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对中晚唐辞赋创作的影响

中晚唐辞赋创作在思想上、艺术上均表现出了鲜明的创作特点。这些创作特点的形成,与辞赋自身发展的规律性相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的影响。古文运动之"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的创作思想,促使了律赋雅正范式的形成和骚体赋的繁荣,古文创作"辨理论事"的特点和散体单行的文体风格,则促使中唐时期的辞赋普遍具有了议论说理和散体化的特点。     

骈赋与骈文关系考论

虽然赋发展到魏晋之际已经进入骈赋阶段．但骈赋名称的出现却非常晚。在清代以前．较为通行的是“俳赋”这个文体名称。无论是俳赋还是骈赋，其着眼点仍在俪辞偶句，而用典隶事、藻饰华丽、声韵谐美，只是骈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非本质性文体特征。骈文最重要的文体特征仍在于对偶。用典、辞藻、音律等不过是骈文的一些重要的修辞手法。而且它们在骈文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或强或弱的非延续性特征。骈赋与骈文虽然在句式、结构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影响两者根本的区别。     

汉代方士小说与散体大赋的形成——以枚乘《七发》为中心考察

汉初黄老养生思想的盛行,导致西汉方士小说大量涌现。枚乘赋《七发》中引用了许多西汉流行的小说素材。由此,汉初方士小说注重养生的特点和故事神异化的倾向逐渐渗透到赋体创作中,对散体大赋题材的选择和夸诞、想象的描写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促进了散体大赋长篇体制的形成。     

“数智之治”何以强化基层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基于S市社区新基建案例分析

基层公共服务合作生产面临一系列治理难题和现实困境，如何通过“数智之治”推进其化解突破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技术-制度互构视角，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数智之治”强化基层合作生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智之治”以技术赋能和制度嵌入推动基层合作生产，且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呈现时序权变特征。技术工具通过主体增能、权力赋能和结构重塑等赋能基层合作生产，制度嵌入则分化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股潜在力量。其中，正式制度以成文条例嵌入合作生产过程，实现规则更新、机制革新和模式创新；非正式制度以“网络-认同”机制发挥调节效应，通过价值导向、惩戒监督与传递内化等途径嵌入基层内部，促进技术工具与正式制度交互耦合。     

章学诚之赋论：赋体的生成与诸子文的联系

章学诚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治学方法,从文化史的独特视角切入赋学研究。章氏认为赋体的生成与诸子文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赋体习染诸子文的艺术特征之余风;二是赋体在意旨上“犹有诸子之遗意”。     

应急管理中技术赋能失灵的三种类型——基于双螺旋赋能机理的分析

技术赋能是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技术赋能失灵现象。是什么关键要素导致了应急管理中的技术赋能失灵？技术赋能失灵背后有何类型化特征？研究发现：以双螺旋赋能机理为理论基础,应急管理中的技术赋能失灵存在于技术端与管理端自催化和异催化过程,主要可归纳为技术主导型、管理主导型及“技术-管理”互动型赋能失灵三种类型。结合应急管理中实践的多种现象,对其中技术赋能失灵现象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剖析,由此可知,未来高新技术对应急管理的长期有效赋能要通过技术与管理两端多个层面上的综合施策推动技术与管理的有机深度融合,共同实现应急管理中技术的可持续包容性赋能。     

论先唐丽人赋“由容及情”的书写模式

丽人赋是指以美丽女子为题材的赋。丽人赋"由容及情"的书写模式是指赋文前部描摹丽人容貌仪态,后段抒发喜怒哀乐诸般感情。先唐丽人赋大都遵循这一模式,与同一作者的其他赋作存在明显差异。丽人仪容描写的成因和艺术高度既决定于赋体的性质,又得益于骈句入赋的助推和人物对称之美的表现需求;爱美之心和物哀之情构成作者情感的起因和两层高度。     

中国古代散文史将赋纳入书写范围刍议——从古代赋文体论述的角度观照

现当代文学史界对于古代赋文体的认识颇不一致,或认为赋是韵文,或认为赋是散文,或认为散体赋是散文、骚体赋是韵文。影响到散文史、散文选本以及诗歌史著作,就呈现出或叙论赋或不叙论赋、或选录赋或不选录赋的混乱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于"赋"的文体属性缺乏明确认识。而考察中国古代的赋文体论述,则可发现自两汉至明清的论赋者始终坚持着"赋出于诗"、赋"要皆属诗"、"赋当以诗为体、而不当以文为体"的基本认识,体认着赋为"有韵之文"的文体归属。因此,尊重并吸取古代赋体论述的科学见解,消除当代文学史著作及散文选本将"赋"列入"散文"范围的误解,不仅能纠正以赋隶文和韵散不辨的分属混乱,也能减少赋篇选录和学术研究的交叉重复。     

怀旧空吟闻笛赋——唐人对向秀及其《思旧赋》的接受

《思旧赋》是关于竹林之游的文学记忆，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怀旧经典。唐人怀旧诗文中常引向秀及其《思旧赋》为典故，唐人赋作中有接受《思旧赋》的篇章，唐诗对《思旧赋》的接受亦值得关注。从唐人对向秀《思旧赋》的接受，可见中国传统文学怀旧母题的传承与流变，也可见诗赋之间的互渗与影响。     

汉魏六朝赋中的蝉意象

蝉意象在汉魏六朝赋中较为常见，且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它承载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悲秋之叹、高洁之质和长生之梦。究其文化成因，则主要与崇蝉的传统习俗、文人的伤感气质和老庄的哲理之思密切相关。     

秦汉奸罪考

秦汉时期,已经有了一套关于奸罪的认定、量刑的标准及原则,并为后世法律所继承、发展;与后世法律(主要是唐律)相比,秦汉时期对奸罪的处罚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     

论汉王朝在贵州的行政建置

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先后设置了犍为、牂柯二郡,贵州被纳入汉王朝的行政区划。其中牂柯郡共领十七县,有的在今贵州境内,有的只辖及贵州的部分地域。且兰是牂柯郡治所在地,汉阳县治曾为南部都尉治所。在汉代的牂柯郡内,现今发现了大量的汉墓群。这些汉墓群所分布的区域,与历史文献中的牂柯郡的范围基本一致。出土的众多文物,从一个侧面说明汉代的牂柯郡主要在贵州境内,而牂柯郡治应在安顺宁谷一带。     

从汉简论两汉河西民间文学兴盛的土壤

文章以汉简资料为中心,结合文献记载,主要从环境、种族、时代三方面考察了两汉河西民间文学生存的土壤。认为由于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由此形成的繁荣的商业经济、复杂的居民成分、复杂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及汉代特有的文化氛围,两汉河西具有丰厚的民间文学土壤。     

清代畲汉文化冲突述议

清代畲汉交错杂居,接触频繁。因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作祟,基于不同因子的畲汉传统文化于交流中产生冲撞在所难免。但两者间总体上维持着稳定的、不均衡的共生互动关系。     

论西周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

西周处于国家和民族的形成时期。西周时期的民族思想和政策与礼乐制度相结合,在巩固政权和统治基础,加强华夷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起到重要作用,成为西周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的民族思想和政策已具雏形,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和亲政策、藩镇制度、羁縻政策乃至现今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都可以在西周民族政策和制度中找到其源头。     

唐代和亲政策述论

和亲政策最早始于汉代,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外交工具,是国家间在敌强我弱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以有限的牺牲来换取整顿内政、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积蓄力量的时间.到了唐朝,和亲政策进一步发展,成了广泛运用的安边政策,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吐蕃、奚、契丹、宁远、回纥、南诏8个族(国)共计和亲28次(其中有一次未获成功),为唐朝的稳定和繁荣起了较大的作用.     

从贞元会盟看西南民族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西南地区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区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 ,西南各民族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 ,汉民族对其影响较大 ,因而中原汉族与西南各民族的关系发展成为西南民族关系发展的一条主线。唐朝时期 ,中原汉族与西南民族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贞元会盟又是其中的重要事件。     

清代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姻探析

清代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姻 ,既与早期移民性别比失衡有关 ,又与少数民族婚俗及汉化程度有关。少数民族与汉人联姻不仅扩大移民生存空间 ,也加快了少数民族融合汉化的步伐 ,最终促进台湾社会经济发展。     

东汉明帝民族政策论析

东汉明帝继承和发展汉光武帝的民族政策,致力于解决周边民族问题:努力平定西羌的叛乱、制定防范措施;针对北匈奴不断的骚扰,由政治和解、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重新开通西域;加强与西南少数民族政治关系。汉明帝的民族政策不仅有利于边境的稳定与国家的安全,而且推动了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极大地维护和光大了“光武中兴”的成果。当然,其民族政策中也有若干失误,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汉律“性越轨”治罪条令与汉代女性人身权益——基于简牍资料的研究

解读相关简牍资料可知,汉律"性越轨"治罪条令具有如下特点:轻视常人间的强奸罪,重视对和奸的判罚,为了维护夫权,量刑环节注重和奸中妇女的婚姻状态;在严惩乱伦行为的同时,客观上为某些特殊身份地位妇女群体架构起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虽然汉律维护良贱等级界限,但对某些下层妇女权益有所关照。上述条令创制初衷乃为维护既有社会等级制度,而非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因此,对于汉代女性人身权益的法律保护而言,该条令虽产生过一定积极效用,但从根本上讲,无论是从立法条令内涵来印证,还是以司法实践效果来检验,均反映出该条令存在诸多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