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政务诚信的几点思考

政务诚信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义,法治政府的内涵决定了法治政府必须是诚实守信的政府.当前政务诚信缺失的种种现象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危机.加强政务诚信建设,构建现代法治政府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创建政务诚信建设体系、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加强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动力机制研究:基于ANT视角

基于ANT的分析视角,探讨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行动者及其行动逻辑,展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是异质行动者即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围绕着公共文化的生产和供给相互界定、相互依赖、相互联结的动态过程。在民族地区内外因素协同推进下,通过转译机制的运作,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得以提升。     

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的人际信任重构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发挥政府善治、市场巧治和社会共治多元治理主体的复合作用,而政府公信力丧失、市场诚信缺失和社会道德滑坡等折射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信任的缺乏,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因此,人际信任重建是破解社会治理困局的一剂良方,社会转型期价值观扭曲、制度文化缺失及心理安全感缺乏导致人际信任危机发生,而完善制度机制、建立现代信任文化、引导不良情绪及发挥家庭教育功能是寻找实践路径的可行性选择。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参与格局。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有助于形成公共文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激发全社会文化活力、促进文化创新。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路径建设,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完善"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公私合作型文化供给模式;强化政府与社会组织及个人的合作,形成多元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机制。     

政务公开制度与公共治理——一种研究视角的创新

政务公开制度的建立与公共治理模式是相型相构的，它们同为“现代性”事件，在思维方式、功能原则上也具有一致性，因此，实现政务公开必须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同时，从效应上阐释，政务公开制度通过扩大公共参与促成公民社会，提高公共权力运作的透明度，实现公共管理的公正性，重塑政府权威的合法性，最终有利于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目前我国在实践中对政务公开制度的建设还面临许多问题，政务公开法制化缺失、政府义务性缺失、公民权力意识的淡薄均会对公共治理中政务公开制度的完善造成阻碍。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建立与公共精神的培育等不失为促进二者发展与完善的、具前瞻性也更具现实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     

当前信任危机与县域群体性事件

社会因急剧变迁处于失衡状态时,就会产生信任危机。信任危机主要表现为社会诚信缺乏、政府公信力丧失以及民众情感信任脆弱等方面。当前信任危机与县域群体性事件关系密切。县域群体性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不是简单由偶发事件引发的治安紧急状况和不稳定现象,而是牵涉到县域治理所出现的文化与体制的困境,多方面的和深层次的县域治理职能需要强化。社会转型期需要找到社会内生的支撑载体,其中,分析信任危机与县域群体性事件的关系,重建信任体系既是预防和解决县域群体性事件的根本之策,也关系到整个社会国家的长治久安。     

政务微博参与公共管理的路径研究

政务微博作为现代网络技术与建设服务型、创新型政府的有机结合,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当前,政务微博参与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着目标定位模糊、操作过程欠缺规范、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应从重塑和明晰目标定位、建立指导性强的操作规范、建立健全考核评价体系以及提高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能力等方面,积极探索政务微博参与公共管理的提升路径。     

从控制型政府管理到回应型政府治理——重塑民众政治信任差序格局的改革探索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高度关注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建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诚信的缺失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流失成为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瓶颈性问题。本文基于对《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1-2019)》(CSMR)的民调数据,揭示了受访民众对政府官员及办事人员信任程度不高的现象,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主客观因素。结合北京市2019年推出的"接诉即办"改革,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重构民众政治信任差序格局的优化路径与策略举措。新时代加快政府治理思维转变,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对于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机制探析

社会资本理论倡导的社会网络、信任、规范等内容,有利于奠定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网络基础;推动民间组织建立社会信任;整合社会资源,规范多元主体参与,因而能够提升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水平,从而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模式。但目前这一模式存在参与机制不足、公信力危机和制度认同障碍等诸多问题。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从促进公民参与,引导社会网络良好发展;提高民间组织活动透明度,重拾社会信任;加强相关立法和制度建设,规范社会资本等三方面探索推动和完善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新路径。     

利用物联网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

物联网对创建服务型政府、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有重要作用.它可以整合现有城市管理系统资源建设,在物联网统一的公共平台构架上开展政务领域的应用.文章从基于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概念入手,探讨利用物联网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的意义和作用,分析基于物联网的电子政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依托物联网来引导和开拓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信息服务业的各类应用,从物联网信息平台建设、顶层设计、体制改革、技术创新、安全立法等多个角度思考如何进一步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管理能力.     

女治认同视域下的政务诚信建设

政治认同的关键是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认同，政务诚信建设的关键是公职人员的政治行为必须要以法律为准绳，做到大公无私。提升政治认同最重要的前提即是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在完善诚信制度、提高政务公信力的同时，积极营造诚信氛围推动政务诚信，使政府与社会在一个良性生态互动中提高政务诚信．提升政治认同。     

数据赋权、网络协同、信任支撑：数字政府建设中政企合作的路径优化

数字政府建设为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有效发挥企业作用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数据要素市场化驱动政府治理和企业参与发生新变革，政企合作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新议题，随之引发对权责错配、路径依赖和信任缺失等困境的新反思。依据行动者网络理论，数据要素有望成为新的“核心行动者”，在权责界定、网络协同及信任提升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逐步形成新的政企合作行动者网络。从行动者选择、网络化协同与合约化机制切入，依据角色定位分配任务，重塑政府与企业依赖关系，建立信任支撑的转译机制等，则是数据要素驱动下政企合作的新路径。     

国家文化治理框架下政府与其它主体关系辨析

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治理,因内在运行机制不同而分别形成三个抽象的宏观主体系统:政府、市场和社会。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必须承担"元主体"责任。在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当中,政府与党有着紧密联系,但也存在定位、分工和方式等诸多差异。政府对文化产品提供者具有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义务,文化产品提供者又是政府市场规制的对象。文化领域第三部门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在公益性文化服务领域,第三部门产生和活动的内在动机和公共精神充分地体现出社会本位理念;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方面,第三部门更加贴近公众心理需求。政府文化宏观管理的终极目标是为实现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社会本位理念下,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由原来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逐步转变为平等、协作、相互监督、相互推动的新型关系。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诚信政府建设

正一、诚信政府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关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增强社会认同、维护社会秩序、化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力量、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这一系列目标的实现需要以诚信作为伦理道德基础,需要诚信政府作为支撑和保障。社会治理与诚信政府两者相互促进,有机统一。增强社会治理能力水平是加强诚信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抓手,诚信政府是社会诚信体系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是实现自治、德治、法治治理方式有机统一的重要保障,是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和谐社会中的政府信任及其建构途径

政府信任是社会公众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行使行政权力从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种心理.政府信任是公共行政体系的评价尺度,也是公民对政府的一种情感寄托,是对政府未来公共行政的期许.政府信任可以弱化行政权力的强制性色彩,降低政府与社会及公民关系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行动体系的行为预期,有助于建构协同合作的治理结构.建构政府信任的结构性途径是努力形成服务的政府、负责任的政府、有效能的政府、法治的政府、开放的政府和参与的政府.     

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价值、困境与出路简

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是我国在日益跨域化、复合化的现代公共危机治理上的模式选择,旨在通过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来化解、消弭公共危机.实践中,我国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可以尝试从提升社会信任、加强规范体系建设、发展公民社会三方面着手培育我国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中的社会资本,提升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水平.     

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价值、困境与出路

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是我国在日益跨域化、复合化的现代公共危机治理上的模式选择,旨在通过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来化解、消弭公共危机。实践中,我国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可以尝试从提升社会信任、加强规范体系建设、发展公民社会三方面着手培育我国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中的社会资本,提升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水平。     

诚信友爱与首都和谐社会建设

诚信友爱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对首都而言,树立诚信友爱的城市形象尤其重要。诚信友爱是首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诚信友爱是人与人之间有效交往的前提。一切公共生活都应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人们只有互相信任,才能保持整个交往秩序的稳定。这种信任与被信任的关系构成了人们相互熟悉的凭借,相互熟悉的人借此形成了固定的、有约束力的共同规则,对共同规则的遵守就成为诚信行为的重要表现。由此人们的交往就可以持续并不断扩大式地展开,因为可以对即便未谋面的人也能做出合理预期,并采取相应的对等行为,各种人为的内耗、不必要的摩擦…     

从动员参与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S省Z市“民生微实事”项目的案例分析,提出“能力建设-惯习积累-信任强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多元主体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丰富了“主体关系”和“行动方式”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基于资源优势互补与主体责任再塑加强了能力建设,能力的提升使其有意愿并且能够建立合作关系;政府通过规则调适以及持续的参与激励来培养多元主体的合作惯习,有助于促进合作行动;共同议题下的利益相容和由参与效能感形成的良性循环会强化信任,进一步增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动,进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治理常态,使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实现。     

实践理性:新制度主义视阈中的制度-行动关系

制度与行动的关系是社会学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学中的一般行动理论与实践行动理论分别构成了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微观社会学基础。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特别强调制度中的规范与价值观要素,制度通过个体人格系统对调节性规范或规则体系的内化来对行动发生作用,在制度与行动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话语理性"。相反,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将认知因素上升至核心地位,制度凭借制度环境中生成的合法性机制通过行动者的制度认知、意义建构对行动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实践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