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理学的核心范畴和基本范畴——兼与童之伟教授商榷

本文认为童之伟教授关于法理学范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他认为法理学的核心范畴是作为权利与权力统一体的社会整体权利(或称之为“法权”)是不科学的。法理学的核心范畴应当是具有普遍性、高度抽象性和简洁性的“元概念”,而这个范畴就是权利,法律和法学中的其他概念都是权利概念所内蕴的,是它逻辑衍生出来的,权力也不例外。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由权利直接产生并成为法律某一领域的基础的范畴“对子”是法理学的基本范畴,这就是：权利与义务是私法的基本范畴,职权与职责是国家法的基本范畴,而权利与权力则是整合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基本范畴。     

权利本位范式视野下我国民族法学基础理论初探

将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引入我国民族法学理论研究视野,以建构民族法学的基本假设、基础范畴、基本方法等一列基础性理论框架。这一全新的研究进路,为拓宽民族法学研究视野、深化民族法学理论品质、完善民族法学理论框架、指导民族法学立法和指引民族司法实践具有积极意义。     

论变迁中的当代中国法学核心范畴

权利义务的核心范畴地位获得了法理学教材体系的普遍认同,但宪法学和公法学教材对它的认同度不高。近二十年来,法理学者在研究现实法律问题、甚至做全局性论述的时候,逐渐形成了放弃权利义务中心,代之以权利权力中心的选择倾向。新倾向的出现对于我国着力认识权力、合理配置权力,以及对权力的合理运用和制约监督,都有现实意义。本文作者并不赞成以权利权力作为法学的核心范畴,而是主张把反映和记录人们对权利权力共同体的认识的法权概念作为法学的核心范畴。     

罪犯权利公力救济研究——基于权利本位引领下的规范体系架构

由于罪犯特定的法律身份和人身状态，与普通公民权利相比，罪犯权利具有有限性、不完整性、特定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因此，作为弱势群体，罪犯权利亟须国家的公力救济。而单纯国家本位的监狱行刑中，遵循的是阶级斗争范式，不但对罪犯权利不够明确，而且在观念上习惯于“赐予”罪犯权利，根本无法全面保障罪犯及其利害关系人的权利。随着权利本位理论的确立，基于权利本位引领下的规范体系研究势如破竹，基于罪犯权利的不同来架构科学合理、切实可行、有助于监狱行刑和罪犯改造以及社会和谐的罪犯权利公力救济机制势在必行。     

论新时代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转型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环境法治客观条件与话语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环境法学研究须予以适时因应。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研究方法与基本话语廓清了新时代环境法学研究格局。作为环境法学研究逻辑起点和环境法律现象认知的中介概念--核心范畴及其建构须对新时代的转型需求予以回应,从一元的权利或义务本位走向二元的"权利-义务"范畴。环境法治客观条件的变化凸显环境法律制度的体系化需求,这意味着环境法学研究方法须对环境法律制度体系化予以关照,环境法学方法本身也应走向科学化与层次化。中国环境法学研究要走出西方话语禁锢,实现话语自觉,建构中国学术话语权,必然需要回归到中国环境法学话语的主体性特征,走向中国环境法治问题的田野,充分理解和利用中国环境法治资源,坚持开放并蓄的话语立场。     

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

当代中国法哲学正在经历范式的转换或变革。本文围绕这一问题 ,从诠释“范式”的概念、分析范式的结构和功能入题 ,剖析了曾经主导中国法哲学研究、现在仍有内潜影响的阶级斗争范式的形成原因与过程、基本特征及危害 ,继而概述了权利本位范式形成的客观必然性 (亦即阶级斗争范式转换为权利本位范式的客观必然性 )及其过程 ,对权利本位论作为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做了系统叙述和论证。     

论法理学的范畴逻辑体系

文章详细论述了权利、义务、权力三大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源于权利的一元化衍生关系,并指出在确定权利是法理学的基石范畴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法的最基本矛盾关系的同时,也应确认并全方位地研究行为与规范、权利与权力等都是法理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矛盾关系。因此,法理学的范畴逻辑体系(的基本框架)就应是以行为为逻辑起点,以权利为逻辑中项或中轴,以义务及权力为逻辑张量或张力,以规范性和强制性为逻辑条件,从而以建成法治国家,实现法治社会,并以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为逻辑目标或目的。文章并认为张文显教授和童之伟教授关于法本位问题和法学基石范畴问题的争论中,其双方的观点和理论实际上是可以相互弥补而使其能得以更加完善的。     

权利本位说再评议

权利本位说的复兴促进了法学的革新和进步 ,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助于克服在我国长期存在的某些权力本位主义的极端倾向。尽管权利本位说在“矫枉必须过正”的意义上有其多方面的价值 ,但它却不是一种科学合理的理论。权利本位说内容方面的缺陷主要是 :基本上停留在一个法学口号的水平上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把握它 ,它也不大可能对法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多少实际影响 ;因忽视权力而误解权力 ,进而在理论上错误地处置权力 ;从其所隐含的社会内容看 ,它走到了与权力本位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 ;脱离法律生活实际 ,违背建立正常法律秩序的要求。在权利本位论者设定的权利义务分析的大框架内 ,权利本位说中的“本位”在逻辑上不可能是一国法律体系的本位 ,在该框架内权利本位说几乎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 ,甚至它以义务本位作为其对立面 ,也是错误确定目标的结果。社会主义法到底应以什么为本位 (中心、重心等 )的问题 ,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其关键是找到一种有助于实现权利 -权力平衡的一般理论。     

私法程序理论的法理学意义

传统法理学理论仅将静态的法律关系内容(仅利、义务或者权力)作为它们的基石范畴,忽视了法律行为在法理学中的应有地位。私法程序理论揭示了程序在私法中的普遍存在及其重要功能,证明了程序不仅仅是公法的“专利”。“程序”应当与“权利”一起作为法理学的基石范畴,构建以权利一程序关系为基本架构的法理学范畴逻辑体系,以便从法理学的层面消除重实体轻程序等流弊。     

论我国的权利本位价值的建构

法律本位是对法律调整系统价值指向的一种比较通俗易懂和约定俗成的概括,是指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价值目标中的侧重点,表明一个法律体系的终极关怀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现代法学应该是以权利为本位的人学,突出法中的权利本性和人文主义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结合我国权利本位价值体系的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本位价值体系进行了研究。     

权利问题研究与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变迁

权利问题研究对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变迁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权利问题研究推动了中国法律文化基调的彻底转化,即从惩罚性法律文化向权利法律文化的转化;另一方面,权利问题研究也促成了部门法学的权利观念模型的构造。     

法理学的中国性、问题性与实践性

法理学不应被降格为琐碎的技术,而应坚守精神的高度,应为一种德性的法律生活提供精神的牵引与人文的支撑。法理学界在围绕法律全球化、法律理想图景、法制现代化、法治与和谐、法治与社会公平、人权保障、司法改革、法学方法论等问题展开的研究中,中国意识、问题意识、实践意识的日渐凸现,加速了法理学研究的分化与聚合、进深与提升。取道中国,立足当下,发乎问题,关注实践,将是未来中国法理学成长的支点。     

现代化范式与中国法理学的"理想图景"

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理学的研究概括为“现代化范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现代化范式不能简单地否定,它是中国现代化这一特殊时期的产物,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30年法理学的发展存在着三对基本矛盾,即政治与学术的矛盾、普适性与本土性的矛盾、研究法律与尊重法律的矛盾。进入21世纪,中国法理学研究应当实现从过去简单地将西方作为中国法制和法治建设的榜样、楷模或标准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向关注中国问题、用中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研究方式的转变,确立中国法理学研究的中国意识。     

论质量法学学科的创建

质量法学是研究广义的质量法律制度、质量法律现象以及与质量法律相关诸问题及其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质量法学不但具有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而且还具有自身独立的研究问题,故从学科划分的标准来看其完全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目前创建质量法学的主客观条件已基本成就,创建质量法学正逢其时。质量法学必将是一门具有广阔发展前途的学科,我们应加强其相关基础理论的研究。     

法律/制度经济分析的一般理论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综合当代经济分析法学的最新成果以及现代社会法学、历史法学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的相关成果 ,比较系统地论述法律 /制度经济分析的一般理论。这个理论包括法律 /制度体系 (结构 /功能 )的静态分析和法律 /制度变迁 (演进过程 )的动态分析。     

行政相对方权利的语义分析

行政相对方与行政相对方权利是行政法的基石范畴。这两个基石范畴界定上的模糊,会导致行政法理论体系的混乱。对行政相对方及行政相对方权利进行语义分析,是进行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切入点和逻辑起点。本文从行政相对方的界定、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内涵、行政相对方权利与民事权利的辨析,以及行政方权利的划分着手,试图对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法理学分析。     

根据中国现实的法律理想图景——评邓正来教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根据中国"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认识中国"是该文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因此,邓正来对如何根据中国、由谁来根据中国的解释成为我们评价《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理论贡献及其限度的重要依据.     

中国法学的概念解析——兼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在概念分析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中国性质、中国品格和中国逻辑。也正是这样的概念属性,决定了中国法学在当代或者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困境仍然是一种现代主义困境。因此,重申并更新现代主义内涵仍然是中国法学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必须面临的发展主题。     

法理学基本问题的形成与演变——对法理学知识谱系的一种考察

当今法理学基本问题主要包括 3个 :法律是什么 ?法律应该是什么 ?如何认识法律 ?前 2个问题是法律的本体论问题 ,后 1个问题则是法律的认识论问题。法理学也经历了一个与哲学类似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 ,再到语言哲学的转变过程 ,其中主线条就是对上述 3个问题的回答。这种知识谱系的讨论对于进一步深化我国法理学的研究 ,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式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论公民养老权的权利属性

理论法学对养老问题的关注是从权利的角度出发,考察养老权的生成与制度化,探讨养老权的权利属性。养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它与公民的生存权密切相关。养老权属于宪法性权利,是公民享有的社会权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