现代社会法治的确立以及法律作用的扩展和增强 ,使法律职业变得越加重要。为使法律职业主体体系———由法官、检察官、律师构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切实发挥其推进法治、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的使命 ,必须建立相应的完善的调控机制 ,确保法律职业活动的合法性、合伦理性。完整的法律职业调控机制是由法律、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三个不同层面的调控机制构成的调控体系。与此相应 ,法律职业者的职业境界也包括了三个不同的层次———法律境界、伦理境界和道德境界。任何一个法律职业者都应当而且必须超越法律境界 ,达至伦理境界 ,并在道德境界中无限提升。     

论法律的道德影响

在特定社会中 ,国家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 ,这样 ,法律才能获得赖以发生效力的根据。法律对道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法律内容、立法思想、执法行为、司法实践、守法意识等方面。但是法律的道德影响是有限度的 ,主要表现在影响范围的有限性。实践中 ,应发挥道德与法律的综合整治功能 ,避免过度夸大道德对法律影响的限度。只有这样 ,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 ,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良法之治 ,促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