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的中国化特征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是对黑格尔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的批判和继承,马克思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在其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首先提出来的,并在其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论》中进行了集中叙述。一些学者着重从纯文本的角度或该理论的现代性角度来论述,笔者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这个动态角度来阐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理论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所形成的特征。     

马克思法律思想的批判指向——以《论犹太人问题》为分析对象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问题意识与整个西方思想史上的诸多重要问题密切相关,它是整个政教之争的延续,更是现代人之追求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指出,随现代政治革命而来的政治解放即是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国家的正当性不再依靠于宗教,宗教被逐出公共领域而成为了私人信仰。政治解放同时形成了国家和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存在为宗教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市民社会这一自私自利之人活动空间的存在表明了政治解放本身所存在的巨大矛盾。该矛盾最终展示为人自身两种身份——国家公民与自然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分裂。马克思指出,导致这种分裂的根源是现代人对以金钱为代表的财产的过度追求。为此,即使有了政治解放,还必须进一步批判下去,直至人的两种身份彻底统一,达到人的解放。     

从“安民布告”分析江苏地方官员对待辛亥革命的态度

中国同盟会制订的《革命方略》,对其领导的革命宗旨作了系统阐述,对夺取政权后的各项政策也作了粗略规定。《革命方略》首列《军政府宣言》,用以披露“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宣言》明确宣称: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涤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宣言》对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了     

托洛茨基“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性”思想述评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不断革命论”的组成部分之一。托洛茨基在1929年写的《不断革命》一文中,将其“不断革命论”的全部内容概括为三个“不断性”,即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和国际革命的不断性。对于托洛茨基所说的后两个“不断性”,在二十年代中叶联共(布)党内关于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斯大林已作了透彻有力的批判并为苏联的历史发展所验证。但是,对于托洛茨基关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性”的思想,目前我国史学界、理论界还缺乏统一的解释和评价,而且往往失之于作简单化的定性上纲,缺乏具体全面的分析。因此有必要对托洛茨基的这一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     

2006年中国社会的形势和建议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谢志强等人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l期上撰文《领导干部对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的十点看法和建议》介绍，2005年10月，“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厅）的领导干部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发现：1．超过90％的人对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景“充满信心”和“比较有信心”，越往西部地区，信心指数越高；2．近七成的人对所在地区2006年居民生活水平持乐观态度，西部地区的预期最好；3．今后一段时期保持社会稳定的主要条件，最重要的仍然是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法学研究动态

《论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法制思想的演进》孙志军文《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５期：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作为我国革命和建设历史进程中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代表，他们的法制思想既显示了鲜明的阶段性，又具有历史的连续性。毛泽东法制思想的根本特征是强调维护革命秩序、强化法律对反革命的专政职能，注重社会改造，并看重对革命理想教育。邓小平法制思想的闪光点则是法制现代化的理论，这是对毛泽东法制思想开创性的继承和发展，表现在：既强调法制的“阶级专政”职能，又强调法制的民主配制；既强调法制的“民族性”，又强调在继承传…     

民国报刊这样“骂”政府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他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     

李清照《词论》写作年代辨

李清照《词论》,词学界普遍认为作于北宋。但“北宋说”论据不足,现有论据及论证过程有错误之处。《词论》应作于南渡后,理由是：《词论》力斥“亡国之音”,与南渡后的社会背景合拍;“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等语,似为南渡后追记之辞;《词论》所标榜的“五音”、“五声”、“六律”、“清浊轻重”等,在北宋末年才逐渐完善;《词论》出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而不是前集;北宋后期,苏黄是非常敏感的话题,李清照身份特殊,此时不太可能写作针对苏黄的《词论》;《词论》可能是针对南宋词坛的现实而发。     

洛克的主权思想探究

洛克在其《政府论两篇》中阐述了他的主权思想，其中蕴含着严谨的内在逻辑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本文在其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理论的基础之上，从其关于国家权力体系建构的思想入手，提炼出一种“社会-人民-政治体（国家和政府）-三维政治结构，再从其政府解体理论出采，试图精确把握洛克主权思想的脉络，从而丰富对洛克思想的学术研究，并试求能对一些现实问题提供理论借鉴。     

亚当·斯密“论司法开支”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皇皇巨著《国富论》第五篇第一章中辟专节“论司法开支”。他首先讲了设立司法机构的目的和理由，认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尽可能保护社会所有成员不受其他成员欺侮或压迫，即设立严正的司法机构。”后在“本章结论”中阐述了司法开支的性质，即“司法行政的开支，毫无疑问是为全社会的一般利益而支付的。”但是，他又在别处指出：从司法直接获得利益的，只是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人，即“那些由司法裁判恢复权利或维护其权利的诉讼当事人’，因而，司法费用“应由他们双方或一方支付”。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国化研究论纲

本专题围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与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发展研究”。这一主题，力求深入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基础理论、重大命题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在中国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既努力探索如何回到马克思原初的法哲学理论．又着重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之所以在当下“在场”的根本原因与“场中姿态”。 本专题无论是问题领域还是论述方式都务期鲜明而集中，它们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国化研究论纲》、《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新发展的主体向度》、《“人本”法学思潮：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新发展》、《价值概念辨析：马克思主义法律价值观的澄清》、《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与人的解放理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与中国法学教育审思》凡六篇。     

刘勰的文学"通变"思想新论

《通变》篇是《文心雕龙》中重要的一篇，“通变”论又贯穿于《文心雕龙》的全书。《通变》篇的主旨，既不是复古也不是革新，而是指在“通”的基础上的“变”。《通变》篇对汉赋“夸张声貌”的举例，刘勰虽把它作为“通变”的正面例子，但此例并没有显示出创造的因素。而对“宋初讹而新”一语，也不能简单认为是对刘宋文学的批判。刘勰既肯定刘宋文学在题材上的创新，又不满于其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马氏文通》“同次”疏论

《马氏文通》“同次”疏论陈昌来作为汉语语法学创立之作的《马氏文通》（下称《文通》），面世已近百年，后人对其或仿或鉴．或赞或疵．不一而足，而在众多的议论、批评中，有关“次”的部分评述最多，马氏由此而受的批评也最多．然前人对“次”的批评多出于全面而概括，...     

性善论中的不合理因素

俞吾金在2009年第4期《探索与争鸣》上著文《传统性善论中的不合理因素》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四种代表性的人性理论：1．“人性无善无恶论”（告子）；2．“人性有善有恶论”（世硕）；3．“人性本善论”（子思、孟子）；4．“人性本恶论”（荀子）。经过反复争论，“人性本善论”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取得了主导性地位。     

对《中国古代“法治”质论》的几点质疑——兼与马作武先生商榷

本文在全面分析《中国古代“法治”质论》一文的基础上，对《质论》文中的基本观点提出了笔者的质疑，并根据笔者的理解对这些观点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本文认为，“法”必定要适应社会现实生活和社会经济状况的需要，我们必须把“法”置放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才能对“法”的含义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因而古代的“法”与现代的“法”内涵不同乃是不证自明的结论。因此，我们也就不能从现代的和西方的立场去看待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而要明确现代“法治”与古代“法治”在实质内涵上的区分。接着，笔者对《质论》着力批驳的“本土资源说”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内涵界定，指出“本土资源说”不涉及我国的“法治传统”， 它强调要从当代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去创造、积累经验，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服务。“本土资源说”只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现代化方案”的反思和挑战，它讲的是一个法治道路的问题，我们不能在标签的意义上看待“本土资源说”     

声讨保皇党的反儒檄文——读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下简称《驳论》),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章太炎的一篇代表作。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儒法斗争围绕着赞成革命还是反对革命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已经堕落为保皇党的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康有为,主张“立宪”。他于一九○二年,发表了《致南北美洲诸华商书》(又称“非革命书”),鼓吹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章太炎,则针锋相对,主张实行资产阶级革命。一九○三年,他在上海《苏报》上刊登了这篇《驳论》,提出:“中国不可立宪,只能革命”,无情揭露了康有为保皇党的丑恶嘴脸,有力地鞭挞了勾     

浅析性别与法

性与性别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性”作为生物学中的术语．其意义在于男性和女性的生理构造方面的不同，影响“性”的是基于生物生理构造和基因。“性别”是属于社会范畴，其基本的划分是基于“性”的不同．但是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性别”不仅仅只是“性”的区别，生活在社会当中．被社会行为和观念深刻影响的人类．“性别”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属性和特征，而这些社会属性和特征形成的原因不单单是基于“性”的不同。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一、取保候审制度在我国的法律规定及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取保候审适用范围小。《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取保候审的范围为“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单纯看这一规定，我国适用取保候审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但该条款中“社会危险性”的标准较为含糊，司法人员在“重强制手段、轻权利保障”的观念影响下，对“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往往作扩张性理解。     

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早期形成

本文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出发,通过对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对比研究,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希望可以借此理清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市民社会概念之间的根本区别。     

死亡的自我决定权与社会决定权——中日安乐死问题的比较研究

日本的安乐死研究重视患者的“自我决定权”，有轻视“经济负担”等外在社会利益因素的倾向。而我国恰恰与此相反，过于关注“社会医药资源的合理配置”等外在社会利益因素，缺乏对患者“自我决定权”这一内在因素的深入研究。其实，“自我决定”与“社会决定”分别是允许积极安乐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用二选一的方法，舍弃其中的任何一个原理来建构安乐死合法论是行不通的。只有将“自我决定权”与“社会决定权”相结合，才能从刑法理论上顺利解决安乐死问题。只有当两者都符合时，积极安乐死才是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