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实现法治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简称法治。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法治%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们不能全部遵守,仍然不能实现法治。”因此,我们可以说实现法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良法;二是人们对良法的普遍服从。良法是实现法治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先决条件,而人们对法律的普遍服从是良法的价值体现,是良法制定的根本目的。二者是良性互动的。     

法立“三无”可称良——防止地方立法的部门利益倾向

现代文明社会是法治的社会。法治，意味着良法之治。良法的概念是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他指出“法治应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立法怎样能够制造出良法？这是法治社会的客观需要，更是立法者不能回避的问题。     

程序正义理念与法治国家

一、中国走向法治必须转变程序理念究竟何为法治？如何走向法治？近年来学者们讨论颇多。亚里士多德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就已揭示：“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１〕这告诉我们,法治不仅是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且法律本身是良法而不是恶法。也就是说,法治具有法律、制度层面的内容,但首先是一个理念层面的问题。“没有一定的理想与价值作为立法的基础和司法的前提,法治化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历史和现实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观念的现代化。”〔２〕法律观念的核…     

和谐视野里的立法公平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只有当法律真正反映和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而不是仅仅服务于一小部分权力主体或利益集团时，法律才能成为良法，通过“法制”才能实现“法治”。     

对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几点认识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针，明确载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党的十五大再一次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文就我国如何实现法治谈一些粗浅的认识。一、法治的含义对于法治的含义，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作过精炼的概括：法治就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就…     

法治新解：以价值判断为视角

本文从哲学的价值判断视角对法治作了全新的理解:“众人之治优于一人之治”,在于其尊重了由多元社会文化所决定的多元价值判断的“重叠共识”;正义性的“良法”,在于其所确定的价值判断标准符合了客观规律和社会需求;“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在于法律作为人们行为评价和规制标准得到了普遍的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在于该种价值判断标准在形式上和实质上的相对稳定性。法的制定、法的实现和法律监督,其意义在于法律如何确定科学的价值判断标准并使之得到有效实现。     

从三中全会看“变种劳教”引出的“恶法”之思

法治在于“良法之治”。一项“恶法”的存在，较之无数次的邪恶执法危害更大，因为它腐蚀的是法治的“水源”，滋生并助长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邪念。现代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数量繁多、体系庞大，倘若缺乏常态而有效的审查监督机制，难免会给一些“恶法”隐匿之所，其恶劣影响犹如一粒极臭的“老鼠屎”，败坏了法治这一整锅“汤”。     

良法与法治

“恶法非法”的良法论，是自然法理论的法治观，与之对立的“恶法亦法”论，则是分析法学的法治观。良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所谓法治，只能是良法之治。     

民主先行，还是法治先行？

被马克思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过关于法治的著名论断：“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如何保证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如何保证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这些都离不开民主的支撑作用。     

法治中国背景下良法生成路径探析

良法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的法。良法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反映了全社会的意志和要求,依法治国内在地要求依良法治国,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为确保所制定的法律为良法,必须科学设定良法应然性目标体系,并实现良法由应然层面向实然层面转化,有效推进价值和规范层面的道德向法律的转化,正确把握道德规范与法律的界限,使法治中国目标的实现有一个良法的法制前提。     

如何处理依宪治国 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

1 以良法确保善治 四中全会提出的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关键是要提高立法质量，把每件法律制作成精品。法治不是简单的法条之治，而应当是良法之治。良法也不是指法律在道德层面的善良，而是价值、内容、体系、功能等方面的优良，其应当是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切实需求，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维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     

社会信用立法的功能定位与核心问题

社会信用立法面临着功能定位不明确、技术回应不明显、实施立场不准确等比较突出的问题。社会信用立法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语境下的道德立法，通过将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要求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在“良法善治”意义上的统一。大数据技术为社会信用立法提供能力支持，使之成为可能，并因全样本分析、反模糊反匿名、自身膨胀等技术特征影响社会信用信息的采集、披露和使用，立法中宜确立“全面采集”“原则公开”“安全使用”之原则。实践中“泛信用化”惩戒乱象表明社会信用法律的规制功能与激励作用间的内在逻辑失调，一方面应明确激励型法的规制功能，引导逻辑思维和意识形态融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应坚持法律规制功能的激励导向，即便是失信惩戒也具有激励作用，主要表现为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适用。     

推进科学立法,完善分配正义的法律体系

立法是建设法治中国、实现良法善治的前提，是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相统一并转化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是通过分配正义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法律准据的过程。     

“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四个基本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四个基本点，即“法律之治”；“依法之治”；“宪法之治”：“良法之治”．．要坚实地树立起“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必须牢牢地把握住“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这四个基本点，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真正有力地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良法善治: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价值内蕴及实践路径

法治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都强调“以良法保障善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与基础,善治是国家治理的价值内蕴和追求。选择良法善治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客观使然。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实现良法善治。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域下社会组织的发展与依法治国的实现

加强社会建设有利于实现法治。我国虽已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但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顽痰，其根治关键是进行法律机制建设，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真正使法律制度良性运转起来的是法律机制。法律机制的根本功能在于能有效地克服人治弊端和杜绝人治模式，但它的正常运行离不开外部社会组织的作用。法律机制在一定意义是一种政治机会结构，借鉴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以“国家和社会”为联动轴，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开放的政体，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改变公民的原子化存在状态，是法治实现的必备社会条件。     

社会主义法治与道德建设

“法治”观念在东西方都有着悠远的历史。进入近代以后,源自对商品经济所产生的利益的关切,西方社会重张“法治”的旗帜,并推动了“法治”的实现和制度化。“法治”的字面意思是法律的统治。从广义上说,法治意味着所有人都应当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治理。但是在现代政治理论和法学理论中,对法治的理解往往侧重于其狭义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法治的精髓在于政府应受法律的治理,遵从法律。法治与人治相对立而存在,法治理念也常常被表述为:“政府由法律而非由人来统治。”但是,如果认真推敲,这一命题显然是存在问题的。《孟子·离娄》有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国家在推进法治化的进程中都不可能否定人的因素的存在,失去了维系法治理念延续的具体运作者,法治建设最终将沦为完全与实务相剥离的单纯的立法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治最终还是要依赖于人的治理。     

寸恶法亦法理论新的认识及定位之初探

恶法亦法理念萌芽于苏格拉底，并由法律实证主义者奥斯丁加以系统论述并趋向于成熟。在西方法学中恶法良法之争始终贯彻其中。然而，所谓“恶法”判断标准却一直是一个理论的难题．而与“恶法”相对的“良法”基础同样难以形成定论。事实上．强调对恶法的遵守并非全无价值关怀．而恶法亦法理念对法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对自然法理念中善的概念分析．以此可以得出对“恶法亦法”的新的认识和定位。     

道德权力对国家权力的约束

江总书记在２０００年初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顾名思义，“以德治国”就是运用道德的力量、发挥道德的作用来治理国家。为什么呢本文认为，道德也可以形成为一种力量，它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可以起到约束国家权力的作用。切实强化道德权力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对弥补法律的功能缺陷，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相互促进有重要意义。一关于什么是权力，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上都有不同的定义。但从一般意义上讲，权力是指一种能力，是主体能以自己的强大支配客体服从自己意志的一种能力。通常，人们将权力仅仅理解为政治上…     

新时期群众路线实践活动的法律研究

“群众路线”一直被认为是具有中国本土特征和传统文化渊源的党治国理政、服务人民的工作作风、方法和风格。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依法执政”，并将“执政为民”与“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联系起来，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与“维护稳定的能力”相结合，为新时期群众路线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思路和新任务。新时期群众路线中的“领导者”和“群众”群体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群众路线在实践中出现困境。因此通过完善法律实体建设、拓展法律程序途径、增强法律文化信仰、发挥法律社会管理功能，明确群众路线活动中“为了谁”“依靠谁”和“我是谁”的问题，实现“为民服务…‘为民谋利”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