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城市公共产权缺失的治理路径

流动人口城市公共产权的缺失是导致目前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其核心是城市公共产品与相关资源的稀缺与分配的不均等。通过合理的城市公共产权制度变迁,降低排他性,使流动人口充分享有城市就业权、基本公共教育权、社会保障权、适足住房权等,分享公共收益,才能最终实现各个参与主体的共同获益。与此同时,增加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是降低稀缺性的重要方式,而在这一过程中,户籍制度和相应的成本分担机制制约着供给的意愿和供给的能力。解决以上问题,才能逐步推进中国的城镇化走向健康、可持续的未来。     

完善我国城市公共精神产品供给终端设施的思考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在全国18个城市采集了1160份调查问卷,首次全面考察了我国城市居民的公共精神产品供给状况。通过调查,对我国城市公共精神产品的供给状况进行研究,有利于调整策略,丰富民族精神结构,提高民族素养。为深入考察现代城市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体制提供科学参考和数据支撑,为公共精神产品的供给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

应急管理是突发事件中各参与主体在政府主导下实现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过程。突发事件打破了系统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平衡,改变了系统的价值分配模式,使公共产品呈现"高需求、低供给"的非常状态,这决定了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具有时间属性、空间属性、层次属性和权利属性。突发事件改变了人们的需求层次,不同的需求层次要求不同形态的公共产品供给。在突发事件的各个阶段,需要不同形态的公共产品;但具体到某一特定阶段,某种形态的公共产品需求会占主导。由于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需求的多变性和形态的多样性,公共产品供给必须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等有效参与、协调合作,以建立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模式。     

城市社区居民有序政治参与与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城市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构建城市和谐社区的必要条件。根据蒂布特模型,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需要消费者偏好得到充分显示。笔者认为,在城市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消费者的选择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城市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过程。要使消费者的偏好得到很好显示,就必须确保社区居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最后,本文对于如何加强城市社区居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得城市社区公共产品能够有效供给,提出了一些建议。     

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构建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出现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地区间供给不平衡等问题。文章从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现状入手,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危机的体制原因, 提出了供给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元化、供给方式多元化的体制模式。     

公共产品和垄断产品的关系刍议

或出于政府职能,或由于投入成本太高,无利可图,私人企业不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久而久之,人们便认为公共产品必然由政府提供,形成公共产品的天然垄断性。是因为这种天然垄断性,使得公共产品与垄断产品易混为一谈。深入理解公共产品和垄断涵义,需要从二者的供给者、需求者、产品范围和供给方式四个方面加以区分。     

免除农业税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及其对策

一、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体制特征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制度内供给缺失。农村公共产品是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与我国农村居民利益直接相关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极其重要,但很难完全由农民自己提供,一般应由政府提供。我国城市的公共产品的确是政府提供的,但是在农村,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则相对较少,农村公共产品     

试论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方式

传统理论认为,公共产品是不能通过市场有效提供的,但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和制度的创新与完善,越来越多的私人力量介入公共产品领域。本文分析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方式,探讨了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对政府治理结构的影响。     

推动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能

一、加快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制度是推动公共服务的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发展模式和体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优先发展城市的倾斜型发展战略和政策,形成了城市和乡村不均衡的国民收入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与制度,和城乡不同的差异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基本制度。这种不平等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主要表现在:城市所需要的公共产品是由政府财政包揽供给,所需的资金由财政预算安排,而农村所需要的公共产品政府提供的很少,许多方面都要由农村基层负责提供,其费用支出主要由农民承担。再加上政府承担提供公共产品责…     

"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研究综述

我国农村已进入“后农业税时代”,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这一课题给予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农村公共产品的界定与特征;“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选择等四个方面作了一个文献综述。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基础理论与战略

城市化是中国迅速实现发展目标的必要过程,它将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导致利益生成和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从而危及城乡协调发展。为了应对上述挑战,需要政府更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观念,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改进供给方式和提高供给内容的适用性,从而满足农村居民的公共消费需求,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利益和谐。     

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选择的表达机制

文章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方面发生的变化 ,认为一方面我国农民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越来越个性化 ,而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乡政府和村委会 ,往往无视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真正需求 ,从而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供给不平衡 ,并进一步剖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矛盾及其成因。为有效化解这一矛盾 ,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选择的表达机制。     

从菜市场管理看城市菜价的降低

近年来城市菜价不断高涨,城市居民的"菜篮子"越来越沉重。调查研究表明,城市菜市场的营利性经营模式对菜价的影响非常大,不断上涨的菜市场摊位租金直接推高了菜价。从经济学视角看,菜市场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可以利用市场优势、政策干预,甚至是政府直接供给等手段解决城市蔬菜供应问题。     

论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变革

由于若干因素导致市场失灵,以及公共产品供求双方的推动,使得政府所直接生产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范围大幅度扩张。但过度的垂直一体化使得公共产品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成本上升,并造成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和质量低下、政府规模膨胀及严重的财政支付压力。因此,推动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变革,最终在公共产品的生产上形成政府、私人和非赢利组织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村级组织如何发挥作用

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不足是当前农村社会全面发展不协调的根源之一,数量短缺、质量不高是当前体制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特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上也存在缺陷。在当前变革中,村级组织的职能发生转变,可以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弥补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缺位问题。     

公共产品短缺的政府经济学分析

公共产品短缺引起了消费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将产生效率缺损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影响发展的质量。今天我们面临的是政府资源迅速增长与公共产品愈益严重的短缺矛盾,就政府财力而言,就社会公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而言,财力资源不是约束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原因,我国公共产品的短缺现象存在着直接动因和制度根源,克服和治理短缺需要进行政府经济学分析     

公共经济学视野下的治安服务多元化

社会治安是一种既包含纯公共产品又包含准公共产品的混合型公共产品,现实中存在着公共治安服务不足以及公共治安供给的单一性与治安服务需求多样性的矛盾。治安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但也不排斥非政府的供给。为了弥补公共治安服务的不足、满足群众的治安服务需求和实现社会治安产品供给的高效率,可以灵活采取政府、社会、市场多种主体相互合作、共同参与的方式。     

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多中心体制探讨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是一种单中心体制,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单一,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外筹资机制,以及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决策机制。这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后更是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因而,我们必须从多中心的筹资机制、供给决策机制以及供给主体三个方面建构农村公共产品的多中心供给体制,有效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难题。     

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前提条件与实现路径

由于不同农村公共产品特性有异、不同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度强弱不均以及农户间经济实力存在差别等原因,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农户有效地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必须以农户具有公共精神和较强的经济实力、建立起高度组织化的农村合作组织和具有较强组织供给能力的村民自治组织等为前提条件。从农户参与供给的路径上看,需要通过培育农户的公共精神,增加农户收入,完善农村合作组织,增强村"两委"的管理能力,为农户参与供给提供思想动力、财力保障、有效载体和领导支持来实现。     

论城市经营和政府职能的界定

一、经营城市与城市发展的新思路 经营城市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我国的许多城市缺少建设资金,城市公共物品严重短缺,基本设施长期欠账,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功能与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城市许多资产被闲置,资源被浪费,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城市吸引力不足、竞争力有限的矛盾,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滞后的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和僵化的城市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