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刑事诉讼中的积极抗辩

美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积极抗辩作为保障被告人权益的重要方式在刑事诉讼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积极抗辩作为美国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权利的有力保障,要求在法定情况下承担实质性的、具有风险分配机能的证明责任。这种责任的合理性在于它是建立在刑法和刑诉法双重层面上的。我国刑事诉讼中不存在"积极抗辩",但应承认被告人在特殊情况下承担证明责任的合理性。     

精神失常抗辩及其刑事证明——以美国法为视角

心智健全推定卸除了控方对被告人心智健全的证明责任,将争点形成责任交由辩方承担。而精神失常在美国刑事法中属于积极抗辩事由,根据联邦和多数州的司法实践,由辩方承担提出初步的举证责任,并承担“清晰、信服”程度的说服责任。相较之下,我国目前刑事实体法的建构与刑事证明之间没有明确的衔接,以至于刑事证明的功能无法有效实现。司法精神病鉴定是目前查实被告人是否精神失常的主要手段,但启动权主要其中在公安司法机关手中,辩方权利受到较大限制,而对鉴定人以及鉴定证据亦缺乏体系性的证据审用规则。司法精神病鉴定应当纳入刑事证明的轨道,辩方如欲推翻心智健全推定,应提出相应证据,继而说服责任的分配要区分辨方证明主张：该鉴定意见是对控方对犯罪主观方面要素证明的反驳,还是主张责任阻却。前者由控方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后者则由辩方证明到清晰、信服的程度。在此证明原理的基础上,鉴定人有义务出庭对鉴定意见进行口头陈述或展示,并接受对造的质证。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则由法庭依法判断,其证明力则由法庭自由评价。     

我国证明责任分配之现状、问题与制度重构——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证明责任制度作为合理分配控辩双方责任的重要诉讼机制,发端于近代国家限制公共权力滥用,保障公民私权的诉讼理念.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究竟对辩护事由承担何种证明责任,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如何配置控辩双方证明责任,以及其在司法适用中有何种效果和作用等问题,殊值探讨.     

强制医疗程序中的若干证据法问题解析

在强制医疗程序中,证明对象包括被告人的行为是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并造成危害、被告人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被告人对社会具有现实的危害性,其中对前两部分事实的证明要采取严格证明方式,并且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对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则可以采取自由证明方式,并且只需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在检察机关申请强制医疗的程序中,检察机关应承担证明责任,但在法官依职权决定强制医疗时,检察机关只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承担证明责任。在辩方申请强制医疗时,辩方只对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要件负有初步的证明责任,而检察机关则应对被告人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承担最终的证明责任。     

被告人的辩解是否会引发证明责任的承担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这一现象: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针对检察官的有罪指控,为减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而提出难以查证的辩解.而这些辩解是否会引发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承担,本文将从三类不同形式的辩解出发予以论述.     

论英国刑事证明责任

本文以英国刑事证明责任一般概念和刑事证明责任的两种类型为基础 ,对英国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机制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评述。作者认为 ,英国刑事证明责任始终归于控诉一方 ,被告人在总体上不负证明责任。但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不具有普遍意义 ,在诉讼的特定阶段和某些特定案件中 ,被告人同样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 ,同时随着英国对犯罪控制和司法效率的重视 ,被告人的这一证明责任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论辩护方的证明责任

关于辩护方证明责任的问题．尽管刑事诉讼实行无罪推定．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证明责任都由控方承担；尽管被告人处于被刑事追诉的弱者地位，但并不意味着证明责任转移就必然导致被告人的地位雪上加霜。科学的对待证明责任分配才更有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和真相的发现，只有合理分配证明义务，才能更好地实现刑事司法正义。     

“幽灵抗辩”问题研究

"幽灵抗辩"是刑事诉讼法中特有的概念,也是一种法定证据。"幽灵抗辩"只是对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一种抗辩理由的模糊描述,并没有法定的概念界定。它经常与证明责任联系在一起,即由谁来承担这种抗辩主张的举证责任。在实践中对这种抗辩的证明责任的分配是一个大难题。由于两大法系诉讼模式的不同使得在"幽灵抗辩"中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的分配也不同。在我国,这种证明责任一般由控方来承担。鉴于"幽灵抗辩"的性质,由控方来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控方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在此框架下,我们应积极探索其他的查证方式来减轻控方的举证责任。     

本案被告人郭某的年龄应当如何认定——刑事诉讼证明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

刑事证明标准理论首先要求根据所要证明罪行轻重的不同,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在死刑案件中,当控方证明无法达到“排除一切可能性”标准时,需要通过降低对被告人权益的剥夺程度,来获得证明标准的降低。其次,控辩双方在诉讼中所适用的证明标准也不同,控方证明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辩方证明只需要达到证据占优势即可。此外,证明责任的内涵包括“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两个层次,被告人所承担的仅仅是“提供证据责任”,其只要针对其抗辩主张提出证据使控方主张形成争点即可。     

论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的现象客观存在。它要求被告人针对特定案件的部分事实承担法定的、实质的、具有风险分配机能的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产生的主观证明责任具有义务性,显然与无罪推定倡导的证明责任分配理念相悖。将无罪推定原则作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唯一原则,不符合证明责任规范风险分配基本法理。证明责任规范的实体法属性,要求将刑法的犯罪构成要件以及蕴含其中的刑事司法政策因素,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重要考虑因素和基本分配原则。     

侵权责任抗辩事由初探

侵权是日常生活中的最为常见的行为之一,当侵权发生之后,责任的承担问题就成为了需要集中精力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落实到责任,才能使受害者的权利得到切实的保护。抗辩事由是被告对原告诉讼请求的对抗,是侵权责任承担当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有完善了抗辩事由,才能使侵权的责任制度更加完备。本文从抗辩事由的概念、地位、类型和立法建议这几个方面对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环境污染侵权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侵权,具有其特殊性,因此,在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过程中也就不能照搬一般的分配原则。原告应承担对损害行为、损害后果已经对两者之间存在一般的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被告应对因果关系以及免责事由承担证明责任。     

论刑事证明责任倒置之误用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要求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除非被告人提出积极的辩护主张;而证明责任倒置则是根据刑事政策或客观需要,将本应由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转嫁于被告人承担,如果被告人不能履行则承担败诉后果;很多学者将证明责任倒置误认为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中的证明责任移转,进而错误地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系证明责任倒置的典型;刑事证明责任倒置的理论根基是有罪推定,在现代法治环境下也有存在的价值,但必须对其适用进行严格限制。     

正当防卫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体系性分析

正当防卫证明责任的分配不仅是一个刑事程序法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实体法问题。普通法传统上要求被告人承担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20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对传统规则的认可是以犯罪定义的“有罪”推定机能为基础的。区分正当化事由和免责事由可以为20世纪后期英美法系国家大部分司法管辖区将正当防卫的说服责任分配给控诉方提供体系上的解释。大陆法系在正当防卫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上的分歧根源于对构成要件的性质和三阶层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核心在于构成要件是否具有对“有罪”的推定机能。中国四要件犯罪构成与正当防卫的关系之争是当前正当防卫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摇摆不定的实体法原因。仅仅区分积极要素与消极要素的分层次体系不足以支持确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只有建立“评价对象—对象评价”的犯罪构造，对犯罪构成四个方面要件的内容和体系性功能进行改造，才能稳定地支持将正当防卫的全部证明责任分配给控诉方。     

我国注册会计师验资民事责任司法规则的梳理与评价

我国注册会计师验资民事法律责任的司法规则是通过司法解释建立起来的,通过对其发展脉络的分析,可以看出注册会计师验资责任的司法规则由初期的民事责任性质模糊,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苛刻,无抗辩事由;发展到目前的责任性质较为清晰,归责原则更为合理,有免责、减责的抗辩事由,形成相对完善的体系。     

公诉案件中被告人的证明责任问题研究

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是在废除了以往的有罪推定和司法专断的基础上建立的,并且在近年来的立法活动中增加了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的内容.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一般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是由检察院承担,被告人一般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的证明责任.但是被告人在刑诉中是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如果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但是又缺乏相应的法律予以支持,那么可能处于弱势地位,甚至承担不利后果.故应该明确被告人的证明责任,但是必须遵循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相并重的原则.     

试论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原理，被告人应对其积极主张的某些程序法事实和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实体法事实承担主观证明责任；基于罪错推定与举证责任倒置，被告承 担特定的客观证明责任，即对法律规定的某些特殊犯罪，由被告人负责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 正当性，否则，将被推定有罪。考虑到被告人的证明能力，被告人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 只需达到合理程度即可。     

论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原理

本文对两大法系证明责任分配理论作简要分析和对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若干观点作简要述评之后,提出我国应当确立以无罪推定为原则、以不利推定为例外的证明责任分配原理.同时本文分析了我国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现实条件,认为应当严格限制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范围,限制的方式和途径包括慎重创制被告人承担的显性证明责任、慎重建立不利于被告人的法律推定.     

论网络型诽谤罪之诉讼证明

对网络型诽谤罪的诉讼证明应当注意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即由控方承担构成要件和可罚性条件的举证责任,辩方承担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的举证责任。涉及公共利益的言论在原则上阻却行为的违法性,控方须排除证明被告言论与公共利益无涉或保护与损害间不成比例的合理怀疑,法庭亦须综合考察个案中权利保护的相对优先性作出裁判。该类案件的证明过程中,自诉人证明案件已达起诉标准和被告人有罪的证明度均有所降低。检察机关欲提起公诉的,需证明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否则无法启动公诉程序。     

专利保护系列问答(七) 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抗辩事由

问:在专利侵权诉讼 中,作为被告一方可以或可能采用的认为自己不构成专利侵权或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事由有哪些? 答:在司法实践中,作为被告可以或可能采用的不构成专利侵权或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一般存在有以下情形:(1)滥用专利权的抗辩;(2)不侵权的抗辩;(3)不视为侵权的抗辩;(4)免赔事由的抗辩;(5)已有技术的抗辩;(6)合同抗辩;(7)诉讼时效抗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