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精神活性物质发展与管制综述

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更迭快、种类多、毒性强的特点,业已成为继传统毒品和合成毒品之后的"第三代毒品"。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出现对个人和公众健康构成越来越严峻的威胁,也对传统的毒品管制制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为应对新精神活性物质问题,以联合国为平台的国际组织与国际社会均进行了一系列措施,我国于2015年出台《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加强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制,但由于其立法层级较低、缺配套措施等局限性,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控仍困境重重。为此,应在立足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域外的经验和制度,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加快列管步伐、完善监测预警等方式,推动新精神活性物质危机的有效解决。     

中美两国对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的刑法隐喻——以美国过罪化问题为视角

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制度并非我国创举,其是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美国过罪化问题的衍生物,是美国类物质整类列管制度对我国毒品管制的强行附着,这容易导致我国刑法中的毒品范围无限扩大、普通化工原料与毒品难以界分。应对来源于美国的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制度提高警惕,该类物质整类列管只是美国将民众注意力从过罪化问题成功转移至全国公共卫生问题的统治策略,目前美国仍在膨胀不断的刑法中寻求芬太尼滥用危机解决之道。     

论吸毒者持有毒品行为之定性与定量

吸毒者涉毒案件在毒品犯罪中占有较大比重,其定性与处罚为司法实践所重点关注,其间,既涉及罪与非罪之界定,也涉及此罪与彼罪之区分,当具体分析认定:吸毒者为了自己吸食、注射而非法持有较大数量毒品的,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对以贩养吸者持有毒品的,应根据其持有毒品的目的、数量,结合证据使用规则,分别以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或者非罪定性处理;对吸毒者已经吸食、注射之毒品不得再计入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之中。     

关于毒品犯罪中“代购毒品”法律认定的探讨

代购毒品行为在法律上应如何认定,往往涉及到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甚至是有罪与无罪的区别,给司法实践中毒品犯罪的打击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如何运用现行法律规定,尤其是在正确把握贩卖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等区别的基础上,准确打击此类犯罪行为值得我们研究。     

应以毒品是否交付作为贩卖毒品罪既未遂判定标准——对审判实践所持标准的质疑与批判

司法实践中,对于贩卖毒品罪既未遂的区分,司法机关掌握的标准不一,这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正确、统一适用,也有损法制的权威性。理论和实务上对贩卖毒品罪既未遂标准认识上的分歧,根本在于对贩卖毒品罪中贩卖行为构造认识上的分歧。以贩卖为目的非法收购毒品与有偿转让毒品并非是两种独立的贩卖毒品行为类型,而是一个完整的贩卖毒品行为前后相继的两个密切关联的行为阶段,据此,以贩卖为目的非法收购毒品,因行为人意志以外原因使得毒品未实际售出时,由于贩卖毒品实行行为未完成,宜认定为未遂。     

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行为的认定——田杨、匡更明贩卖毒品、非法持有毒品案

在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犯罪中．应区分居间介绍行为的不同情况，对居间行为人分别定罪处罚，不能一概认定为贩卖毒品罪的共犯。其中，为毒品的出卖方推销、介绍毒品的居间行为人，应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受吸食毒品者委托，帮助吸毒者购买毒品的居间行为人，应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合成毒品中间体犯罪的定性与规制

合成毒品中间体是合成毒品制造过程中的中间产物。不法分子为规避刑法适用细化分 工进行分段生产，这是毒品斗争面临的新形势，也对毒品刑法理论和刑事治理提出了新考验。在当前 法律框架下，合成毒品中间体的法律属性不明，司法实践中定性困难、同种行为不同罪或同罪不同罚、 罚不当其罪等现象时有发生。应首先依照法定程序将其作为制毒物品列入管制，对此类犯罪以非法生 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罪或走私制毒物品罪定罪量刑；从长远看，应通过修改相关刑法规范、增设新罪 名加以有效规制，阻断可能引发的新型毒品犯罪蔓延。     

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众”的界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司法实践中一种常见的多发罪。这类犯罪,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数众多、社会影响大。如近日媒体报道的海南定安县公安局侦破一起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高达10亿多元,涉及山西、重庆等地受害人653人。而其中对司法认定影响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公众"的理解。本文以传统观点对"公众"进行分析,借鉴理论和实践中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公共安全"的界定,     

指使他人领取邮寄毒品行为之认定——以袁某非法持有毒品案为例

对于如何认定领取邮寄毒品或者指使他人领取邮寄毒品的行为,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判决也是在运输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之间徘徊。应当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要件,特别是行为人对毒品的最终处理,进而作出正确的定性和相应的处罚。     

论运输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之立法旨趣与隐患

运输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是看似简单而在理论上和实务中都较为复杂疑难的两种毒品犯罪,本文结合刑事立法原理、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该两罪的立法旨趣及其产生的主要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有利于司法实践对此二罪的准确认定。一、关于运输毒品罪自１９７９年《刑法典》第...     

新精神活性物质检验鉴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新精神活性物质更新快,种类繁多,缺乏国际条约的监管,列入联合国管控目录困难,加之一些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大麻等毒品管控降低,给我国在新精神活性物质类毒品的监管带来困难。具有成瘾性和社会危害性的新精神活性物质才能成为列管对象,毒物分析技术人员在列管程序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我国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监管法规规定了相关列管程序,毒物分析技术人员应当增强参与新精神活性物质列管的责任意识,遵守新精神活性物质鉴定程序,研究和探索新精神活性物质检验方法。     

出售麻精药品以贩卖毒品罪论处的路径检视

当前,出售麻精药品以贩卖毒品罪论处的定罪路径较为混乱。应厘清毒品与麻精药品的关系,从贩卖毒品罪的立法原意出发,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确定行为人明知是管制的麻精药品而向吸毒、贩毒人员贩卖或者被购买人用于特定犯罪活动的,以贩卖毒品罪论处。具体适用时,应对行为人对麻精药品的认识内容和认识程度、是否有以毒品替代物出售的故意、是否存在非法用途等予以考量。     

再论非法持有毒品罪

毒品犯罪多以行为人非法持有毒品为前提,即持有行为是一个前后可承继性犯罪的中间环节,这就导致非法持有毒品罪与其他毒品犯罪的区分在理论上并非泾渭分明,在实践中也疑难丛出.从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于其他毒品犯罪来看,其属于兜底性罪名,但这并不能意味为其他许多毒品违法犯罪行为查证出现困难提供解脱.解决这些问题,须立足于不同犯罪之构成要件的细致分析.只有如此,才能正确解决持有假毒品、吸毒者非法持有毒品以及盗窃、抢夺、抢劫毒品等行为的认定问题,才能处理好非法持有毒品和窝藏毒品行为的竞合问题.     

涉技术手段网络盗窃案办理难点与思路

数字经济时代,伴随着网络技术的非法使用所实施的盗窃犯罪不断增多,对传统司法适用提出了法律和技术层面的双重挑战。在侦办该类犯罪过程中,司法机关面临犯罪主体难锁定、涉案资金流向难追踪、可用电子数据证据难获取等诸多困境。需要通过梳理证据关联关系锁定犯罪主体、深挖细查线索查清涉案资金去向、规范电子数据取证确保证据真实合法等,解决该类犯罪司法办案难题。     

非法集资行为的刑法评析

非法集资行为近年来呈高发态势,如何通过法律区分规制不同的非法集资行为,稳定社会金融秩序,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非法集资的概念和司法认定入手,对当前办理非法集资案件中关于公众的认定、集资目的的考量进行探讨。     

盗、抢毒品与犯罪客体的冲突及协调

在司法实践中，盗、抢毒品依其行为性质是分别作为盗窃罪、抢劫罪处理的，但是， 这样 认定的结果与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和刑法典关于类罪的编排原则相冲突。根据犯罪构成 中的合法权益原理，盗、抢毒品的“被害人”由于对毒品的占有是非法的，这种处于非法状 态下的权益就不能成为刑法理论中的客体，即不是合法的所有权。笔者认为，盗、抢毒品行 为侵犯的客体是程序意义上的法秩序，而不是普通侵犯财产罪的客体即所有权。     

毒品犯罪研究

<正> 根据目前我国已加入的国际禁毒公约和我国禁毒法律,在我国,毒品犯罪是指违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理法规,非法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使用毒品以及与非法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使用毒品直接相关的破坏国家禁毒活动的行为,如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非法持有毒品,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窝藏毒品,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等行为。我国政府历来对禁毒采取坚决措施并积极开展禁毒的国际合     

浅析贩卖毒品罪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行为

我国现行法律对毒品犯罪居间行为的定性处罚过于笼统,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种种不同的认识,本文罗列了学界对这种行为的种种观点,并对居间介绍毒品买卖行为和居间代买毒品行为的认定略作粗浅的分析。     

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的客观要件

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是毒品犯罪中非常独特的一罪。其性质,可以理解为是毒品管制法范畴内的刑事处罚条款。本文将就该罪客观方面中的问题,诸如国家管制与国家规定之间的关系,提供行为的违法性、无偿性、多样性特征,非法提供行为的对象范围,吸毒者与服药者的区别与转化,非法提供行为涉及的毒品数量有没有下限要求等等,逐一予以梳理和辨析。     

浅议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非法集资问题

非法集资在互联网金融兴起的背景下呈现进一步多发的态势,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监管机关和司法机构对非法集资的管制和处罚也进一步加强,这固然是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但是过于严苛的管制和认定也与互联网金融大背景下整体放松管制的趋势相矛盾,有可能伤及无辜并遏制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活力。为此,通过总结互联网金融领域非法集资的犯罪特征,深入解读最新的司法解释,将有助于完善非法集资的防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