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行政问责制研究述评

行政问责是当代民主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有效手段。国外学者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政府责任、问责内容、问责主题、问责方式等方面,其特征是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趋向全面化、复合化,趋向于不同政体背景下的问责研究等。而国内学者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程序问责、分类问责、综合问责、异体问责等方面,其特征是从多学科的视角注重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及政府责任的主要内容研究,趋向于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的结合。诸多学者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助于进一步升华行政问责制理论研究,进而推动行政问责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     

党内问责与救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设计

2019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完善了党内问责与救济制度的内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党的制度建设改革的重要举措。党内问责是在党组织内部追究失职失责的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行为;救济是在问责过程中,党内问责对象行使其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问责与救济的权力运行包括运行主体、运行内容和运行程序三大核心要素。党内问责与救济的权力配置是否科学、权力运行是否高效直接关系到我党领导下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现代化治理能力。问责重在保证党执政目标实现的效率,而救济重在保证党执政目标实现的质量,问责与救济的同步平衡互动促使党的各项建设目标达到"质"和"量"的有机统一。     

健全问责机制:推进我国腐败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北大核心CSSCI

目前学术界对腐败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问责机制这一中观层面探究腐败的成因有助于避免宏观解释要素概念复杂与结论自相矛盾的局限,通过将多个相关微观解释要素结合起来提升腐败成因解释的解释力。从问责机制的角度检视我国腐败治理的现状可以发现,人大机关的问责主体地位缺乏切实的保障、问责形式单一和忽视问责机制的预防腐败功能等因素是目前我国腐败治理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鉴于此,应当将重视人大机关和公民的问责主体地位、调动多种问责形式在腐败治理中的作用和发挥问责机制的预防腐败功能作为深入推进我国腐败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健全问责机制:推进我国腐败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目前学术界对腐败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问责机制这一中观层面探究腐败的成因有助于避免宏观解释要素概念复杂与结论自相矛盾的局限,通过将多个相关微观解释要素结合起来提升腐败成因解释的解释力。从问责机制的角度检视我国腐败治理的现状可以发现,人大机关的问责主体地位缺乏切实的保障、问责形式单一和忽视问责机制的预防腐败功能等因素是目前我国腐败治理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鉴于此,应当将重视人大机关和公民的问责主体地位、调动多种问责形式在腐败治理中的作用和发挥问责机制的预防腐败功能作为深入推进我国腐败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对完善网络问责的几点思考

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问责制度的其健全与否,事关我国责任行政理念的形成,也是衡量国家法治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现今,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需求及公共领域理论、话语民主理论的理论奠基下,网络问责制度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新的问责途径,其为壮大异体问责力量,推动行政问责制度化进程以及行政问责文化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网络问责还缺乏制度化与规范化,影响了网络问责的质量、降低了网络问责的公信力.解读诸多问题,实现网络问责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网络媒体、网民三个方的共同努力.     

农村区域化党建背景下的基层管理体制创新——以宁波为例

在宁波区域化党建进一步走向成熟、治理效能进一步显现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进基层管理体制创新，以实现功能对接和体制拓展成为现阶段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现阶段可以从以下路径着手：调整乡镇功能，重新定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和功能；依托社区服务中心，探索区域党组织领导下的新的基层管理模式；培育社会组织，探索农村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路径。     

农村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合作治理与政府环境问责

农村环境治理需要相应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供给。当前在行政管制层面上合作治理理念的逐步兴起以及政府环境责任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农村环境治理应该在转变治理模式、完善政府的环境问责机制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口。     

监督下乡、分责秩序与乡村关系重构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背景下,监督下乡不断重塑基层治理的实践样态。伴随监督体系的层级扩大,监督的泛化、精细化以及问责强化,基于考核、督查与问责三位一体的监督机制高度强化,导致乡镇治理陷入“责能失衡”困境。为此,乡镇依托“分责”机制,也即通过党政统合的总体责任配置、行政包干的横向责任压实以及监督下沉的纵向责任下移,展开对此困境的应对实践治理。乡镇的分责实践塑造了以“分责秩序”为核心的乡村治理秩序,“分责秩序”的生成本质上是乡镇在监督问责的压力型体制下积极避责的结果。在此分责秩序下乡村组成紧密的“责任共同体”,其区别于分利秩序所塑造的乡村利益共同体,成为新型乡村关系形态。乡村责任共同体相对有效地应对高压问责的多中心工作,但也造成了乡镇体制过热与村级组织行政化等意外后果。     

治理指标有意义吗?——关于特定领域治理测量的新路径

近年来学界围绕世界治理指数等治理测量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本文认为,更加合理的"治理"指数应当:具有理论基础;聚焦特定的组织领域;重点关注结果;国家间比较时控制关键的背景差异。本文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根据国家收入分组进行调整,以此为例示范这种测量路径。对该特定领域中根据国家背景进行治理结果比较的数据表明了国家治理质量的优劣。这个指数也存在问题,但它让我们进一步研究为什么这个领域的治理在某些背景中是有问题的,在另一些背景中则要好一些。     

善治的理性:公民参与行政的后果考量

公民参与行政是现代协商民主理论、治理理论逐步深化的制度产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重要表现形式,关乎微观民主、创新治理路径的制度实效能否有力地论证其民主合法性基础。然而,由于政府信息公开、公平听证等程序内核的缺失造成公民参与的不充分,相关问责机制的真空导致公民参与的随意性,此二者形成了公民参与行政的劣质性风险。据此,从公民参与行政的后果考量角度进行理性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完善相关程序制度、建构问责规则体系,真正确保实质性、良好的公民参与,方能实现行政法治与社会善治的双重价值目标。     

压力式地方治理的责任机制及其反思

压力式问责是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在推进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常用的手段,也是地方压力式治理最直接和具体的表现形式.其基本特点是细致化的责任分解、立体式的责任监督、强有力的问责过程以及联动性的问责结果.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这种问责模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并不符合现代政府问责机制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必须进行改革和完善.     

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的构建及完善

服务型政府在治理理念、发展目标、行为准则和服务模式上迥异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这些特征对政府问责提出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即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融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于一体。但当前政府问责在问责主体的单一性、问责对象的不确定性、问责程序的非制度化、问责结果的片面性和不稳定性等方面的缺陷,难以满足服务型政府问责的内在要求。这就需要建立以四类责任为导向的多元主体问责的目标模式,并以法治环境、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人大、政协、司法和社会问责为路径完善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     

完善官员问责制 构建责任政府

官员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关键.社会契约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完善官员问责制、打造责任政府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现阶段我国官员问责制运行中还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模糊、问责范围缺乏法律依据、问责程序不完善等问题,需要通过确立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对象、界定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推行政务公开、打造全新的行政文化等措施不断将其完善.     

NPO 自愿问责俱乐部理论及其借鉴

NPO自愿问责俱乐部理论是对遍布全球的非营利组织集体性自愿问责实践的回应.俱乐部标准和俱乐部监督与执行构成自愿问责俱乐部的制度框架,并形塑了三个基本功能：规范功能、标示功能和增益功能.该理论不仅拓展了非营利组织自我问责的理论涵义,还为非营利组织问责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同时拓宽了“布坎南俱乐部”的应用范围.该理论同时也存在局限性.自愿问责俱乐部理论尽管生成于西方土壤,但在我国仍具有适用性.当前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组织新形态的出现和社会问责意识的增强为该理论的本土化奠定了制度基础、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     

嬗变与挑战：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党组织功能转换研究

村级党组织的功能转换是村民自治和乡村社会变迁的客观要求。本研究以调适与转换村党组织角色功能为视角,探究村民自治背景下实现农村"两委"关系藕合与和谐的例证与路径,在理论上将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村民自治理论和党的基层执政理论;在实践上,实现村党组织角色功能合理的调适与转换,将有利于消弭村民自治进程中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的矛盾,扭转和解决农村基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有效地加强和改善党在农村基层的领导,促进农村治理进一步走向善治。     

论行政责任与问责制产生的基础

行政责任和问责制度是近些年来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对责任制度产生的基础探讨不够，这就使得在实践中对问责制度的规定不能进一步完善，也出现了混淆法律责任、道义责任与角色责任的情况，妨碍了问责制度的发展、本文从理论和现实是础探寻行政责任与问责制存在的内在价值，从而进一步探讨构建科学合理的行政责任制度和问责制度。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研究述评与展望

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成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当前,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基本内涵、治理形势、治理原则及治理路径等多个方面,对于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的加强和改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不足,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期为其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和推进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持。     

党内问责机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路径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党的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相结合等宏观层面,以及明确责任主体和责任内容这一微观层面,而中观视角的研究相对薄弱。以党内问责机制这一中观视角为切入点,既适应了宏观层面上制度治党的要求,又能够将责任主体和责任内容等各微观要素有机整合进问责机制之中。党内问责机制的建立与发展契合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充分发挥党内问责机制的作用可以破除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遇到的党内制度失范和权力腐败等障碍。党内问责机制可以成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条有效路径。     

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及反思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资本市场的建立,公司金融理论在我国的研究和应用也日渐增多.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的理论背景是一种具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理想公司",这与我国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因此简单照搬它的方法和结论来研究我国的公司金融问题,将会产生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今后我国的公司金融研究主要会涉及到两种类型的研究:公司金融的行为解释研究和最优决策研究.在这两类研究中都应考虑到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的实际现状和制度特点,特别是要处理好我国特有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资本市场的无效性对公司金融研究的影响.     

艾滋政治、社会重组与公共治理

在当下社会转型语境下,传统固化模式下的艾滋病问题研究范式和解读视角需要理性重构.如何不拘泥于医学-生物学单-艾滋研究模式,并深入挖掘"艾滋病"这个概念及其所蕴含的现实意义,寻求新的应对策略和"问题一模式"的建构,对艾滋治理有着重要意义.从公共安全、政治稳定、国家兴亡的宏大视阈看,"艾滋政治"话语的产生、艾滋问题的政治建构不可回避.面对传统意义上艾滋病治理的某些失范,在当前中国社会面临重组的现实背景下,寻求"艾滋政治"的理性思路和多中心治理成为艾滋病与社会问题研究的必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