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与冲突:民国时期云南华永宁地区的“夷患”问题和民族关系

民国时期,云南华永宁地区的"夷患"问题,是治策和"民族"合力的结果,体现了彝区族际关系的特殊性发展。民族认同是理解民族关系的基础,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彝族的民族认同制约整合着民族内部、民族与政府、与周边各族之间关系的发展。     

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

多民族国家是生活着多个民族的国家.族际关系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如何将多个民族整合于统一的国家共同体中,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基础性的政治问题.多民族国家必须给予族际政治整合以高度关注.而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存在多种价值取向的选择,但"求同存异"较为合理.在具体的族际政治实践中.多民族国家可以通过制度机制、政策机制、政党机制、意识形态机制、民族工作机制和国民教育机制来达成族际政治整合的目标.但具体的族际政治整合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

中国的边疆同时也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因此.边疆治理就面临着是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还是以处理边疆的区域性问题为主的选择.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的治理是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以处理边疆区域性问题为主的治理则是区域主义取向的治理.秦统一中国到18世纪中叶的边疆治理,基本上是族际主义的治理.18世纪中叶以后,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避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则主要采取了族际主义的方式.今天,随着边疆形势的变化和边疆问题的转型,边疆治理应该构建一种区域主义的治理模式,增强自身的效能.     

中国民族构建的二重结构

民族是由于民族国家这种特定的国家形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建立而被普遍采用的概念,与国家不可分割并具有丰富的国家内涵。中国长期处于王朝国家时代,既没有民族概念,也没有形成可直接用民族概念来指称的社会政治群体。民族概念由国外引入中国后,尤其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民族"等概念形成后,对中国既存的族类群体和族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促成了中国的民族构建过程。这样的民族构建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中华民族的构建,一是中国各民族(主要是少数民族)的构建。经过这样的构建过程,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民族(主要是少数民族)先后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族际关系,对中华民族国家和社会政治造成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从当前的现实来看,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民族这两类民族的发展并不平衡。在国家崛起和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促进中华民族的巩固和发展,是一个必要而理性的选择。     

族际伦理:民族关系研究的伦理学视野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关系已成为当代多民族国家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族际伦理是对民族关系的伦理学研究,它蕴涵在不同民族的生活历史、生活经验和各种文化活动之中,存在于民族交往和民族认同的生活实践之中.少数民族的人生仪式、传统节日和日常生活是族际伦理生成的文化基础,对这些交往场域的观察与分析,能够发现存在于民族关系中的伦理样态和道德类型,认识各民族在协调民族关系过程中所采用的道德思维模式、所运用的道德化手段与方法,从而提炼出对协调民族关系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间伦理共识.     

试论我国新时期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完善

本文首先论述了我国新时期民族关系的完善必须坚持平等的原则.坚持民族平等要反对"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其次论述了完善民族关系必须坚持民族团结的原则.民族团结有自身的条件要求,并且这种条件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满足民族团结的条件要求要在思想上重视,行动中践行.完善民族关系必须坚持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流变中的整合--西双版纳基诺族、哈尼族、傣族节日消费文化互动

西双版纳特定文化社区中的基诺族、哈尼族、傣族,在节日中形成的族际交往关系和消费文化颇有特色,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审视这三个少数民族在节日消费流变过程,可以看出节日消费反映了少数民族文明化和社会化的成果,体现了文化与社会环境对人的教化和塑模作用。     

统一多民族国家和谐族际政治关系建构研究

自从人类进入民族国家以来,无论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始终面临着族际政治关系建构与整合的问题.单一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关系建构与整合更多偏向于本国民族与国外民族之间的关系.而统一多民族国家,不仅要建构和整合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更要处理好国内多民族与国外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相较于单一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关系建构与整合,多民族国家的此项工作显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努力推进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

正作为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问题和边疆问题在我国长期存在,并不时对国家发展形成困扰。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就是由众多民族群体建立和组成的,并因此而形成和存在复杂的族际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古老的中国实现了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在此背景下,国内     

试论近代西藏昌都地区的外来移民(1840～1960年)

近代以来,回族、汉族、纳西族、维吾尔族等多民族移民先后迁居昌都地区,成为该地区的历史移民。昌都地区移民与当地土著间的族际婚姻较之西藏其他地区多,这些非藏族移民的迁入,将各民族文化植入昌都,使之成为藏彝走廊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众多民族活动的舞台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枢纽,文化面貌显现复杂多样。     

传播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

传播是文化变迁和文化模式构建及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由边缘和封闭而导致的信息匮乏,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瓶颈和障碍,借助传播采借之力是促进其文化变迁和发展的必要选择.通过信息的交流,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与他文化的互动,使之向"开放型"文化转变,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论少数民族习俗文化的伦理价值与教育意蕴

习俗是少数民族进行道德教育的传统形式,在习俗文化耳濡目染的熏陶中,伦理道德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人们的心里。习俗文化融汇于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承载的道德内容涉及少数民族精神文化活动的整个领域。将优良的民族习俗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道德观念协调起来,有利于建立起民族地区社会主义道德的新体系。     

试论贵州民族村寨的文化性格

民族村寨是贵州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单元,通过它表现出来的各种民族事象,都是村寨文化性格的展示。贵州民族村寨文化性格包括:人与自然的亲和、天人和一的时空意识;淡于宗教、浓于伦理的文化传统;亲地倾向与木、石、竹的依恋情结;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执着与固守等。贵州民族村寨的研究需从基础做起,包括为专项研究课题立项,开展深入调研,绘制贵州民族村寨地理分布图与文化分布图,对其历史价值、文化属性、社会地位、世界意义等进行论证,就贵州民族村寨在当前的生存、保护、发展、利用等问题展开专题研究。     

毛泽东关于文化民族性的思想及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主动地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在文化方面 ,我们民族的特色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为此 ,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基本原则 ,在文化建设上 ,将继承与创新、引进与输出有机地结合起来 ,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的民族文化 ,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土家族药师的文化身份与美学意义

立足于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范式,选以酉水流域的土家族药师作为考察对象,并且重在对独具地域和民族特性的土家族药师,凭以诡异的符箓和咒语,在巫术仪式过程中隐现的文化身份进行界定,同时,也进一步揭示在药师的神秘体验中折射出的美学意义,即主要体现为药师的审美人格范型和彰显的阳刚之美,以及药师的审美指向三个层面的审美意蕴。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研究

通过文献法、观察法和田野调查法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和现实价值进行研究,得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具有独特的民族特征和存在方式,因而与现代体育相比具有独特的价值.这种传统体育不仅在我国少数民族已经过去的历史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不仅这些价值和功能依然存在,并且成为推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开展农村体育的最为有效的体育手段.     

西方多民族国家的自治立法与中国民族法制建设研究

本文论述了西方多民族国家的自治立法在立法目标、立法原则及立法内容等方面与中国民族法制建设的相同和不同之处;认为认真总结和研究西方民族国家的自治立法,对中国进一步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纳西族的传统联姻制度

在纳西族的婚姻史上,联姻作为社会势力组合的手段和平衡经济往来的砝码,十分重视对配偶的选择。纳西族的联姻制度包括为政治结盟而实行土酋、土司中的等级内婚制,为加强民族内聚力而普遍实行"不嫁娶当地外族"的民族内婚制,"骨族不婚"的家族外婚制,以及"划地为界"的地域内婚制等四种联姻制度。这四种制度并行不悖、互为补充。     

增强政治意识 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做好这项工作,关系到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关系到我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形象。而要做好民族宗教工作,首先是要用高度的政治意识认识宗教,其次要带着政治意识去做具体的宗教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壮族刑事习惯法的辩证思考

在壮族历史法律文化的长河中,壮族刑事习惯法是壮族习惯法的重要内容,曾经是国家刑事制定法的重要补充。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壮族聚居区,壮族刑事习惯法长期以来是调控、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的习惯法,其财产刑的广泛适用,寻求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结合,在今天仍然对处理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关系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