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京反腐败宣言》对中国反腐败境外追赃的影响

鉴于亚太地区成为贪腐人员转移赃款赃物的主要流向地,借助APEC的国际影响和缔约国之间的共识,不断密切APEC缔约国间的反腐败追赃合作,对中国依法追诉腐败犯罪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以往,囿于法律依据单薄、执法途径溃乏、司法合作低效和重追逃轻追赃思维定势等原因,反腐败境外追赃成效不甚理想。2014年11月,《北京反腐败宣言》出台,对缔约国之间境外追赃法律制度的完善和追赃方式的整合有望破解这一难题,成为惩治腐败犯罪的利器。应当说,在对《宣言》的产生背景、涉及追赃举措的变化和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等内容进行梳理后,不难发现:《北京反腐败宣言》对反腐败境外追赃的法治建设将产生深远影响,势必为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恢复性司法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司法模式的新型司法模式,它寻求尽可能利用罪犯、受害者和社区的积极和自愿参与的方式,恢复受犯罪影响的所有当事方的一切权益。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既具有刑事司法实践、刑事观念、刑事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与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制度存在一定冲突。恢复性司法实践与理念对我国刑事诉讼可能产生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刑事观念、诉讼制度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方式等诸多方面。     

反腐肃贪的国际承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刑事程序问题评介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解决贪官外逃问题提供了一项有力的法律武器。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作出了许多特别规定,主要包括: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提升反腐败机构的侦控能力;加大对被害人的保护力度;拓宽证据收集渠道,降低证据运用的法律要求;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有不少契合之处,但也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举报制度存在问题,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侦查方式单一、落后,无法满足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证据制度不健全,不利于收集打击腐败犯罪的充分信息;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力,影响反腐败工作的法律与社会效果;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给利用公约追回外逃资金造成困难。为强化刑事诉讼对腐败犯罪的追诉能力,有必要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     

违法所得没收裁定的域外执行：机遇、挑战与进路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历史担当、腐败资产外流的现实注定了没收裁定的涉外性品质。在日趋复杂化、精密化的国际法律合作中，裁定与执行标的的不同身处意味着没收裁定在域外可能遭受冷遇。国际条约为没收裁定的域外执行奠定了法律框架，但其模糊性和原则性迫使国际法律合作必须转向国与国之间的协议和安排。我国法律体制的正当性整体不足，相关支撑制度缺失的现实在削弱司法体制总体竞争力的同时，也限制了我国参与资产没收与返还的国际司法合作能力。只有引入普适性的司法理念，将其内化为制度构建，多管齐下，才能实现没收裁定域外执行率的最大化。     

高层动态

吴官正强调进一步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6月12日下午,中央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召开了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二阶段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做好该公约和我国法律制度相衔接的各项具体工作,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进一步推动我国反腐败向纵深发展。吴官正指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已经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要本着平等互利、尊重差异、注重实效的原则,建立健全执法合作、司法协助、人员遣返、涉案资产返还等方面的工作机制…     

域外电子送达的困境和出路

在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过程中,送达是民事诉讼和民事仲裁的重要环节。电子送达则是近年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送达方式,其立足于国际司法协助制度之中,具有新的内容和特色。实践中,域外电子送达的方式包括电子邮件送达、网上公告送达和国际司法协助送达。域外电子送达顺应现代办公模式的新发展,有利于提高涉外诉讼效率和维护司法公正。当前域外电子送达面临着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当事人不配合、国外法律不允许的情形。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完善域外电子送达的相关立法、强化与当事人的沟通和完善双边司法协助机制。     

关于我国刑事法治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协调的几点初步探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世界范围内合作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法律机制。结合公约规定,我国应当对现行《刑法》中相应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改和完善;在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应当引入控制下交付以及监视、特工行动等特殊手段;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与区际合作方面,也应建立相应的法律机制。     

腐败犯罪跨国化背景下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跟进——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中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腐败犯罪也出现了跨国化的发展趋势，贪官携款逃往国外的现象日渐加剧。世界各国已经充分意识到腐败犯罪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事情，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话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指导和协调世界各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法律，将对我国开展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相比，我国法律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对此，2011年8月30日公布并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并未涉及，但是，如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更好地与其他国家开展国际合作，是我国腐败犯罪司法控制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就刑事司法协助这一重要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完善问题进行探讨，与学界商榷。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 ,它包含了大量的刑事司法规定 ,其中核心部分是资产追回机制 ,而这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很欠缺。为了加强反腐败的力度以及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 ,有必要参照《公约》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作相应的修改 ,以期更好地开展反腐败的国际合作 ,最大限度地追回腐败犯罪所得。     

恢复性司法理论及其引入与借鉴

作为一种新的刑事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目前已经在很多国家都有立法和司法实践,并且已经受到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虽然我国的刑事和解与西方的恢复性司法在基本原则、价值追求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并非完全等同,我国虽不宜全盘引入恢复性司法理论,但可以借鉴其合理成分以完善我国现有的刑事和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