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决中的后果论思维

杜德利案说明,后果主义既作为一种评价行为正当性的道德推理模式,又作为评价裁判正当性的法律推理模式。在知识谱系上,后果主义作为一种决策方式来自于伦理学,根据行为结果评判行为的正当性,功利主义是其典型版本,因其理论局限而分化为行为后果主义和规则后果主义;对于司法裁判而言,规则后果主义更具应用价值。作为裁判思维,后果主义根据裁判后果对裁判理由进行调整,追求个案裁判结果的实践合理性,其理论形态为法律实用主义的裁判哲学,其实践表征为结果导向的法律适用方法。后果主义审判出于对概念法学或形式主义法学的反思而具有合理性,但在司法实践中后果主义具有因“后果”之名而越法裁判的风险。为此,须对后果主义审判进行方法论意义上的控制。     

“后果考量”与“法条主义”的较量——穿行于法律方法的噩梦与美梦之间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政策,导致审判实践过分依赖对法外各种后果的考量,法律规范在司法裁决中的地位日渐式微。由于社会效果论自身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导致它向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后果主义裁判的转化并不成功。通过对张学英诉蒋伦芳案的分析可以看到,后果主义裁判在大多数时候虽然采用了"依法裁判"的外在形式,但却掩饰不住对案件起根本决定作用的法外因素,这不仅动摇了司法裁判的合法性而且也危及形式法治。相比之下,法条主义正是我们所应追求的一种法律在场的司法裁判理论。无论如何,案件必须在法律的名义下被裁决,这是法治最低限度的要求。     

基于后果评价的法律适用方法

基于后果评价的法律适用是司法裁判的必要形式和具体方法,其逻辑机制在于裁决后果逆向地影响裁判依据的选择。确需改变按照既定规则的法律推理及论证结构是基于后果评价的法律适用方法应用的条件,其旨在为疑难案件司法确立正当的裁判规范。司法裁决的抽象后果或称"规范性后果"是法律适用通过后果评价而为合理裁判的可依赖后果。既定法秩序内的根据是法律适用后果评价实质衡量中具有优先性的理由,而既定法秩序外的根据以其属性和功能对后果评价的实质衡量发挥着特殊作用。     

司法裁决的后果主义论证

后果主义论证是法律论证的一种形式,是实现合理的司法裁判和证成裁决结论的重要要素。司法中后果主义论证关注不同裁判方式所带来的可能后果,通过评判不同的后果来选择裁决结论。与一般情境中的后果论不同,司法裁决的后果主义论证主要出现在法官为正当化案件裁判所进行的二次证明中,它是基于可欲后果的证立,这种可欲后果是裁决的逻辑后果或一般后果。     

附随义务三题--以审判实践为中心兼及对理论之检讨

附随义务的可诉性、认定标准以及违反之责任后果等,是司法裁判的难点。有必要结合审判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对合同附随义务进行梳理,就若干争议问题从审判角度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并阐述审理合同附随义务案件较为体系化的若干司法考量与方法。     

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性裁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1条所确立的程序性裁判,在范围上仅局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程序的审查,有避重就轻之嫌;在程序性法律后果上,单一的“发回重审”制度,使得程序逆行成为程序性裁判原则。要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程序性裁判机制,首先应当健全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规则,主要是完善程序性法律后果的规定;其次要拓宽程序性裁判的范围;最后应当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加大程序性制裁的力度。     

后果主义审判:源流、思维特征与理论定位

对于后果主义审判的思维特质,理论界存在着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为了消弭人们对后果主义审判的理论误读,有必要对后果主义审判理论追根溯源。通过系统地梳理霍姆斯和波斯纳法律实用主义审判理论,尤其是波斯纳针对德沃金、卢班等人的批判意见所作的自我辩护,不难发现经由波斯纳系统阐述的后果主义审判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对不同类型、相互对立的系统性后果进行权衡的法律发现技术。     

后果主义论辩的证成与具体适用

后果主义论辩是法律论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从后果论的角度为规范适用提供"二次证明"。尽管后果主义论辩受到诸多批判,如以损害形式逻辑为代价、引入法官动机破坏法律的确定性、以法律工具主义作为价值预设等,但是后果主义论辩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作为重要的论证方法,是法官思维的组成部分,也是协调规则安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矛盾、解决权利相对性困境的重要方法。基于不同类型的后果,可以将后果主义论辩区分为制度型、目的型、道德型和政策型,这四种类型的后果主义论辩都有独特的适用领域和适用限制。在个案裁判中,后果主义论辩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存在,作为一种辅助性依据,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法律问题还原为事实问题。然而,受制于人的有限理性、法官的价值偏好,后果主义论辩在适用时需要就个案事实与逻辑后果的相关性进行论证,必要时辅之以其他的论证形式,并对适用的推理过程展开细致的说理。     

后果论视角下的刑事证明标准——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中心的分析

在疑案判决中,法律程序中的事实探知无法独立于对裁判后果的考量,"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明尺度应该体现司法决策在准确性与效益性之间的均衡.道义论的进路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明过程正当化的虚饰手段而使其沦为模糊不清的道德话语,而后果论的进路则将其作为错判风险的分配机制使之转化为可操作的证明技术.根据"排除合理怀疑"的经济学公式,错判风险的情境性考量要求证明标准的层次化表达和类型化解释,这也体现了法经济学与法教义学之间的互通之处.     

法律人思维的二元论兼与苏力商榷

本文是对苏力《法律人思维?》一文若干观点的回应和批评。苏力赞赏美国现实主义的法官办案方法与思路,否认法律人存在法教义学思维方法,无前提地主张"超越法律"和"考量后果"。本文主张法律人思维"二元论",即在实定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进行结合、协调和平衡,遵循规则和超越法律。法律人不能拘泥于法律规则和概念逻辑,面对呆板的法律和鲜活的生活,不能刻板地不作结果主义考量。但进行社会后果考量时,不能夸大"超越法律"的功能和意义,不能以英美法系的特有方法遮蔽和否定成文法系法教义学方法中原本已然存在的"超越法律"的功能,更不应否定法教义学上法律人特有的思维方法。     

间接后果主义的类案判断程序研究

准确高效的类案判断程序是进行"类案类判"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有助于保证司法公正和避免裁判的差异性。传统的类案判断程序在疑难案件处理上需要借助经验或价值选择,难以摆脱任意性的困境。间接后果主义的类案判断程序以判决指引的行为作为比较点,通过影响行为后果评价的因素确定案件的相似性程度,最终依照关键事实进行类案判断。如此,有助于缓解疑难案件的任意性特征,从而更好实现类案类判的司法价值。     

“凶宅”类案件中的法律论证评析

不同的法官对"凶宅"案件的认识意义不同,以致在实务判决中出现了支持"凶宅"诉求与不支持"凶宅"诉求的两种相反判决方向。从方法论上去检讨发现,法教学义的论证思路虽然能实现合法性证立,但其判决结果与社会期待的正义相背;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论证思路是可取的论证进路,实现了规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统一,但增加了法官的合理性论证负担。通过后果主义检校发现,法教义学方法在解决此类案件中不符合理性目的,从而确立了诚实信用论证路径在此类案件中的排他性地位。     

公司担保合同行为的最佳行为范式何以形成——公司越权担保合同效力认定的逆向思维

既有公司担保法律规范因为法律后果要件阙如、公司法与合同法的价值本位抵牾,若遵循“法条主义”之演绎推理解释路径,则不能获得具有解释结论唯一性与价值取向一致性的裁判结果.故而,在具体裁判环节中,法官应摒弃既有的“法条主义”之规范分析与价值分析路径,采用“后果主义”之“法律后果预测——行为评价”的逆向思维方式,承认公司担保规范存有法律漏洞与价值抵牾之客观事实,通过对《公司法》第16条直接立法目的即规范维护目标的解释,推导出其所欲求的最佳行为范式,并明确公司法定代表人、担保债权人对该最佳行为范式达成所分别负有的消极不越权义务与积极审查义务,再根据越权担保与无权代理在构成要件上的相似性,通过类推适用无权代理的方法填补公司担保规范的法律后果漏洞,进而引导实践中公司担保合同行为达致其最佳行为范式之要求.     

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酌定情节法定化刍议

作为犯罪法律后果的刑罚因涉及对公民最基本人权的剥夺,从而使得对其判定应当具有较其他法律责任更为严格的裁判标准。定罪与量刑作为刑事审判的两大环节,共同决定着刑事被告人的命运。由于犯罪构成要件的相对规范性和明确性,更兼理论与实务长期“重定罪轻量刑”之传统。发展迄今的定罪理论与立法已相当成熟完备，因而实务中定性错误的案件较为...     

实用主义审判:一种结果导向的判决理论——读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

与强调“依法裁判”的严格适法模式不同的是,英美法学理论推崇一种强调“后果考量”的实用主义审判哲学,即法官以判决可能导致的结果为依据而非绝时按照制定法规则决定裁判的内容。这种司法哲学由于违背了立法和司法的分权关系等理论而引起了很多严厉的理论批判。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实用主义审判哲学在各国司法实践中都实际地存在着,对于过于压制法官裁量权限的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如果控制得当,实用主义司法甚至能起到诸多有益的功能,并可以借其消解严格适法模式带来的某些僵化之处。     

后果主义道德评价的社会合作理论——以“囚徒困境”为视角

后果主义的分析路径是研究道德评价的合理途径。在社会合作的理念下,通过比较分析囚徒困境与道德评价两种模型,可以发现,对囚徒困境解决方式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可以确立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即最大收益原则与共同受益原则。最大收益原则与共同受益原则分别表现在效益式的后果主义理论与公平式的后果主义理论之中。通过普遍模仿验证的后果主义道德评价理论,有可能将二者结合起来,更好地实现社会合作理念。     

“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若干问题研究

"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作为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事上诉案件审理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是仅适用于第二审程序中的一项规范法官裁判的规则;其中的"不利益"指的是有损于上诉人在一审判决中,已经判归上诉人的实体利益。应当将"不利益"的判断和识别标准扩大到判决的理由。将这一原则引入我国,有利于较好地贯彻和体现辩论主义,促进审判民主和防止裁判突袭,以及保障法官的裁判中立。     

抢夺证据之采证权衡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首次明确地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标准。在审判实践中。法官不应简单地以取证行为违法为由而一概否定证据的证明效力,应当结合具体案件中的其它相关证据。充分考虑取证过程中违法行为的情节和后果,理性地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正确行使非法证据排除的自由裁量权。     

裁判文书中如何阐明证据的采纳理由

为进一步加强法官自律，通过法官判断和认定证据的心证公开，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和沟通，从而确立司法权威和法律的可预期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这既是对审判人员主观能动性的肯定，也是对司法裁判正当性和合理性提出的更高要求。本文拟对裁判文书中如何阐明证据的采纳理由作一些探讨。     

后真相时代的司法 ——评陆而启《意见裁判主义》

从陆而启所著的《意见裁判主义》一书的研究谱系和其可行性来看,"意见裁判主义"已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首先法实证主义为"意见裁判主义"的主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背景,反过来"意见裁判主义"也可以看作是法实证主义理论的一种适用;而意见裁判主义的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法律推理的特质.其次,司法作为意见交流的平台既与法功能论视现代司法为重要的公共交往渠道的观点吻合,又是利益多元社会中司法判断获得正当性的一种方式.但"意见裁判主义"理论在保障辩护人的权利,达成多方合意的效果以及具体实施方式等方面还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