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城市移民的城乡双重认同研究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编制《城乡双重认同量表》,对237名青年城市移民进行问卷调查,从城市认同和农村认同两方面考察青年城市移民社会认同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青年城市移民的农村认同处于中等水平且高于城市认同;(2)青年城市移民的社会认同模式主要是分离型和边缘型;(3)青年城市移民的城乡认同水平及模式在户口类型、职业、收入、生活地预期、进城时长、家人陪伴等因素上有显著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男女亲密关系冲突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流动壁垒的取消,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年男女涌入城市务工。城市外来务工青年男女成为城市化建设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然而,新生代农民工青年男女之间往往由于生活的种种不如意而产生冲突,甚至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这与他们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都有关系,同时还折射出冲突"缓冲区"的缺失。     

论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游民化风

金融危机的发生加剧了返乡青年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受到的被动排斥,而多年的城市打工生活已高度淡化了返乡青年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与归属,返乡青年农民工往往会主动排斥乡村生活,在这种双重排斥的境况下,返乡青年农民工极易成为无"根"的游民,乡村认同与归属的缺失极大地增加了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游民化风险。因此,必须加快城镇化建设,加大城镇的吸纳能力,促进返乡青年农民向城镇分流,同时积极引导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价值观重塑,重构其乡村社会认同与归属,才能有效防范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游民化"风险。     

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本文从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社会冲突感三个方面对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的现状与变化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代际比较以及个体层面、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代青年群体对社会的态度比较认可,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是目前的基本共识。不同代际青年的社会态度逐渐出现差异,而"90后"青年的社会冲突感更加强烈。青年群体个体层面中的经济地位认同、过去生活评价、未来生活预期和内外成功归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社会态度,而宏观层面的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代表的地区富裕程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他们的社会态度。     

农村社会资本与我国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的建构

社会资本概念自提出以来成为多个学科用来解释社会、经济、政治现象的重要工具。在我国农村养老体系的建构与完善上,社会资本从文化规范、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支持体系三个层面发挥着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慈孝文化、民间组织、新农保制度是建设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的重要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有助于增强互相信任的家庭关系,夯实家庭养老的社会基础;培育农村老年人的互助互惠意识,促进互助自我养老模式生发机制;增强老年人经济独立性,提高社会养老、商业养老模式的可行性。     

关于河西区街道社区党组织工作创新的调查与思考

<正>在现代社会,社区是一个国家社会结构与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社区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社区以经济结构、人口密度和人口聚集规模的多元标准,分为城市社区、城镇社区和农村社区。城市社区是我国社会稳定的细胞,由于社会结构复杂,社会流动大,精神文化生活丰富,社会生活的节奏快,社会文化的变迁速度快,城市社区的建设有更高的要求。     

社会认同:新农村文化建设之基石

农村文化建设滞后的种种表现,实质上是农民对这一过程少接受、少认同,难接受、难认同乃至不接受、不认同的反映和折射。作为主体和客体、参与者和受益者辩证统一体的农民,认同与否、满足与否是衡量新农村文化建设成功与否的内在标准,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石。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叠加的特殊时代背景下,社会认同是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所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对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巩固执政之基;对重建农民的生活意义,主动化解农村文化建设之困境、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意义重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确立共同理想和信仰目标,大力建设并广泛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农民精神文化的实际需求出发,重构农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形式和载体等,是增强农民社会认同感的基础和手段。     

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思维向度

当前,我国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向度呈现出"便利性""有限性""简缩性"等偏误,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为一种手段或商品,造成其远离了社会成员生命生活之果。为促使社会成员民族文化认同自觉之形成,民族文化认同教育需要确立以人为本在时间上统一"传统、未来、现实"和空间上兼顾"文化个性、时代精神、生活品质"的"三位一体"思维路向,并通过构建"化民成俗"的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结构体系、培育"心灵反思"的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依托载体、凸显"乡镇基层"的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引导力量来加以贯彻落实。     

社会质量理论视阈下的农村和谐文化建设

探索我国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应把社会质量理论的四个维度,即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融合到实践中。从社会质量理论来看,当前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村经济发展不充分影响了社会质量的经济保障机能;价值观念共享机制的缺失削弱了文化的社会凝聚力;社会关系的系统性排斥制约了包容性文化的建构;文化主体的参与局限阻碍了其权能的实现。建设农村和谐文化应多途径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建立综合配套的文化投入机制;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构建和谐文化的思想共识;促进多元文化认同,建设包容性文化;强化农民的自主意识,实现文化主体的增能与赋权。     

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特点探析

以社会学视角,运用社会调查方法,从经济、社会、心理和文化多个层面对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特点进行归纳分析,期望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最终达到促进这个群体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目的,以体现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和尊重。     

我们的“自我”迷失在哪里

从"自我意识"的概述出发,以社会标签理论、符号互动理论及社会比较理论等作为理论支持,解析在经济发展尤为迅速又面临转型期的现代社会大部分青年陷入自我身份迷失的原因,以及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角逐中青年又该如何进行社会身份认同到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变。     

农村社区法制建设的创新思路

社区是人类社会区域生活的共同体，是一个具有多重功能的社会实体，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场所，并以聚落作为自己的依托或物质载体。作为一种社区类型的农村社区，是在农村生产方式基础上由一定的人群、一定的地域、一定的生产和生活没施、一定的管理机构和社区成员的认同感等等要素构成的社会实体，既是农村社会的有机构成单元，又是农村社会的缩影，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重功能，是农民参与各种生活的基本场所，并以聚落作为自己的依托或物质载体。虽然我国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在功能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随着统筹城乡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之间将不再严格区分，城乡连为一体，社区成为城乡重要的基层组织。因此，农村社区法制建设应当具有长远的眼光，考虑到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从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逐步融合的角度，整体思考社区法制建设的定位。     

农村社会管理何去何从:整体性治理视角的尝试性解读

相对城市而言,农村社会管理不但任务繁重,而且充满矛盾和挑战,尤其以结构性的碎片化问题最为突出。其中,价值取向是根本性问题,位于结构的核心,表现为农民主体价值的缺省。与此对应的是农村公共文化位于价值的外围,突出表现为公共精神的结构性缺失;而农村社区建设的共同体取向所面对的重大挑战是社区认同渐行渐远。在农村社会管理的动力层面,社会与国家间关系仍有待理顺。社会功能开发同农村自主性的共时性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五大碎片化问题的解决思路是采取渐进的策略,以整体性治理整合资源,使农村社会管理从局部走向整体、从断裂走向连续、从破碎走向整合、从分散走向整体。     

价值自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获得广泛的政治认同,才能为我国社会政治体系的正当性、合法性加以诠释和说明。为此,执政党必须实现价值自觉,在理论层面构筑能掌握群众、说服群众的"理论自觉体系",在实践层面构筑五位一体的"实践自觉体系",夯实社会认同基础。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研究

如今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互联网影响着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互联网+"背景下,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自信的传播与认同带来了诸多影响,对培育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在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国家层面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存在着一定的现实困境。本文分别探讨了它的现实意义以及现实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在"互联网+"背景下对大学生文化自信认同的培育策略与措施。     

社会力量与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政府是提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力量,而社会组织以其多元化的结构、多方位的视角、多领域的触角等优势,能有效弥补政府功能的不足和市场功能的失灵.志愿者要成为新村文化建设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需要从制度层面建立起文化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农村回乡创业的有志青年、回乡探亲的成功人士等其他社会力量也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生力军的有效补充.     

发育失衡的公民社会——基于公民社会三层内涵的分析

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兴起,对此有所质疑.通过梳理近代以来西方公民社会的理论,我们看出公民社会的三层内涵:经济层面上的公民社会、社团层面上的公民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公民社会.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现状是经济层面上的公民社会已经出现,但社团层面上的公民社会以及文化层面上的公民社会远没有发展壮大,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一个发育失衡的公民社会.     

精英分层、派系结盟与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基于J省H社区的调研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乡村精英之间的权力博弈、利益争夺与话语权竞争仍然存在,由此产生"团结建设村庄,分裂治理村庄"的悖论。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身份的"跨界精英"处于治理集团上层,只拥有某一种身份的"单一精英"则采取派系结盟的手段对抗跨界精英,这就造成乡村精英不同群体之间缺乏共识与信任,精英群体内部分裂是导致乡村治理"碎片化"的重要根源。全面深化农村治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在乡村精英层面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协同治理好经济新常态下农村社区面临的利益整合、权力重构、文化认同、社会和谐、生态治理等五大问题。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农村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回顾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历程,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一直难以形成良好互动,反而呈现此消彼长、力量互斥的局面。农村社会治理既不能仅依靠政府力量,使国家权力全方位强势渗透破坏农村的自主性,也不能让国家权力"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任由自治缓慢发展。应积极探索公共问题的协商机制和弹性治理形式,既保证国家对农村社会实现价值引领、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的内生动力,让其有充足自治空间,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     

浅析农村区域媒介传播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家"三农"政策的推广深入,媒介传播进入农村区域。手机、网络、报纸为主要传播媒介手段,再进一步推广社会、政治、文化的精神层面提升农村整体水平。在目前文化推广层次上还存在诸多的不足和缺陷。从媒介利用最大化造福农村区域,试分析当今农村媒介传播现状问题与解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