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跨国追缴职务犯罪所得相关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虽然对追缴犯罪所得做出相关的规定,但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追缴犯罪所得制度,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的腐败犯罪资产追缴与返还机制以及英美法系国家专门的犯罪所得立法还有较大差距,不利于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开展追缴职务犯罪所得国际司法合作。应当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追缴腐败犯罪所得机制,借鉴英美法系国家较为成熟的专门立法,建立和完善中国追缴职务犯罪所得制度,从而为全面开展境外追赃提供法律支撑。     

腐败犯罪跨国化背景下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跟进——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中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腐败犯罪也出现了跨国化的发展趋势，贪官携款逃往国外的现象日渐加剧。世界各国已经充分意识到腐败犯罪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事情，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话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指导和协调世界各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法律，将对我国开展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相比，我国法律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对此，2011年8月30日公布并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并未涉及，但是，如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更好地与其他国家开展国际合作，是我国腐败犯罪司法控制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就刑事司法协助这一重要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完善问题进行探讨，与学界商榷。     

简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中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影响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第一个全球性的反腐败国际法律文件,为世界各国合作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法律机制。我国应积极制定与《公约》相适应的符合国情的反腐措施,完善我国反腐败法律机制。     

论国际反腐败犯罪的趋势及中国的回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从国际反腐败犯罪的历程回顾中可以看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集中体现了国际反腐败犯罪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表现为高度重视腐败犯罪问题;主张建立健全的腐败犯罪预防机制;设立严密的腐败犯罪刑事法网;针对腐败犯罪的特点设置特殊的诉讼规则和处罚措施;强调打击腐败犯罪的国际合作;注重腐败犯罪中的资金追回等六个方面。中国应当顺应国际反腐败犯罪趋势,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从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完善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法治。     

恢复性司法视域中的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

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基础,通过劝返和域外追诉等方式,使很多外逃腐败分子回国接受审判,追缴回了很多赃款。然而我国现阶段适用这两种方式进行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时,面临缺乏强力的法律支撑和顺畅的国际合作等难题。我国应当在相关法律,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监察法》中认可“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和模式,充分利用劝返模式的优势,减少域外追诉的负担。此外,在法律制度层面认可恢复性司法,可增进世界其他国家对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的了解,增强我国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话语权。     

接轨:挑战与机遇的来临——论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中国刑事法制的自我调整

我国现行反腐败刑事法律制度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存在一定的差距。从实体法方面看 ,该公约对诸多行为的犯罪化态度与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很不一致 ;从程序法以及证据方面 ,该公约提出的诸多要求 ,需要我国现行法律积极回应 ;从反腐败国际合作看 ,如何加强国际合作 ,创造稳定的国际合作机制 ,对于我国今后反腐败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该公约所建立的诸多机制 ,为我国积极预防和遏制腐败犯罪提供了很大的机遇 ,同时也对我国现行刑事法制提出了挑战。如何根据我国实际与该公约的规定相衔接 ,是我国目前需要认真解决的一大课题。     

APEC成员合作反腐司法一体化机制构建

APEC是内部联系较为紧密的区域经济组织,具有共同的遏制腐败犯罪的必要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各缔约国提出的反腐败要求是APEC成员间合作反腐的基本依据。但由于区域结构的特征与成员体各方的政治模式、法律制度和现实状况不同,深度合作的基础还存在一定障碍。这种困境,一方面使一些跨国腐败犯罪案件因相关成员体在合作条件上缺乏共识而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另一方面,对于正在被调查、处理的腐败犯罪案件,也因各司法区管辖权的独立性和执法机制的刚性而面临"双重追责"或刑罚失度等不公平待遇的危险。文章提出,APEC成员应当在依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腐败行为实行一体化预防和追查的基础上,践行《北京反腐败宣言》达成的共识,创新建立惩治腐败犯罪的一体化机制。通过APEC会议协商,确定一套统一的处理涉外腐败案件规则,由其中一个国家(或其独立司法区)对案件行使司法管辖权,负责侦查(包括共同调查)、起诉和审判。除司法协助外,侦查、起诉和审判案件的程序适用法院地法;对犯罪人判处刑罚的实体规定适用犯罪行为地法;对犯罪行为地处于多个国家(或其独立司法区)的情形,以选择对犯罪人相对有利的法律予以适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是打击跨国腐败犯罪的基本保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此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为此,我国应完善反腐败的国内刑事法律,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双边立法和合作措施,建立与该公约相衔接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以满足我国反腐败实践的迫切需要。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 ,它包含了大量的刑事司法规定 ,其中核心部分是资产追回机制 ,而这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很欠缺。为了加强反腐败的力度以及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 ,有必要参照《公约》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作相应的修改 ,以期更好地开展反腐败的国际合作 ,最大限度地追回腐败犯罪所得。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跨国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控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它以联合国公约的形式规定了预防、禁止和惩治腐败行为的定罪、刑事司法程序和国际合作,虽然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犯罪只是作为腐败犯罪其中的一种予以规定,但是,探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控制腐败的规定,对于完善跨国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控制是极其必要的,也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机制。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     

司法公信力的意义阐释

司法公信力源于司法的自治力、司法的说服力和司法的确定力。司法公信力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性沟通的产物,是一种归属于社会资本的制度性资源,是司法在发挥纠纷解决功能、权利救济功能和法律发展功能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任用和信用关系,是司法权威历史演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