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如何助推乡村治理?——基于功能演化与动力机制的分析

社会变迁对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学合理的治理工具可以为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提供支持。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需要推动村规民约在法治、自治、德治等具体领域的功能演化，以此复兴、重塑和优化村规民约，推动传统村规民约在当代社会的时代性转变和创新性发展。作为一种族群性文化象征符号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多重功能，如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自治、传播价值观念等。村规民约通过强化耦合式演进机制、内源性塑造机制和均衡性治理机制，能有效推进“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制度化实践、推动“三农”政策在基层自主落实、促进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动态协调。为了提高村规民约助推乡村治理的效能，应从整体规划、功能拓展和机制调试方面，完善村规民约制度顶层设计，构建发展型村规民约体系，以赋权推动多元参与格局的构建。     

民族地区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功能思考

村规民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解决土地纠纷、催生文明乡风和促进乡村民主自治等功能。通过对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进行实地调研,发现民族地区村规民约仍存在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实施方式不规范、缺乏村民广泛参与等问题,制约着村规民约价值功能的有效发挥。新时期,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要以国家法律法规为统领,打造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村规民约,吸引治村能人,融入时代新风,发动民众参与,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全面发展,推进乡村社会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的道德治理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当前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严重阻滞了乡风文明建设的发展。开展针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的道德治理,有助于培育农民道德观念、建立和谐家庭和邻里关系、树立乡村文明新风尚、推动移风易俗。本文结合当前形势,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的现状和成因进行剖析,提出解决农村高额彩礼问题应遵循道德治理的内在要求,通过政府、社会和农民三方合力、协同治理,构建多元治理新格局,探索乡风文明建设道德治理的新路径。     

刚柔并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风俗治理的有效机制——基于鲁西南农村移风易俗改革的经验调查

制度政策强势改造民俗是一种典型的单向、压力式介入,忽视了民俗文化的自主性和农民的主体性,结果引发了政策的执行偏差甚至失灵问题。从调查来看,鲁西南农村当前推行的移风易俗改革,通过将政策的执行权下放给村委会以及红白理事会,实现了从政策主导到政策引导的转变以及"制度刚性"与"治理柔性"的结合。研究发现,国家政策规定与基层灵活操作结合、组织保证与传统底线维持、政策引导与新风尚倡导、农民参与与相互监督构成了政策与民俗良性互动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当前政策介入的合法性、合理性、前瞻性与公共性,保障了政策目标实现以及民俗文化的再生产,是互动理论在制度政策与非制度民俗之上的具体实践。移风易俗改革的方式和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兼具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意义。     

试论社会资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

社会资本是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一种积极因素,它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具体来说,网络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良好治理和管理民主局面的实现,互惠规范这种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的团结互助和乡风文明的水平,信任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民的良性互动和农村的社会和谐的水平。     

融媒体时代移风易俗的探索实践 ——基于福建省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实地调研

本文以福建省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实地调研为基础,分析新时代融媒体背景下,福建开展移风易俗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搭建全媒体宣传平台、定制个性化的服务内容、营造全方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倡导主流价值引领社会文明新风尚等方式,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开创新局面。充分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宣传引导、舆论监督和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动员全社会力量推动移风易俗工作规范化、常态化,弘扬新风正气,培育文明乡风,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证。     

乡村治理视阈下村规民约的治理维度研究

现代村规民约具有浓厚的法治属性,是一种民间自治规范,具有乡村秩序治理、行为规范和立法补充功能。然而,村规民约在运行中存在与国家法治的冲突、制定程序与内容失范、执行与监督机制缺失等诸多困境,应加强对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定与修改程序、弥合村规民约的具体内容、确保村规民约贯彻落实到位、严格村规民约的内外部监督机制,进而强化村级自治,推进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治理能力生产：党建引领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基于“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的分析

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制度化探索与实践通过民意发现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制度与生活互动机制，协同推动和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治理能力的生产过程蕴含着直诉制全过程治理思维，注重民意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有机结合，强调全过程多维度的中国式民主治理，彰显出简约化、参与式的制度优势。新时代治理能力生产是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基础上，组织动员多元治理主体运用多种治理手段和资源集成式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基于敏捷驱动的治理能力生产能够增强国家善治能力，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是党建引领推进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路径。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探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从传统国家管理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向转型,要求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互动。治理理论下的国家治理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其中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可使其发挥重要作用。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从信任、互惠和网络关系方面构筑新型政社关系,以此了解社会组织发展中的社会资本整合的困境,探索社会组织发展路径,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协同治理能力。     

基层社会治理的时代意蕴、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目标是以民生发展为核心,建立多元合作共治的基层社会格局,这依赖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资源等的全方位转型。目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矛盾纠纷多发、网络"虚拟社区"治理困难等带来的挑战,亟待着眼于创新制度化的民生发展体系、完善立体化的基层治理机制、构筑信息化的基层治理格局等,推动基层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打造现代化的基层社会运行模式。     

社会资本：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一个视角

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资源或社会财产，它具有经济性和生产性。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建构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非常必要。在公共部门对弱势群体提供外在的社会保障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以个人为取向和以社会为取向的社会资本，分别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国家和市场不能解决的“自保障”和“转化保障”。弱势群体积累社会资本的具体路径包括建立个人社会网络、建立公共组织、建构信任与规范以及促进互惠交换。     

现代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探析

在当前不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已然成为题中之意。国家治理现代化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价值诉求,但面临生产方式、文化因素和制度安排等方面产生的建设困境,通过践行生态人类中心主义、调整社会生产方式,加强生态治理制度化等措施,进一步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城乡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与路径——基于四川的实践探索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法治在基层治理中至关重要。四川各地积极创新实践,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中作了不少有益探索,但也遭遇了基层干部依法治理观念淡薄、治理主体权利义务模糊和群众法治意识有待提高等治理困境。文章提出通过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树立民主化的法治理念,明晰各参与治理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等路径,为基层治理法治化提供组织保障和价值导向,突破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环节,为基层治理法治化奠定坚实基础。     

村民理事会：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视角——以江西省幸福社区为例

幸福社区是江西省内的一个普通农村社区,在集体经济薄弱,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组建村民理事会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制度层面上推动了农民自主筹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真正实现了农民主体地位,完善了农村各项基础设施,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和乡风文明,实现了农民民主管理。幸福社区中蕴含的信任、互惠、网络等社会资本为村民理事会的良性运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基层治理中的村规民约

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一项重要问题,是农村进行基层治理的依据之一。村规民约应当界定为村民以道德传统为基础,以法律为依据,结合当地实际,风俗习惯,共同制定的行为规范。合法性是村规民约的核心内容。当前的村规民约在合法性方面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方面是内容与国家法律相违背,二是制定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三是对村规民约的监督不到位。为了完善村规民约,解决村规民约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考究在诉讼中的应用,从而建立对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机制。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需要从审查主体、审查方式、审查限度三个方面进行。处理好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衔接问题,对于促进基层治理,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资本:治安治理的一种研究方式

当前中国的治安治理实践客观上存在着警察失效、市场失效的问题,基层社区参与治安治理并与政府、市场等主体良性互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难题。这种治安治理结构的确立需要社会资本理论的支撑。社会信任是政府治理的支撑点,规范的建立是保障治安治理有序的前提,基层社区参与网络的建立有利于治安治理行为的优化。通过改革优化政府机构、完善立法、发展市场化治安组织和加强社区建设,可以为治安治理效果的提升提供路径选择。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适用研究

"枫桥经验"作为调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典型方法,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实践样板,但在适应城市外部挑战方面出现困境。伴随着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居住模式被重塑,城市社区的解构、市民阶层的分化、社会资本的稀释等加剧了城市风险。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在空间结构、多元主体联动、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制度供给方面出现明显差异。因而,要破除城市社会问题的性质与乡村枫桥治理结构之间的张力,必须打破空间区域差异,践行群众路线以促进维稳主体多元化,通过制度供给实现"枫桥经验"在现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的有效嵌入。     

政治信任：农村维稳的路径

作为公众与政府良性互动的集中体现，政治信任是国家政治体系存续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以及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农村稳定是农村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因而传统政治文化的改造，基层政府绩效的评估，村级治理主体主人翁意识的培育、农村制度建设的加强以及基层政治腐败的防治，均是农村维稳中必然的路径选择。当前我国农村维稳主要存在着参与危机、信任危机、相对剥夺感和群聚性事件等困境。     

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如何平衡国家对基层诉求的统一性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流动性始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发生，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背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由此，面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与策略性创新，一种新的治理机制随之产生。“空间分工制”来自社会治理议题的空间化，即产生于总体性与实践性、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本、多元绩效与过程考核三对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新治理机制的运作体现为制度环境、主体合作、关系网络、任务统合和时间纪律的多重实践逻辑，代表着不同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空间的交互。“空间分工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减负悖论与再组织化两种意外后果。新治理机制的运作，回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诉求。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现状及优化路径——以湖北省为例

在基层治理领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将党建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一种新探索,是我国当下及未来很长时间内基层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既包括政党逻辑、治理逻辑,又包含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互动逻辑。在这样的大势和逻辑支撑下,湖北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面临多重困境。基于此,从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角度,一方面要增强基层党组织自我革新力,另一方面要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协调基层治理各主体间关系,从而形成湖北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