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宗族问题与乡镇政府对策

农村宗族组织是农民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我组织形式,对其不能采取简单取缔方式。农村宗族势力并非只是阻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改革以来,它在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到了正式组织所不能替代的重要功效。必须在制度设计上对家族的负面影响进行控制。建议将乡村宗族势力改造成符合法律规定的利益集团。     

川陕红军石刻：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独特形式和文化景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能够很快地创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一个重要因素是宣传工作紧紧为革命战争和苏维埃运动服务,以宣传工作推动革命战争和苏维埃运动的发展,而＂刻石宣传＂是其重要的宣传手段。至今留存在原川陕革命根据地境内的大量红军石刻标语,内容丰富,气势磅礴,规模宏大,特色突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军队卓越奋斗的历史见证,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见证;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创造的独特的大规模的宣传苏维埃和红四方面军的形式,是红四方面军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史上的一大创新;是研究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苏维埃政权的可靠的珍贵文献。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石刻标语,革命的政治内容与书法艺术较完美地结合的特色,已经成为一种珍贵的文化景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动教材。     

农村宗族研究：亟待实现范式转换——基于赣州、岳平两地农村社区发展理事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基于江西赣州和湖北岳平两地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分析,本文发现理事会在改造并利用农村宗族势力的过程中创新了基层民主实践机制,以多元民主相结合的方式,有效解决了代表性难题、决策机制难题,以及农民的参与程度问题,构建了一个治理“钉子户”的高效机制。理事会在实践中重构了农民“公”“私”认同的序列谱,具备了“国家授权的合法性与农民自发的认同感”的双重权力属性,既利用了传统的宗族资源,又避免了介入地方“公务”时的不合法困境,推进了两地以自然村为单位的社区建设。鉴于农村宗族的基础性结构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本文认为当前农村宗族研究亟待实现从革命范式向改良范式的转变,逐步探索建立一种受保护的社会自治权的协商式增长机制,使农村宗族最终成为一种有益于地方社会秩序整合的建设性力量。     

论宗族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危害及对策

目前，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的计会政治生活中，传统的宗族势力，已成为影响当地政权组织状况的一支主要力量，有些势力庞大的族姓往往能控制或影响村里的政治局面。在一些地人．基层政权的权威更多的是依靠宗族力量来维持。宗族势力的存在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构成了直接而严重的危害。其危害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比较明显。对抗基层政权干扰正常工作近几年来，随着宗族势力的发展，在广大农村的社区生活中，不少地方的宗族组织已开始人地方行政行理事务，有的将宗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刊益之上，对抗拒层政权，干扰正常工作。他们议政府、山…     

宗族派系势力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影响——以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百洋村为例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选举过程中村民的宗族偏好在所难免。2011年是集中换届之年,宗族派系势力这一课题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从个案入手,研究宗族派系势力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影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理论价值。在做出基本价值评价后,为把宗族派系的矛盾和竞争引导到和平、公开、可控的秩序中,从观念认识、文化法律、技术操作等维度,提出具体的建设性意见和制度安排。     

宗族派系势力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影响——以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百洋村为个案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选举过程中村民的宗族偏好在所难免。今年是集中换届之年，宗族派系势力这一课题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从个案入手，研究宗族派系势力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影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理论价值。在做出基本价值评价后，为把宗族派系的矛盾和竞争引导到和平、公开、可控的秩序中，从观念认识、文化法律、技术操作等维度，提出具体的建设性意见和制度安排。     

彭湃与海陆丰苏维埃

彭湃是中共早期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在他的家乡海陆丰领导农民开展了农民运动,成立了农会,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海陆丰苏维埃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较早尝试。本文就彭湃在创立、建设和巩固海陆丰苏维埃过程中的理论和实践的贡献以及海陆丰苏维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作初步的探讨。     

土地革命时期的乡村权力改造

在近代以来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中,土地革命时期的乡村权力改造无疑是一次革命性的改造。中国共产党以农会为组织基础,通过阶级划分和苏维埃选举等形式,不仅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权力的彻底改造,而且也是亘古未有的一次社会革命。然而,传统社会的思维惯性以及革命斗争的艰巨与复杂,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的障碍,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当初条件下的一些局限。     

对传统社会宗族、乡绅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走出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认识误区就会发现 :乡绅、宗族势力这类乡村“内生权力结构”固然有着与专制国家共生同构的一面 ,但在他们主持下的地方自治实际上又是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一种形式 ,而在农民、乡绅、宗族之间除了阶级关系之外 ,还存在着某种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乡绅、宗族组织在慈善救济、教育、治安等公益事业方面和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造成了当时意义上的“小政府 ,大社会”局面 ,客观上对农民有利 ;在国家赋役不堪重负或天下大乱时 ,乡绅、宗法力量主导的自治自救活动既可避免社会的全面崩解 ,担负起文明储存器的功能 ,也可以为农民提供一席避难之地。同时 ,宗族关系在支撑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归属感和生命的“意义世界”方面 ,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论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对策——重庆市C县G镇宗族势力实地调研分析

经过实地调研及访谈宗族势力比较突出的重庆市C县G镇的部分镇、村干部及村民,发现宗族势力已经成为影响制约村民自治进程的一大消极因素.宗族势力对村委选举的影响和对村务的干预现象,既有基于维护家族私益的内部根源,又有基于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控制力弱化的外部根源.要限制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负面影响,就要推进城镇化进程,逐步削弱宗族观念;实行村务公开,防止宗族操控村务;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保障村民民主权利;发展农村社会中介组织,铲除宗族势力生存土壤.     

试析中央苏区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

清末民初赣南、闽西的社会控制处于失衡状态,主要表现在国家政权控制力减弱和地方武装势力崛起两个方面。中央苏区建立后,苏维埃政府在国家政权控制体系、法律控制体系和信仰体系等方面重构了社会控制体系,作为社会控制国家武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应运而生,对保卫苏维埃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东固革命根据地对绿林武装的改造及其历史意义

会匪问题是旧中国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现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很早就注意到中国的会匪势力,并制定各种政策争取改造他们来为革命事业服务。其中,东固革命根据地对＂三点会＂绿林武装的争取改造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这种争取改造不仅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增强了武装力量,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统战思想,更使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获得了农村最底层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经验启迪。     

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共产国际

俄罗斯学者以＂中国苏维埃运动＂概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1927年至1937年10年历史,但＂苏维埃革命＂更触及事物本质,以其命名更为适宜。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为指导,从宣传苏维埃到建立苏维埃,从不退出国民党的内部联合到外部联合再到抛弃国民党旗帜,从认同直接革命形势到承认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从以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为中心到逐步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从俄国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转到中国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体现了共产国际指导中的调适和结合。中国革命苏维埃方略的系统确立,有利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重大缺陷,造成＂左＂的错误发生,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宗族主体功能变化的社会心理学基础

在宗族数千年的历史当中,宗族并非一层不变的,宗族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功能,而宗族功能的变化反应的是不同社会人群对宗族的不同需求。通过历史和功能主义的视角,一方面揭示出宗族主体功能变化历史所折射出的不同社会人群的社会心理需求变化,另一方面希望能够对目前宗族的复兴做出一种解释。     

论黄学增对深圳、肇庆、花都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贡献

广东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中国共产党在广东早期的党建工作值得重视。黄学增是广东省早期共产党员之一,是广东四大农民运动领袖之一,对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是深圳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对花县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是重建西江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是土地革命时期广东西江、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之一。     

乡村治理中农村宗族研究纲要——在实践中认识农村宗族

经过近30年“有国家无社会”的变迁，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将会如何呢？本项对宗族型乡村的研究发现，宗族并不仅仅是乡村社会的一种组织，更是乡村文化的重要内核，是构成村民日常生活与交往活动的重要基础，它已内化为乡村治理规则与逻辑的重要元素。不过，宗族在当前乡村治理中的基本角色还是“非正式的治理者”，它所体现的逻辑表现出分层性特点，即：在宗族内部，社会关系的整合践行狭隘的利己主义、排他主义原则，但公共事务的管理却实践着民主的平等原则；在族外事务、包括村和乡镇层面的治理中，宗族一般奉行实力原则优先的丛林法则。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下的情况下，宗族、房股作为竞争派系的资源之一，实际上有助于民主政治的成长和发展。从现代社会承认多元认同的基础出发，传统宗族在现代化潮流中仍有其生命力，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从而融入现代公民社会。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新农村宗族问题

农村宗族势力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曾经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环境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这种命运共同体已经变成一种利益共同体。尤其在现代社会中，宗族势力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不稳定因素，在一些地区它不仅为自己谋取经济上的利益，甚至直接干预农村基层政权的选举。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既不能无限地夸大它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它的负面作用。要在正面引导的基础上，通过法律手段尽量压缩其活动空间，使其转化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积极因素。     

统一战线语境下传统乡村网络的社会利用研究——以共产主义革命初下赣南为例

共产主义革命在乡村的转移扩张进程在统一战线的语境下亦是工农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而当时散落于乡村各地的农民并没有近代的政治组织,传统乡村网络是其现实世界的依托和纽带,故早期革命者在寻求革命下乡、团结可团结力量,以构建工农统一战线的努力中十分倚重乡村传统网络资源。宗族与秘密会社在革命初下赣南时的利用为此提供了相应的注脚。     

汉魏之际的宗族集团试探

在汉魏之际的军阀混战中,以某一宗族为中心包含其他各种社会成员,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宗族集团.文章分析了宗族集团的构成特点和内部关系,并进而揭示了宗族集团的活动特点及其影响.     

警务社会化趋势下农村宗族组织的治理

宗族组织在我国农村广泛存在并发挥一定作用,也是农村治安资源之一。宗族组织在社会治安中有规范和监督族人行为、调停纠纷、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弥补农村警力不足等作用。但宗族组织同样有引发社会治安事故、可能演变为农村黑恶势力等危险。因此,我们要加以引导和管理,发挥宗族组织在农村治安中的作用,严厉打击宗族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