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法院刑事裁判司法机关违法处理涉案财物国家赔偿问题探析

司法实践中,未经法院刑事裁判,司法机关对于涉案财物的处理引发的国家赔偿争议案件较多.由于法律规定不完善,如何确认司法机关行为违法性和处理赔偿请求,成了国家赔偿审判的难点.本文从典型案例出发,探讨不同情形下此类刑事赔偿案件所面临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本文认为,未经法院刑事裁判司法机关擅自处理涉案财物国家赔偿案件,国家赔偿审查应当在尊重刑事司法权的基础上予以适度审查,坚持违法归责和非法利益不予保护原则.当事人不仅对法律问题有争议,而且对事实问题也有争议的,法院赔偿委员会无权直接认定事实.法院在确认赔偿义务机关行为违法的同时,应当责令赔偿义务机关移交有关主管部门、建议提起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或由法院对原刑事裁判作出释明,对涉案财物作出认定和处理.若纯粹是对涉案财物性质的法律判定而不是事实争议,可以直接适用法律认定是否系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在赔偿案件审理过程中,原一审法院在二审终审后再对涉案财物作出的补充裁判,本质上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赔偿委员会仍需要对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若查明涉案财物属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应当支持赔偿请求人的赔偿请求,可以在国家赔偿决定书"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部分指出一审刑事补充裁定违法的同时,决定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查明不属于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可以在国家赔偿决定书"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部分指出非法权益不受法律保护,驳回赔偿请求人的赔偿请求.     

论赃款赃物

赃款赃物是刑事诉讼涉案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认定和处理涉及公民合法财产权利的保护，实践中对赃款赃物的认定标准和处理方式十分混乱。本文试图通过界定赃款赃物的含义和法律特征，为正确认定和处理赃款赃物提供合理依据，以规范司法机关行为，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利。     

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正>推定是由法律规定并由司法人员作出的具有推断性质的事实认定。由于"推定"一般都是以法律规定为依据的,所以在司法活动中运用推定方法认定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就表现为对"推定规则"的适用。推定规则的表现形式可以是立法机关制定并颁布的法律,也可以是司法机关依法制定的证据规则或者作出的司法解释和具有约束力的判例。在本文中,笔者将主     

涉案财物处置的行刑衔接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程序在涉案财物认定、程序性和实体性处置规则等方面存在一定区别,在行刑衔接过程中,对涉案财物的处理一般应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对于行政机关移送的案件,公安司法机关应根据行政机关处置涉案财物的进展分别处理。为进一步完善有关程序,应明确供违法犯罪所用之物的认定标准、统一涉案财物的实体处置措施,并填补对违法所得产生的孳息予以行政没收的漏洞。     

高层声音

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法官法检察官法贯彻实施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法院、检察院工作的领导,按照法官法、检察官法的规定,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领导班子建设。要帮助法院、检察院解决编制不足、人员素质不高等实际困难和问题。要保障司法经费,完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经费预算机制,制定经费保障基本标准,特别是要采取有效措施,重点保障好基层司法机关办公办案和人员工资等基本经费需求,加大时贫困地区司法机关的经费保障力度。要确保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确保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行职责。不得要求司法机关从事招商引资、经济创收等活动,或者从事违背法定职责的其他事务。要切实加强与法官法、检察官法有关的法律和制度建设,保障法官法、检察官法的进一步深入贯彻实施。     

自首认定的疑难问题探讨

自首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难点,特别是特殊自首中对于"司法机关"的范围及"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含义的认定,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逃跑又自动投案的能否认定自首问题和经传唤到案如实交待犯罪事实的能否认定自首问题.     

交通肇事后找人“顶罪”的行为应如何处理

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交通肇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在事故发生后找人顶罪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种行为不仅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也严重扰乱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实践中,对顶罪人及作假证的人往往以犯罪论处,但对找人顶罪的肇事者唆使他人顶罪的行为本身则极少作出司法评价。那么,究竟应如何评价犯罪后找人顶罪行为的法律性质?为此,本刊与山东省蓬莱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案例研讨会,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了研讨。     

毒品的司法认定

我国法律对毒品的界定受立法发展和禁毒形势的深刻影响,存在动态调整和体系不够完善的特点,给毒品认定的司法实践带来一定难度。通过把握毒品定义的毒害性、致瘾癖性、受管制性和非法使用性四个要素,特别是紧扣“非法使用的受管制药物”这一指向法律评价的核心要义以对涉案物质进行司法认定。涉案物质应当符合列管药品目录所规定的品种和范围,并且系非法使用目的,才能认定为毒品。未列管药品不具备受管制性,不能认定为毒品。列管类药品能否认定为毒品,关键在案证据能否证明该涉案药品的非法使用性。     

浅谈与纪检联合办案案件中自首的认定

当前,司法机关借用两规手段与纪检机关联合办案的情形大量存在。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是,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在立案前(因为联合办案多出现在初查阶段)借助纪检机关的两规手段而与纪检机关联合办案中,涉案嫌疑人在此期间如实供述罪行并接受法律的制裁时,这种行为是否认定为自首。 目前在实践中,对这个问题看法不一,大多数都不把这种情形作为自首处理,其主要依据就是其虽如实供述,但其是在组织对其采取两规措施后被迫如实供述的,不是自动投案,不具备自首的构成要件,所以     

对一起移送司法机关追究非法行医罪责任案件的法律反思

本文通过对一起移送司法机关追究非法行医罪责任案件的法律思考,就取缔、案件移送、非法行医罪的认定等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对各地非法行医的行政执法工作给予启发。     

媒体侵权和媒体权利保护的司法界限研究:由《媒体侵权责任案件法律适用指引》的制定探讨私域软规范的概念和司法实践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朝阳区人民法院合作,历时3年多,完成了"媒体侵权和媒体权利保护的司法界限研究"课题的研究,其核心成果《中国媒体侵权责任案件法律适用指引》是研究机构与司法机关合作,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研究成果,着重解决的是在媒体侵权责任的认定中,如何平衡好媒体权利保护与侵权责任承担的司法界限,提出了具体、详实的司法操作规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指引"的性质是私域软法。私域软法在私法领域中,具有补充硬法立法不足、引导硬法发展、为民事主体提供行为规范以及为司法提供司法规范等重要功能,应当引起私法研究的特别重视。     

商标通用名称化及相关侵权问题研究——以“金丝肉松饼”商标侵权纠纷案为考察对象

商标通用名称化会导致商标不再受到法律保护,具有正当理由。然而,正是基于商标通用名称化的这种法律后果,在商标司法实践中对涉案商标是否具有被通用名称化的特征,应当谨慎和从严,不能基于他人具有侵权性质的使用而使得侵权蔓延后在一定的范围内注册商标在相类似商品上被淡化和使用而认定注册商标专用权人的商标成为通用名称,从而不再受到法律保护。     

我国司法制度的体制及其纵横关系

国家的司法制度,就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运用法律,处理诉讼案件和非讼事件的制度,亦即指国家司法机关和法律授权的专门组织的性质、任务、职权、组织体系活动原则和工作制度。司法制度的体制,就是指国家司法机关的设置及其职权划分,以及国家司法机关与法律授权的专门组织的关系。司法制度的体制包括:国家设置哪些司法机关以及它们之间如何分工,国家司法机关如何对法律授权的专门组织进行指导或领导等问题。司法制度的体制,不仅受国体(国家的历史类型)和政体(政权的组织形式)的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抽象法命题决定”的性质与适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分决定带有"抽象法命题"的意味,从而与立法有所通联。"抽象法命题决定"的性质如何以及能否被司法机关适用是需要直面的问题。就其性质而言,决定的主体和程序是判断其是否属于法律的唯一标准,但不属于法律的决定也可能被历部宪法授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制定法令、解释法律、修改法律、补充法律、批准条约的职权所涵盖。就其可适用性而言,司法机关几乎不加甄别地将这类决定视作可适用的规范,但在应然层面上,并非所有决定都可被适用。"抽象法命题决定"之所以勃兴并呈现出法规范的面相,原因包括转型期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不足,立法者持守积极慎重的立法理念,全国人大常委会权力结构的复合性,以及司法条件的局限性。     

不正当竞争行为司法认定的“泛道德化”倾向及其矫正

在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案件与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中,道德因素较易成为人民法院评价行为正当性的实质依据,继而造成“泛道德化”倾向。受其影响,人民法院可能作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误判,从而妨碍企业的自主经营,妨碍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相关市场的自由竞争。为矫正“泛道德化”倾向,人民法院应主动审查涉案行为是否归属自由竞争的范畴。行为未违反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是行为归属自由竞争范畴的必要条件。当违反前述法律时,涉案行为应依据前述法律认定处理。不违反前述法律的行为,很可能被自由竞争秩序容许。同时,不违反前述法律并非行为合法的充分条件,涉案行为在符合特定标准时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适用“比例失衡”标准与“严重妨碍正常经营”标准可避免该倾向。     

纪检移送受贿犯罪案件自首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相当部分受贿犯罪案件是在纪检机关"双规"突破后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而对"双规"期间如实供述罪行能否视为自首问题,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论界与司法实务又存在分歧,直接影响到对该类案件的量刑及同类型案件的处理。本文在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框架内,对纪检移送检察机关的受贿犯罪案件自首的认定进行了简要分析。     

监察法与刑法衔接视域下的“监察对象”认定

司法实践中"监察对象"的认定不明,且因《监察法》与《刑法》严厉程度不同、"公职单位"监察缺失和"监察机关"性质不明等,引起了其与职务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差,阻碍了监察程序的推进。对"监察对象"法律定义中的"公权力""公职人员""从事公务"和"从事管理"四个核心要素的释义,可以建构从"行为"或"身份"识别"监察对象"的标准。对"宽打窄用"原则的合理适用、将"公职单位"纳入监察对象以及用"监察机关"类比"司法机关"等处理方式,可以在现有法秩序框架下助力监察程序的有序推进。     

刑事涉案财物没收的司法认知与适用

司法实践中,对刑事涉案财物没收在法律性质、对象范围、规范适用等方面存在认识和操作上的差异。为规范适用刑事涉案财物没收,有必要统一认识及适用规则。刑事涉案财物没收在性质上属于"对物的强制措施",在对象范围上包括违法所得的财物、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在规范适用上应当明确犯罪所得之收益的追缴规则、应当返还的被害人合法财产范围、供犯罪所用的他人财物的没收原则以及善意取得制度在刑事涉案财物中的适用情形。     

我国司法经费保障体制的弊端与完善

司法机关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司法经费是司法机关用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打击犯罪、保护公民权利的专用经费。司法经费是做好司法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为保障司法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做好司法经费的保障工作。     

聚众斗殴罪法律适用问题探究

众所周知,现行刑法废弃了1979年刑法第一百六十条对流氓罪的规定,而在各章中分别规定了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淫乱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等五个罪名。此种规定方式原本意在清晰明确地界定各个犯罪的构成要件,避免流氓罪作为"口袋罪"的弊病。然而,由于对犯罪的立法目的、法律性质的定位不明确,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犯罪的认定与处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各地司法机关对于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聚众斗殴罪的理解和适用问题上。因此,有必要立足于该罪的立法背景、立法目的及其在刑法典中所处章节的位置对该罪的法律特征进行分析阐述,以期实现对该种犯罪司法处理的统一与连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