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忠恕之道”与现代社会的道德精神

“仁学”是儒家人学的哲学，“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伦理原理中重要的道德内容。孔子认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仁”，就是道德。这种儒家道德行为的主要实施方式即“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以人为本位，以道德伦理为中心，构建了儒家伦理型人学的道德精神体系，对充实个体道德精神、加强社会成员道德责任感以及构建现代社会的道德精神都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论儒家的忠恕之道——兼对普遍伦理的历史反思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 ,被概括为忠恕之道。儒学经典著述也极力倡导忠怒之道。伴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的发展 ,各个历史时期的儒学代表人物都对忠恕之道的内在合理性根据和外在价值评价标准进行了理论探讨和论证。在倡行普遍伦理的当今世界 ,儒家忠恕之道及其理论论述 ,既作为一种道德认识和伦理反思 ,又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将为我们关于普遍伦理的思考提供具有认识价值和启迪意义的思想资料。     

弘扬儒家“仁爱”思想精华 加强师德建设

儒家“仁爱”思想蕴含着深厚的爱国主义和师德思想精华。我们必须继承这份遗产,剔除其糟粕,弘扬其精华,加强师德建设。作为人民教师,首先要热爱学生,弘扬懦家“有教无类”、一视同“仁”及以严求爱、诲人不倦的敬业爱生精神。其次,要弘扬体现儒家“仁爱”的“忠恕”之道的精华,增进相互理解和尊重,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再次,要自尊自爱,为人师表,从内在精神到言行举止,全面加强自身思想道德建设。     

从先秦儒家道德价值思想看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危机

现代社会日趋多元化,中国在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很多道德滑坡现象.清末民初的大思想家章太炎曾说过：“道德衰之,诚亡国灭种之根基”.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共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方面.先秦儒家的道德思想对中国人的道德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儒家的仁、忠恕之道、修身、差等之爱等道德价值思想出发,阐述了儒家道德价值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有利和不利影响.通过梳理、分析先秦儒家道德价值思想,为解决现代社会出现的时弊提供路径和方法.     

论语之美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日：“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试论儒家之“道”及其矛盾观——兼论其与道家之“道”的区别

谈起“道”,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道家。这是因为,“道”乃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家就是以“道”作为理论基石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但是,“道”这个术语,并非是道家的专利品。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是一个极为普遍的范畴,各家各派都爱用“道”这个字眼。以儒家言之,“道”概念在其哲学中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孔子有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以此,则未尝不可以说,“道”也是儒家哲学的最高范畴。当然,儒家更多的是用“天”或“天命”来表述同一思想。所谓“闻道”,不过是“知天命”或“知天”的同义语罢了。     

依道治国：韩愈开辟的法理命题

在佛教盛行、道教兴旺的唐代，韩愈立足于捍卫儒家圣人之道，开辟了一个纲领性的法理命题：依道治国。就像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把法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一样，依道治国是把道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根据韩愈的叙述，作为治国依据的道是儒家圣人之道，与老子之道具有本质的差异。儒家圣人之道的实体内容是仁义，具体体现为礼乐刑政。仁义是道之端，礼乐刑政是道之末。通过“求端讯末”，韩愈建构了一个赖以载道、据以治国的规范体系。从思想渊源来看，依道治国命题在内容上主要承袭了孟子的思想，在方法上吸收了禅宗的“教外别传”观念。从思想影响来看，韩愈的依道治国命题构成了“宋学”或“道学”的先导，为宋代的“四书”编纂提供了思想铺垫，构成了中国法理学史在汉宋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纽结。     

儒家人文教育论纲

1儒家之道，“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儒家强烈的人文关切主要靠两种途径来实现：以道易天下和以道教天下。前者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政治活动，后者是著书讲学的文化教育活动。所以，儒家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周易·贫卦》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道设教”成为一切儒者的神圣使命。可见，儒家的人文精神体现在政治、教育两个方面，它们均是儒者对社会存在、人的境况的人文关怀。它们各有其特点，一个儒生曾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兼善万世。”（胡宏（知言））显达者治国平天下，可以兼善天…     

为学与为道之辨

为学与为道之辨,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先秦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德性与学问构成儒家通向理想人生境界的两条进路,而学问与德性合一,则体现了儒家的价值理性特征。道家老子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突出了精神修炼(为道)与经验知识(为学)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天台宗主张止观双行,定慧双修。禅宗有“南顿北渐”之争,北宗神秀主张渐修,南宗慧能提倡顿悟。宋明理学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对峙难以调和。     

“易”思维与中国式哲学传统

“易”是一种哲学思维,其本体喻义在“生”与“和”;它构造了中国式思维模式和宇宙图式,直接开启了道家之“道”本体论和儒家之“仁”本体论;并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大生态观。     

论先秦儒家协调人际关系的总体原则及影响

先秦儒家把＂人＂看作＂群＂的存在,以＂群＂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旨归：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上,强调＂群＂对个体的制约,主张在群体中给个体＂正名＂,以明确个体的社会角色以及与角色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在人与＂己＂关系上,从群体和睦着眼,奉＂忠恕之道＂,主张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在＂群体本位＂的前提下,先秦儒家也重视个体价值,肯定个体才华,尊重个体的人格、气节和尊严。在这种思想熏陶之下,中华民族成长为重群体、重社会效益的识大体、顾大局的民族。     

儒家“忠恕”思想的伦理困境

在当前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下,儒学"忠恕"思想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启示日趋明显。探究儒家"忠恕"思想的实质内涵和伦理价值,不仅有益于进一步弘扬儒家思想精华,而且对厘清当今一些伦理困境、促进社会和谐,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儒家至乐与释老至乐的同异

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不仅是儒家中的精神境界问题,而且也是儒家的至乐问题。与道家和佛家相比,儒家的至乐———“孔颜之乐”,既有与其他两家相似之点,也有其相异之处。通过比较儒、释、道三家关于“至乐”观点的同异,可以清楚地认识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是区别儒释道“至乐”的标志。     

中西诚信伦理的主要差异

中国人的诚信之道建立在“原善说”的基础之上，“诚信”思想通行于社会之际，是人之道、社会之道。依人的本性、天的本性，向人、向社会与自然扩展出去，靠上下君臣子民的善行实践而彰显其价值。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历代思想家均极为重视人格中的诚信问题，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就是说“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生而具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儒家对人的发展与人性的完善也极为关注，充分展示与确认人之为人的价值，即追求“成人”。儒家认     

道家视野中的理想人格及其践行之道

道家视野中的理想人格与儒家、墨家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境界和精神气质,其倡导的践行之道也有着迥异的分别,体现了道之精神的“大音希声”般的洒脱飘逸,表现出了独到的内在本质特征。     

努力实现儒家"德治"思想和现代"法治"的结合

一、儒家的“德治”思想 我国古代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德治”思想,它是针对所谓“政”治、“刑”治思想而发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强调了道德、礼义的思想教育对治理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和优越性,在他看来,这样治理国家、管理人民比之单纯用行政、法律手段要优越,它能使人民更好地自觉遵守政府的法令,并提高了人民的思想素质。要实行“德治”,在上的统治者、管理者必须首先“自身正”;自身首先能遵守道德、律令,对人民起率先垂范作用。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     

“性与天道”：解释史上的思想角力

《:论语·公冶长》中的“性与天道”问题,由于子贡的“不可得而闻”,而成为千古聚讼的问题。在玄学视野中,何晏把“性”与“天道”解释成“自然天性”“,天之自然之道”,在“自然者,道也”的道家思想的判断框架中,使道家形而上学与儒家礼乐教化结合起来,实现儒道会通。在理学视野中,朱熹用一个“天理”,去贯通“性”与“天道”两个思想维度,把孔子的思想纳入理学范畴之内。而清代的刘宝楠则以经史证经,把《易》与“性与天道”结合起来,以《易》解“性与天道”。     

宽厚刘备堪称自我期盼的大师

在三国中，曹操以奸诈著称，孙权以善变闻名，而刘备则以仁爱而传世，因此心理专家称，刘备是将儒家之“仁者无敌”的理念落实到“君子之道”的自我期盼中，形成了其强烈的君子情结，从而创造了一个草鞋匠到霸主的成功奇迹。刘备的为人之道，对当今驰骋职场很有借鉴意义。     

生命与道——论早期道教生命伦理观的哲学基础

本文通过分析老庄“道”本体论及早期道教“道”本体论思想,阐述了“道”不仅是一种自然之“道”,也是一种生命之“道”,蕴含了无穷的生命创造能力。“道”是生命之源,生命的流程就是“道”的流程,生命在“道”的作用下生生不息。因此,“道”论思想是早期道教生命伦理观的哲学基础。     

儒家法文化的和谐精神

“中”或“礼”不仅是先秦儒家作为立法的指导原则，也是刑事政策的指导原则。先秦儒家在司法方面也体现了“中”的价值取向，强调司法公正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司法公正是社会秩序和谐的重要保障。儒家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人治国方略追求的最高目标即社会和谐。儒家的治国之道追求的是社会和谐，而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有效防治犯罪。在犯罪的防治对策上，儒家并不主张单纯诉诸法律手段，而是强调运用经济、政治、道德等多种手段来防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