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ysis about Ident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Legal Culture in View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Its Embodiment in China： Writing with Formation of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of China＇s Characteristics

法律文化的概念外延包括了规范制度形态、意识观念形态、实践活动形态的法律文化。法律体系问题主要属于规范制度形态的法律文化,而法系的问题主要属于意识观念形态和实践活动形态的法律文化。由于实行“一国两制”,在“两岸三地”即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存在着多种法律体系与法系,这是“中国特色”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我们还可以在“一国两制”的视野下,继续探讨法律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问题,对中西方法律文化中蕴藏的优秀精神——对法治的崇尚和对统治的信念,通过实践不断地选择,融化成一种崭新的、先进的法律文化体系,将法治精神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建成法治国家。     

中国法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话语权的提升——第二届“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哲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在一个多世纪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我国长期处于向西方学习、移植西方先进制度的状态和处于法治输入国的地位当中。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成果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法律制度体系来巩固,这个法律制度体系必然是源于中国实践、面向中国问题、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体系。这个法律制度体系的背后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更需要中国法学自身的话语体系作为支     

“一国两制”视野下法律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及其在中国的体现——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

法律文化的概念外延包括了规范制度形态、意识观念形态、实践活动形态的法律文化。法律体系问题主要属于规范制度形态的法律文化,而法系的问题主要属于意识观念形态和实践活动形态的法律文化。由于实行"一国两制",在"两岸三地"即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存在着多种法律体系与法系,这是"中国特色"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我们还可以在"一国两制"的视野下,继续探讨法律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问题,对中西方法律文化中蕴藏的优秀精神——对法治的崇尚和对统治的信念,通过实践不断地选择,融化成一种崭新的、先进的法律文化体系,将法治精神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建成法治国家。     

重述法治社会的形成及其特点--兼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如何可能

亚里士多德确立了西方古典法治理念的法律至上、正义、法律中立、平等、民主和中庸的原则。市民社会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存在是西方法治社会存在的前提。中国的法治之路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依法治国”的推行,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依规治国”的强势劲头。执政党以“法治国”作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更多地强调的是一种执政方式的转变。国家成为建构“法治国”的主体和主要推动力量,以及突现道德的治国功能,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特色。在当今中国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不可能通过如西方社会那样的方式从市民社会的土壤中逐渐地生长出来,而更可能通过政府或半政府行为促成。目前所需要建构的应当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精神或理念——“职业认同”,其内容应当以现代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为基础。“职业认同”无法通过行政的方式构建,其自然生长的过程将是漫长的,且依附着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     

试论中西法治的三大历史落差

中国和西方社会在法律发展史上具有较大历史落差。西方社会具有较清晰的法治线索，法治思想、立法活动、司法过程等诸多方面的启蒙和发展均早于中国，形成了较为发达的现代法治体系。中国法治思想数千年来一直纠缠于礼与法的斗争之中，立法粗疏，诉讼过程专横，使现代法治的形成具有诸多先天不足因素。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必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国情特徵，不可类比西方，更不可模仿或全盘照搬英美，必须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     

论我国的法律文化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形成了人治主义法律文化与法治主义法律文化两大类。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主义法律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属于先进文化;滥觞于古希腊,成型于近代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历时三百余年,总体上说,也属先进文化。中国近代社会通过艰难的抉择,走上了民主共和的发展道路。1998年我国现行宪法确立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中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现实状况,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国必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我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是当今宪法所确立的、正在持续发展的、不断完善的先进文化。     

“以人为本”法律价值探究及其法治理念构建

法律上重要的不是原创性,而是是否合乎民族性。普遍的法观念的确认,是对法的概念的综合性认知。法观念的形成,是认知个体传统法律文化的综合体现,包括法的概念、法的生成及法律发展史。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对构筑现代意义之中国法治具有理论上的借鉴意义。故此,“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一种,在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同时,归因于自然法观念与人类进化及社会公益观念的和解。     

完善法律体系的司法路径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此一宣告意味着什么?其背后的法律体系概念是怎样的?有何意义与局限?司法在完善法律体系和建设法治国家中该扮演什么角色?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来理解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加强案例指导工作的意义,并为其进一步推动案例指导制度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从法律激励看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继承

由于特殊的历史际遇,近百年来,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几被彻底抛弃了。当代中国法律体系、法制机构、法学话语体系与西方国家几乎雷同;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话语体系几乎完全消失了。全盘否定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理论,全盘否定古代中国的法制经验是错误的。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一个重要而又长期未受应有关注的特点便是重视法律激励,而古代西方各国的法律中却鲜有奖赏激励的法条规定。近代欧美国家的发展曾得益于用法律来激励科学技术的发展。运用法律手段激励知识创新,能够大大激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全面地回应当代社会治理的要求,不仅要求政治家们自觉地运用法律激励手段治理国家,还有待法史学界、法理学界总结法治发展的经验,加强激励法学研究,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宏大工程。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的有机统一

作为国家根本法,宪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三个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涉及到十三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是对现行《宪法》第1条第2款所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补充、深化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之间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概念的提出并不是要在理论上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而是通过进一步理顺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凸显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既强调宪法和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各项具体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系

<正>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加强法制建设;要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以“加强经济法制建设”为重点;要加强经济法制建设,必须“加强经济立法”。加强经济立法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可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是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内在要求。但是,中国法学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研究还比较肤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概念、结构以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意义和对策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少意见分歧。因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研究亟待深入。     

以高质量法律服务助力高水平法治中国建设

<正>李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强公共法律服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律服务队伍的核心主体,在公共法律服务中不可或缺、无可替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以公共法律服务为依托,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的"特色",共有七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第三,对西方法治文明精华的全面吸收;第四,对中国古代本土法治文化的梳理和继承;第五,对中国近代以来170余年移植外国法律文化的成果的继承与发展;第六,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回应;第七,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人类法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它的制度设计和具体实践,离不开人类法治文明进步发展的总趋势和总目标,以及总的价值取向的引导。中国又是一个具有数千年不曾中断历史的法治文化的文明古国,有着长期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经验。     

西方法治精神和中国法治之路

<正> 法治精神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层的精神。西方社会的发展与法治精神休戚相关。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是人治精神一贯到底。中国古代法家的“以法治国”’、“垂法而治”不是体现民主精神的法治观念,而是专制制度下把法律作为统治工具,仅仅区别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极端专制的“文革”决非偶然,这种“文革”,西方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缺乏法治精神传统的国度里寻找法治之路,需要我们的理论家拿出无畏的批判精神,需要我们的政治实践家的远见卓识。没有怀疑和批判,便不会有争鸣;没有观念的革命,便没有法治意识、法治环境。中国的法治不是一般意义的工程。它的目标既是制度的,也是意识的。这个工程要达到规模效应,首要的是精神的革命。     

贵在信仰，重在实施

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实际上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期望值。这样,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只有进路,而没有退路,必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落实到实处。要实施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使法律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信仰．我们必须树立法律高于一切的理念,同时树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正确的权力观念。而且要做到：法律不仅应该公平正义,而且必须在百姓身边、惠及百姓,给百姓幸福感：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率先垂范,模范遵守法律,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法治之路

目前,中国的法治建设,往往只注重法律法规的制定,而忽视法律精神的培育。法律精神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升华,无论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亦或是“法治就是公共秩序的存在”,人们应该更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法律。中国要真正走上法治之路,培育出本民族的法律精神,首先就是要培养具有相当底蕴的法律文化。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法治文明,不仅要发扬传统文化,也要吸收和移植西方的法律文化。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转型,为现代法治奠定了最深厚的基础。我们应该注意研究社会中促成人们合作、遵守规则的条件,因为那才是一个社会的秩序的真正基础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庄严写入《宪法》,建构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以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被列入时间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本文通过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理论的发展历程,论述此体系的构成,分析它的特点与缺陷,最后认为,我们建成的法律体系只是做到现阶段需要法律调整的各主要社会关系领域都已有法可依,它还不完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     

历史境遇与法系构建:中国的回应

法文化传统的取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中已有合理结论,而法律移植作为法治构建和运行的必然选择已成为历史定论。二者合乎逻辑的契合,才能创制法律的本土化,并使新构建的法律符合中国的国情状况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而使法律辉映出应有的权威性效力而成为制度事实。历史的理性回应是,必须消除法律的虚无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牢固树立法治观念,构建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培育理性法律文化的几点思考

法治社会,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法律制度两方面的因素。没有观念的革命,法治就可能是空谈。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适应加入WTO、中国经济融入世界一体化的要求,适应中国从传统社会结构体系向现代社会结构体系的历史变不敷出须高度重视和培育适应时代潮流、具有鲜明时代精神、适合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理性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