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在全球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选择多样化、社会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普遍、积极、主动、有序的公众参与。论文对“公众”和“公众参与”进行了概念界定,具体分析了目前我国公众参与构建和谐社会方面主要存在的公众参与范围偏窄、公众参与程度偏低、公众参与成本偏高等问题,并提出了促进我国公众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若干对策,主要包括培育公众参与意识,鼓励公众参与立法,架设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桥梁和提高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成本收益率。     

公众参与立法问题研究

公众参与与立法在我国宪法等法律、法规中有明确规定，而且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中，公众参与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但是我国当前公众参与立法存在参与形式单一、参与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需要从立法保护、宣传教育等多种渠道加以完善。     

勾建平安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的实践与思考——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

嘉兴市高度重视公众参与平安建设工作，不断建立健全平安建设公众参与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分析当前平安建设中公众参与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应通过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平安建设的舆论氛围；把握关键要素，进一步突破公众参与平安建设的瓶颈限制；创新组织发动，进一步发挥公众参与平安建设的关键作用：创新组织机构，进一步发展公众参与平安建设的社会组织；加大政策引导，进一步落实公众参与平安建设的权利保障等举措，不断加强公众参与平安建设力度，建设一个基础更牢、水平更高、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平安嘉兴”。     

地方性法规立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以广东为例

立法的公众参与程度与各国立法模式存在必然关联。我国虽然主要采用立法的计划模式，但也开始了地方性法规立法的公众参与探索，其中广东省地方性法规立项的公众参与走在全国前列。应当进一步加强地方性法规立项的公众参与机制建设，在公众参与的主体构成、角色定位、事项范围、参与方式、途径和程度、效果监督以及立法技术等方面加强制度完善。     

政府“善治”水平公众认知的主成分因子分析——以武汉市为个案

本文从公众认知的角度，以武汉市为个案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对武汉市政府目前的善治水平予以评价，指出其发展存在的某些瓶颈。此外，本文还以武汉市与深圳市公众对政府评价的某些认知差异为佐证，揭示出影响武汉市公众认知的关键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武汉市政府未来的改革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断头新闻

“断头新闻”指本是社会舆论特别关注的焦点新闻，在公众集中关注一段时间后，却成了没有结果的新闻。它因大众的强烈关心、欲知新闻真相而热，却又因公众热情的减退而变得没有下文（结果）。断头新闻会侵蚀公众的信任，在类似事件再度出现时，公众会陷入习惯性怀疑，出现更严重的矛盾。“断头新闻”的实质，是各种问责处理机制并未按照既定程序发挥作用。     

我国司法改革进程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基于公众司法参与模式创新的分析进路

不同的公众司法参与模式对我国司法改革进程能否有效推进具有重大影响。司法职业改革进程中采取的是体制内、封闭型的公众司法参与模式，导致在司法职业化框架中进行的司法运作过程及结果选择难以得到公众的有效认同。当前我国司法改革进程陷于如下困境：因路径选择之惑无法实现司法理性与公众理性的有机衔接；因动力来源之惑伴随着司法权威不断被消解。在司法民主化改革中理性选择体制外、开放型的公众参与模式，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司法参与模式，才能真正化解司法改革进程面临的司法理性与公众理性脱节、司法权威不断被消解的困境。     

21世纪中国公众外交初探

对于中国来说，公众外交是一种崭新的外交理念。公众外交是指一国以本国外交民主化寻求国家利益充分、准确的表达为起点，以信息和思想的流动为核心，以他国公众为对象的非传统性外交形式。公众外交是内向性维度与外向性维度的结合与互动。公众外交的内向性维度是指一国公众对本国外交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强调公众对本国外交事务的“主体参与性”。属于一目国内政治范畴。公众外交的外向性维度是指一国政府以他国公众为对象的宣传和文化交流活动，强调外交的“对象性”，属于一国对外事务范畴。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抉择，必然要求把公众外交纳入中国总体外交中来。文章进而对中国公众外交的理念和现实操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看法。     

中国公众参与的问题和前景

公众参与的概念 公众参与的概念和理论大约在上世纪90代开始传人中国，并逐步升温、兴起。近年来有一些初步研究公众参与的著作问世。但公众参与在我国仅仅是有些地方性实践．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仍然非常缺乏，公众包括一些官员使用的公众参与概念模糊而缺乏科学的确定性。当下围内人士提到公众参与的时候，     

2005年法制新闻大盘点

公开法律草案，征求公众意见，让公众参与立法，有益于法律执行，有益于科学决策，有益于普法，有益于人民民主意识的培养，更有益于促进民主法制进程。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问题初探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要求和程度大大增加,公众正在或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众参与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公正化水平,因而公众参与程度是公共管理社会化程度的标志之一。不断促进和提升我国公众参与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公众对社会公平问题的重视，“基本公共服务”这个词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代议制下的公众与立法

当古希腊城邦的直接立法模式被证明在现代社会不可行时 ,代议制立法取代了公众直接立法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立法民主形式。然而公众在立法领域的参与权并不因此被否认 ,公众应该、能够并切实行使自己的权力。     

时代重大变革中公众心态调适的国家策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社会变革下，公众心态加速演化，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化特征。作为一种社会及社会成员共有的宏观心理状态和社会意识，公众心态是反映社会变迁的“观景之窗”，更是有效进行社会治理的“关键抓手”。在大变局下，合理调适公众心态，培育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公众心态，将为国家稳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公安社会管理中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有利于更好地完成公安职能。当前，公民参与公安社会管理的意识开始形成，参与形式多样，但公众参与公安社会管理的制度化渠道少，制度保障尚有不足，公民参与意识薄弱，参与面不够广泛，参与深度不够。应更新公安社会管理的理念，更多地依靠公民力量解决公安社会管理中的难题；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鼓励不同形式的公民参与；规范和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完善激励公民参与公安社会管理的机制；建立对公众参与信息的搜集、响应机制，加强信息沟通。     

中国城市社会管理公众参与的实践分析

在社会问题多发和利益主体多元的社会发展战略调整期，深化社会管理的公众参与是政府面临的现实选择。目前中国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呈现出两个发展路向：制度化的参与和自发式的参与，两种发展路向在参与的出发点、方式和效果上都有所不同，但作为参与发展的必经阶段，对于公众参与意识的提高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总体而言，中国城市社会管理公众参与的程度依然较低，要深化社会管理公众参与的程度尚需做出很多努力。     

地方政府教育管理公众满意度测评的实施流程与路径

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的提出，迫切要求我们建立完善地方政府教育管理公众满意度测评体系。从改进公众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科学设计公众满意度测评问卷、完善公众满意度测评数据信息采集和处理等方面完善地方政府教育公众满意度测评流程，从建立健全测评机制、充分发挥电子政务的优势、大力发展专业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等路径来实施地方政府教育管理公众满意度测评，对于改善我国地方政府教育管理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众满意：公共行政的根本目标

本文提出公众满意是公共行政的根本目标,在实现公众满意的过程中,应秉持服务行政、法治行政、效能行政、民主行政、责任行政、诚信行政、公平行政理念。当前,树立让公众满意为取向的政绩观、还绩效评估权于公众、制定公众服务标准、引入全面质量管理体系是提高公众满意度的重要措施。     

我国城市房屋征收决定中公众参与权的理论解析

对于城市房屋征收制度的问题，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在征收决定及补偿方面，对于征收决定过程的公众参与权主体范围、权利基本内容等问题关注甚少。城市房屋征收决定中公众参与权是指公众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参与房屋征收决定程序并表达意见和请求的权利。主要包括信息知悉权、申请参与权、陈述权、质询权、提出意见权。通过公民行使参与权不仅可以反映公众的利益需求和社会现实状况，提供客观的信息，也可以使行政机关在对现实状况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做出更科学、民主的决策。但也要注意把握公众行使参与权的合理定位，避免过度参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公共服务供给的公众自我服务模式：多元主体角色探讨——以成都市街头艺术表演项目为例

发展公众自我服务是当今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改革的重要趋势。公众自我服务是公众与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过程，因而明确不同主体之间的角色扮演是考察公众自我服务模式的重要视角。应汲取公共服务共同生产、多中心治理等理论资源，结合中国本土情境，进一步构建公众自我服务中多元主体角色的分析框架。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公众自我服务模式中，公众既是为自我生产服务的“消费者生产者”，也是与服务接受者发生直接互动的“直接生产者”，同时还是享受服务结果的“服务接受者”。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均是为了获得某种特定报酬的“常规生产者”，也是为公众提供辅助服务并且不与服务接受者发生直接互动的“辅助生产者”。特别地，政府还扮演了领导统筹者的关键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