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的权力和权力的算法

算法时代的来临,使得算法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功能愈发强大,正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权力形态——算法权力。算法权力作为一种技术权力,包含算法本身的权力和附属于算法的数据的权力,其背后潜藏着资本的力量。算法权力在营造公共舆论、控制政策议程、主导政策执行和影响政策评估结果等方面对传统上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秩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为人类有效规制国家权力提供了契机。同时,资本对算法技术的垄断及其在数据处理和应用上的技术优势,也正在助推资本对国家权力优势的形成。对此,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精心设计权力的算法来规制算法的权力,从构建由政府主导的算法研发机构、建立由政府统计部门和大数据管理机构主导的国家大数据系统、实施透明化的算法运行机制和引入人工智能自我终结机制等方面来防范和化解算法权力运行的风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积极推动算法权力与政府权力从博弈走向融合,迎接智能治理时代的到来。     

大数据推进政府治理创新

大数据正日益成为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不断推动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内容、治理手段的变革。目前,由于政府在运用大数据治理中还存在如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效能不高、权力运行监管弱监漏监、决策的科学化程度较低、地方政府数据开放不够充分等问题,因此,实践中应创新应用大数据,牢牢树立大数据思维,实现政府治理理念的创新;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构建服务型政府;创新大数据监管模式,打造动态监管"数据铁笼";积极开放政府数据资源,让公众分享大数据红利,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市大脑+社区小脑:“十四五”时期我国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新模式

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虽然诸多城市基本上能够实现组织机构科层之间的信息共享,但社区级别的信息尚未能够有效接入,未实现联网共享。"十三五"时期我国在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未来需要建立城市大脑与社区小脑的联动机制,形成智慧化的叠加效应。"十四五"时期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要着力构建目标驱动、政策驱动、问题驱动和数据驱动等机制,形成城市大脑与社区小脑叠加效应和驱动机制,实现跨部门、跨区域的数据实时流动和数据协同,推动区域数据整合和共享,建立"政府驱动、市场主体"的机制,让城市和社区治理变得更加智慧与高效。     

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公共危机应对能力——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危机高频发生、持续时间长且极其复杂。大数据时代改变了公共决策的运作流程和基本逻辑,需加强数据共享和信息治理,以提升政府的公共危机应对能力。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数据共享与信息治理技术是把双刃剑,应兴利除弊,在数据计算基础上精准治理,以实现治理手段乃至治理模式的根本变革。     

电子政务条件下善治政府的发展趋势——政府与公众互动的视角

电子政务与善治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模式一脉相承,互动性是电子政务与善治政府突出的共同特征.电子政务条件下政府与公众互动模式有三个阶段,从初级,中级到高级分别是:管理型互动模式、协商型互动模式和参与型互动模式.参与型互动将是电子政务条件下善治政府的必然趋势,而当前我国政府与公众之问的互动还处于管理型互动的初级阶段,要实现善治政府的要求,达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参与型互动,必须做到三点: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积极推行数字民主,提高公众对政治的参与度;拓展网络舆论空间,加速提高政府对公众的回应力.     

整合与创新: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

大数据时代为政府治理变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背景,政府治理变革将朝着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内容预防化、治理载体自动化等方面发展。但是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也会遭遇开放数据与数据安全、海量数据的困扰、数据的盲目依赖、大数据人力匮乏、路径依赖和数据无法体现的价值观等挑战。适应大数据时代的需要,在趋利避害中推进治理变革,政府应利用大数据的技术优势实现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数据治理的转变,用数据说话,理解数据、应用数据、相信数据,是政府治理变革的必然选择。     

论构建和谐社会与加强公共管理的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社会多元主体协调进行社会优化治理的互动过程,又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价值结果,它与善治的治理理念存在着价值上的互通性。因此,以善治的治理理念为方法论指导,通过加强具体的公共管理及变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径。     

大数据时代的乡村治理审视与现代化转型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整体治理环节中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将会给乡村治理带来根本性的影响,国务院已经出台了相关大数据指导意见和行动纲要,这标志着我国从顶层设计上在不断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进行战略部署。大数据技术成为乡村治理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大数据技术不仅带来了乡村治理的范式转变,也给乡村治理在治理思维、治理方式、治理风险和治理策略等方面形成了挑战。在此背景下,要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目标和现代化转型就要求树立数据思维,打造合作治理,推动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开展数据分析,创新治理实践,实现乡村治理决策科学化;规范数据隐私,完善治理机制,推动乡村治理走向理性化;应对数据冲击,转变治理结构,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     

大数据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研究

大数据海量信息蕴藏着巨大的价值。大数据能为政府治理提供新的理念与手段,使政府治理朝着现代化目标不断前进。有效提升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通过培育大数据决策思维、完善社会公众参与决策机制以及构建决策信息反馈机制来提升政府公共决策能力;通过建立协同执行网络平台、构建政策执行监督反馈机制以及培养大数据技术应用人才来提升政府政策执行能力;通过数据资源分析群众、市场,有效需求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效能的三重内涵

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是新发展阶段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议题。作为一场致力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政府治理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下持续开展并不断深入,围绕改革目标产生了一系列有利作用和良好成效,改革效能日益显现。具体来说,“放管服”改革效能包含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以国家权力的结构性调适为主线,推动政府职能发生深刻转变;二是以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为目标,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三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期盼为宗旨,推动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中政府合作治理模式及路径选择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遵循"以行政区为域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以经济区域为域的区域合作治理机制建立→新型扁平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善治目标实现"的路径。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了东部沿海经济区域治理模式的变革,而当前日益深入的由东向西的区际产业转移为我国西部地区区域管理制度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东西部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以及区域主体偏好差异成为影响西部承接地政府间合作治理模式选择的主要制约因素,以西部地区三个典型区域为代表,分析了三种不同的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并从政府、市场、第三部门间的关系协调,完善西部地方政府合作治理的途径以及合作的良好制度环境的构建这三个层面分析了实现西部承接地政府间合作治理的具体路径。     

乡村治理困境的生成与消解:基于资源错配的视角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确立的重大战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乡镇政权的权责设定、资源配置、基层工作人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失衡等原因,致使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面临权力有限与责任无限、治理资源有限与群众需求无限、治理能力有限与治理风险无限的张力以及治理资源投入增加与基层政府公信力下降、硬治理强化与软治理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凸显等困境。因此,需要推动乡村治理资源从错配向适配转变,从变革乡村治理思维、增强乡镇政府权限、丰富基层治理资源、完善乡村治理手段、激发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等方面施策,以实现消解乡村治理困境和重塑乡村治理格局的目标。     

协作性公共管理与提升政府软权力

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关注点是政府软权力。政府软权力在意识形态、文化与道德诉求等无形方面影响治理过程,达成治理目标。通过协作性公共管理的治道变革提升政府软权力,要打造健康的治理文化,应对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适应市场发展的基本需求,推进政府治理的合理有效。借鉴协作性公共管理提升政府软权力,要提升协作民主的质量和效率,有效构建服务型政府,提升网络民主中的协作适应力。     

民主与善治的关联

民主与善治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追求的目标。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模式,善治作为一种政治治理模式,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民主是善治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善治必须包含民主的特征,还应包括别的特征;善治能够推动民主的进一步发展;使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都得到充分发挥。二者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研究政府的治理问题,需要完善的治理理论指导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效治理必须有民主的政治环境作为前提条件,有健全的法制体系作为基础,有完善的监督体系作为保障。     

赋能与重塑：数字经济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

现代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推动新兴业态的出现,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形态,对传统政府治理结构产生了极大冲击,推动着政府治理变革。技术-经济范式的理论框架为数字经济时代政府治理提供了"技术赋能—价值重塑—治理变革"的理论逻辑。数字经济所表现出来的新要素和新市场特征是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的载体,推动了政府治理手段革新和流程再造。数字技术的强制嵌入与固有治理理念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向"服务思维""跨界思维""开放合作思维"转变,从而实现从治理工具到治理理念的深层次革新,以适应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要求,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刍议

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应重塑图书馆内、外部制度环境,对外理顺政府管理部门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赋予图书馆办馆自主权;对内构建图书馆理事会、管理层与监督机构之间权力分立、制衡的组织架构及相关配套制度,实现图书馆善治目标。     

“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机制的构建

构建"乡政"与"村治"的平衡协调机制是构建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从农村基层治理实践看,我国以"乡政村治"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仍不平衡,既存在着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权力对村庄权力的"影响",又存在着村治过度自治化倾向对国家权力的挑战。因此,应从保证"乡政"行政权的合理使用、"村治"自治权的有序运行、"乡政"与"村治"的良性互动和"乡政村治"治理绩效的评价等方面,尝试构建"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机制,不断提升农村基层治理绩效。     

智慧政府建设中政府与民众互动关系探究

互联网和大数据的迅猛发展,对政府行政管理变革和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政府与民众互动关系随着智慧政府的建设逐渐走向和谐。目前,在智慧政府建设中还存在政务网站服务现状欠佳、信息共享程度不高、政府回应与民众期待衔接不到位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政府与民众互动的良性发展。实践中,一定要多管齐下,保障民众有效参与;主动有序,推动政务信息共享;积极筹划,优化互联网服务功能,不断强化智慧政府建设中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循环的策略机制。     

“双务”公开联动与乡村“微腐败”治理

基层信息公开作为公众了解政府和社会动态的主要渠道,既能有效减少公共权力运行的随意性,又能保障基层群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落实,在基层"微腐败"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年来,政务和村务公开的制度日益健全、范围不断延伸、形式日趋丰富,同时存在着联动机制不畅等问题,导致"微腐"治理面临着权力运作异化和监督力度弱化等局限。为此,应建立"双务"公开的联动运行机制、健全联动清单机制、强化联动服务机制、完善联动监督机制,从而实现乡村"微权力"的有效规制和"微腐败"的有效治理。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治理效应分析——以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为例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具有重要的治理功能，对内有助于规范权力运行、提升管理精细化程度，对外则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目标的重要举措。分析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的实施情况，可以发现，编制和披露年度报告不但有助于落实公开要求，也有助于推动落实政府信息公开的治理效应。未来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仍应回归内外均衡的价值属性，充分发挥其对内摸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底数和对外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的功能，并应积极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面向社会治理，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