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农村宗族研究纲要——在实践中认识农村宗族

经过近30年“有国家无社会”的变迁，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将会如何呢？本项对宗族型乡村的研究发现，宗族并不仅仅是乡村社会的一种组织，更是乡村文化的重要内核，是构成村民日常生活与交往活动的重要基础，它已内化为乡村治理规则与逻辑的重要元素。不过，宗族在当前乡村治理中的基本角色还是“非正式的治理者”，它所体现的逻辑表现出分层性特点，即：在宗族内部，社会关系的整合践行狭隘的利己主义、排他主义原则，但公共事务的管理却实践着民主的平等原则；在族外事务、包括村和乡镇层面的治理中，宗族一般奉行实力原则优先的丛林法则。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下的情况下，宗族、房股作为竞争派系的资源之一，实际上有助于民主政治的成长和发展。从现代社会承认多元认同的基础出发，传统宗族在现代化潮流中仍有其生命力，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从而融入现代公民社会。     

宗族文化的复兴与变迁——以刘傅氏为例

宗族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再次复苏,广东省湛江市的刘傅宗族文化在沉寂了近半个世纪后又重新由隐性转为显性,建立宗亲会、联宗修谱、清明祭祖、修建宗祠等活动日益繁盛。宗族活动的空间有重建现象,但已不复当年的奢华,其功能除祭祖外也成为教书育人、旅游、举办活动的场所。族房长被宗亲联谊会所取代。宗族活动新增了办娱乐活动、敬老、助学的内容。究其转变的原因及发展的动力主要有社会管理的转变,经济的发展,祠堂本身功能上的变化所导致的。     

论宗祠产权

宗族对基层社会的教化和治理功能是以宗祠作为核心展开的,宗祠在发挥基层治理、培养民族认同感和集体意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宗祠曾经被视为封建糟粕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改革开放时期,宗族在乡村社会重新活跃起来,出现大片建设宗祠的现象,但由于宗祠的土地产权不明确,宗祠的登记、管理使用混乱,出现了滥占多占土地等乱象。宗祠产权完善必须不得违反现行法律体系,与党和国家一贯对待宗祠产权问题的政策相一致,尊重宗祠的历史传统和功能演变逻辑,而宗祠功能转变和农村文化礼堂的改造不失为宗祠产权现代化构建的一条可行路径。     

古代宗族组织在基层乡村治安控制中的作用及启示北大核心

宗族组织是由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利益共同体。我国古代宗族组织参与基层乡村治安控制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宗族组织进行基层乡村治安控制依赖于系统而完整的制度安排,包括治安控制的依据、条件、范围、程序与手段等。宗族组织在稳定基层政权、调解矛盾纠纷、预防和制止犯罪等方面发挥了维护秩序的功能;但与此同时,宗族组织在基层乡村治安控制中也有消极的一面。在当前治安工作中,公安机关应引导宗族组织发挥治安秩序维护功能,抑制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宗族势力对节烈妇女的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形成一个宗族聚居的社会,宗族的意图对其成员具有导向作用。与其他地区不同,徽州地区主要是利用宗族的控制手段使女性的节烈观念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家族追求旌表的荣耀使众多女性成为贞节神坛的祭品;族规家法的熏陶使节烈成为女子的自觉实践;宗族的惩治使失节女子生死无门;宗族资助为女子守节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     

古代宗族组织在基层乡村治安控制中的作用及启示

宗族组织是由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利益共同体。我国古代宗族组织参与基层乡村治安控制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宗族组织进行基层乡村治安控制依赖于系统而完整的制度安排,包括治安控制的依据、条件、范围、程序与手段等。宗族组织在稳定基层政权、调解矛盾纠纷、预防和制止犯罪等方面发挥了维护秩序的功能;但与此同时,宗族组织在基层乡村治安控制中也有消极的一面。在当前治安工作中,公安机关应引导宗族组织发挥治安秩序维护功能,抑制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     

宗族势力举兴起的原因及农村稳定作用之思考

农村宗族势力目前呈膨胀之势，其原因一是能补社会救助功能之不足，二是能满足农民“本体性”需求，三是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四是厚重宗族文化积淀之折射。宗族群体的兴起给农村社会治安带来了某些负面效应，但如果有关部门不视其为“异端”，努力使其与社会主义事业整合，定期对族房长培训学习，责成其管好族人，则不仅可大大减轻政府工作量，改善形象，还将有利于农村的综合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赣南乡村宗族与苏维埃革命——兼论中国共产党对宗族的认识和政策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苏维埃革命运动。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的赣南乡村宗族这股传统势力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急剧变革,对革命的态度分化为赞成、中立、反抗三种势力,不同宗族势力对革命起着推动或阻碍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决定从经济基础、上层精英、意识形态、宗祠和宗族功能等方面对宗族进行改造。宗族势力的成功改造,确保了苏维埃革命运动的顺利进行。     

社庙游神与族群文化的重构——以莆田黄村庄姓宗族的个案研究

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是动物生存的天性,也是人类的本性,因而＂大姓欺小姓,强房欺弱房＂也就成为中国村落社区宗族关系的一种普遍特征。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福建莆田黄村庄姓宗族为例,对黄村庄姓宗族生存的社会环境、村庙神域、游神仪式及族群文化重构等作一初步的探索。莆田黄村是以黄姓宗族为主、同时辅以庄姓宗族的村落。庄姓宗族在经济、政治上明显劣于黄姓宗族,属于弱势族群。但是在文化的展示上、宗族意识的彰显上庄姓宗族却不逊色于黄姓宗族。庄姓宗族通过传统的元宵游神活动,展现宗族意识,实际上是体现了弱势族群不屈服于自己现有地位,对强势族群的一种本能抗争。     

两汉的宗族与地方社会自治

宗族组织在两汉时期得以恢复和发展,在地方社会政治中也逐步展现出渐次强大的功能。表现在维持社会稳定的收族职能;促进社会发展的生产组织职能;乡里的教化职能;乡里地方政治的支配职能以及在战乱状态下的宗族自保职能等。是两汉时期国家社会政治的重要力量。     

论青年职业选择与社会发展

青年对职业的认识是认识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试图从目前我国青年择业观念发展变化的趋势,探讨社会需求与青年择业态度的最佳关系。一由于不同的社会历史、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环境、不同的社会实践和经历,人们的职业观念也不同。90年代是我国步入现代化、国民经济大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代的青年在职业观念上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青年都有很大的不同,有着新的认识和取向。他们对职业要求的不同,反映出他们对职业价值的不同评价;据上海《文汇报》1991年9月份报道,作为人才济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人民生活水准相对较高的上海市,人们偏爱的职业是最新技     

对传统社会宗族、乡绅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走出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认识误区就会发现 :乡绅、宗族势力这类乡村“内生权力结构”固然有着与专制国家共生同构的一面 ,但在他们主持下的地方自治实际上又是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一种形式 ,而在农民、乡绅、宗族之间除了阶级关系之外 ,还存在着某种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乡绅、宗族组织在慈善救济、教育、治安等公益事业方面和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造成了当时意义上的“小政府 ,大社会”局面 ,客观上对农民有利 ;在国家赋役不堪重负或天下大乱时 ,乡绅、宗法力量主导的自治自救活动既可避免社会的全面崩解 ,担负起文明储存器的功能 ,也可以为农民提供一席避难之地。同时 ,宗族关系在支撑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归属感和生命的“意义世界”方面 ,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社会管理研究综述

社会管理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尤为突出.社会管理的概念内涵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各国的社会管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方式,积累起不同的制度经验.转型期的中国存在许多社会问题是我们关注社会管理的迫切现实原因,应该从实证研究和制度设计两方面来努力做好社会管理,以顺利度过社会转型期.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运行机制

社会运行机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运行机制进行了探索。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优化动力与平衡相契合的社会运行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历史演变与主要功能探析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伴随着社会及育人需求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演变过程,具有价值导向功能、舆论引领功能、互动激励功能和教育反馈功能。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运行环境出现了深刻变化,应系统梳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发展的历史脉络,在新时代积极维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主流地位,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功能的充分发挥。     

民国时期争取女子财产继承权的社会思潮与观念变迁

清末民国时期,男女平等思想发展、传统宗族制度衰落以及现代婚姻家庭继承理论和思潮的传播,促成了中国传统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近代嬗变。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争取女子财产继承权的社会思潮和观念变迁巨大。     

宗族因素对农村政治和治安稳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农村宗族活动明显增多,但这只是阶段性、局部性现象,不会成为一种影响农村政治和治安稳定的重要社会因素。就农村宗族活动对农村政治和治安稳定的影响而言,其消极性与积极性并存,且彼此难以剥离。传统的农村宗族活动属于风俗习惯,没有对之进行限制的充分的法律依据。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在对农村宗族活动采取放任态度的基础上,严肃对待与之相关的违法犯罪活动。     

宗族弱化与村民自治关系研究--以武汉市屏风村为例

如何看待村治中的宗族,以及如何在村民自治不规范时适当地强调宗族的正面效果,是当代农村问题研究的学者和政府权力应当深思的问题.和历史上的宗族相比较,现在的宗族处于一种明显弱化的状态.在转型时期,许多农村处于一种缺乏强制力的失范与失序状态.不仅村民自治这种制度供给未能树立应该有的权威,连宗族这种传统文化的整合形式也未能发挥作用.村民自治,一方面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还需要村民本身的文明素质.     

宗族派系势力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影响——以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百洋村为例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选举过程中村民的宗族偏好在所难免。2011年是集中换届之年,宗族派系势力这一课题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从个案入手,研究宗族派系势力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影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理论价值。在做出基本价值评价后,为把宗族派系的矛盾和竞争引导到和平、公开、可控的秩序中,从观念认识、文化法律、技术操作等维度,提出具体的建设性意见和制度安排。     

纠纷的控制单位：私的程度与私的身份问题

公私观念构成了农民行动逻辑的深层基础。根据农民的公私观念，不同性质的纠纷由不同的调解人来解决，形成不同的纠纷控制单位。在宗族性村落，宗族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私的特征，同姓发生的纠纷一般在宗族内部解决，宗族构成一个纠纷控制单位。在宗族内部，纠纷又因私的程度不一样，需要在不同层级的单位中解决，从而型塑宗族性村落特有的纠纷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