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及应对

东盟在美国“印太经济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美国开展对华战略竞争重点争取和拉拢的对象之一。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总体上持积极认知,并采用了“借力”与“平衡”的双重应对策略,东盟与美国在该框架下围绕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等核心议题领域的合作呈明显升温态势。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形成了分化双方关系的压力,但由于该框架与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在本质上存在竞争,因此也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鉴于此,中国应理性看待东盟国家与美国的经济合作,通过加强战略对接和提升制度合作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尽可能降低“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负面影响。     

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变化与韩美同盟的未来

冷战结束以后，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苏联的解体使得昔日的中苏朝三角同盟不复存在，中韩、韩俄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伴随朝韩关系的改善与合作的发展，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势头加快，南北双方的对峙局面正在趋缓。这些变化导致冷战时期形成的韩美同盟关系出现松动．促使跨入新世纪的韩美同盟关系“重新定位和定向”。而影响韩美同盟“重新定位和定向”的因素有：韩国方面要求与美国之间建立一种“更为平等的双边伙伴关系”的呼声；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对于韩美同盟的未来，可以预见，在韩朝双方实现统一之前，韩美两国仍将会保持一种各取所需的盟国关系。     

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本质、影响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东京宣布与印太地区的13个国家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进程。“印太经济框架”作为美国开展印太区域经济合作新的制度体系，从本质上讲，是一份以美国利益优先的印太区域制度整合方案，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开展对华竞争的行动纲领，其未来必将会对我国的海外市场、供应链稳定、区域数字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以及区域各国制度整合等方面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为应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可能影响和挑战，我国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整合“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推出区域数字规则的“中国方案”，构建我国跨国企业主导的区域供应链，以RCEP为抓手，推动区域制度整合。     

美国“印太战略”中巴基斯坦身份塑造与中国的因应

巴基斯坦作为印太地区的节点国家，却难以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中准确定位自身的角色，是一个在印太体系中缺乏存在感的国家。但巴基斯坦也有着对“印太战略”的独特看法和主张。一方面，巴基斯坦对美国将印度塑造为印太地区“净安全提供者”的行为感到极为不满，将印度的这一身份转变视为一种迫切的现实威胁；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也希望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寻求一定的角色担当，充当“调解人”身份以期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同时巴基斯坦也试图借美国的“印太战略”来提升其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借此摆脱来自印度的战略孤立。面对美国借“印太战略”在印太地区持续的势力扩张，未来中国可在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基础上扩大区域多边关系的接触，同时借助双方现有的技术、地缘等资源优势以加强互补，化解对美依赖的风险。通过打造中巴更加完善的双边和区域治理安排，不断增强对地区安全与发展的形塑能力。     

李明博政府的实用主义外交与中韩关系

李明博就任韩国总统后推行实用主义外交战略，在维护国家安保利益方面强化韩美同盟和建构韩美日安全协作机制：在谋求经济和能源利益方面扩大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全面合作。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韩美同盟构成李明博实用主义外交战略中的两大政策支柱。     

日本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及其影响

2022年5月日本宣布加入“印太经济框架”（IPEF）,旨在拓展其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外交,保障重要商品供应链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及实现社会数字化转型。日本可通过深化与IPEF成员国合作获得短期收益,但IPEF本质上是美国基于地缘政治建立的经济合作构架。长远来看,日本加入IPEF不仅会阻碍中国在“印太”地区开展区域合作,挤占中国全球进出口贸易份额,加剧“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领域竞争,而且可能迟滞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有鉴于此,中国应认真研判日本加入IPEF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构筑更具韧性的全球供应链,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美国主导IPEF数字贸易规则构建：前瞻及应对

美国通过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回归印太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旨在占据印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高地，同时获取印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为兼顾IPEF数字贸易治理谈判效率与成员多元性，美国预计采用“整合谈判”与“零散谈判”双轨并行的方式，且优先着眼于与核心成员达成“早期收获”。IPEF数字贸易规则将根植于“美式”和“新式”数字贸易治理理念，也会回应新兴趋势和技术发展所需，并与美国“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相契合，还将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和中美数字贸易治理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其中，“跨境数据流动和存储规则”“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规则”和“新兴技术规则”是美国推动IPEF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重要抓手。中国将面临在印太地区数字贸易便利化系统构建、新兴技术标准制定以及中小企业合作中被边缘化的风险。对此，中国应理性务实加入印太地区既有数字贸易安排，并依托数字服务市场制度型开放，积极提供数字贸易治理的“中国方案”，提升数字贸易治理话语权。     

论印度与美西方国家的关系：现状、动力、影响及趋势

自独立以来，印度外交一直遵循与特定国家集团保持一定距离的传统，以当时当地所认定的国家利益决定其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力避被迫卷入国家集团对抗而损及自身利益。冷战期间乃至冷战结束初期，印度亦仍坚持“与西方保持一定距离、与东方巩固团结”的外交政策取向。然而，在美西方国家“印太战略”出台和落地实施等系列因素的作用下，印度已大幅改变上述外交传统与政策惯性，与美西方国家迅速密切战略伙伴关系，并推动双方在安全、经济和“印太”议题上的实质性合作，在欧亚大陆和“印太海洋”两大战略方向的选择上也日益明显地倾向于后者。在可预见的将来，印度与美西方国家战略协调和实质合作的势头不会逆转，但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难以克服的障碍与挑战。     

松动与重固:朴槿惠时期韩美日三角关系的曲折发展

朴槿惠就任总统之初,由于韩日关系持续恶化,韩美对华政策出现分歧,韩国对朝推行"信任外交",韩美日三角关系一度出现松动的迹象,韩国"倾中论"开始蔓延。然而,进入2015年以来,随着韩日关系的改善,韩美合作的加强,朝核危机的刺激和纠正"倾中论"的声音甚嚣尘起,朴槿惠一改前半任期的政策,重新寻求巩固韩美日三边合作。尽管未来韩美日三角关系的发展存在韩日关系走向、美日中因素影响、国内选举结果等诸多变数,但朴槿惠在余下任期内会继续谨慎地推动三边合作的进程。对此,中国一方面要冷静应对,把握中韩友好的大局;另一方面也要警惕美国借机暗推美日韩同盟建设的企图。     

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岸田政府将日澳安全关系提升为除日美同盟外最为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以对澳安全合作为首,加紧构建日美同盟之外的次级对外安全合作体系,包括签署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开展更密切且实操性强的安全合作,侧重“印太”经济安全合作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趋势及其需求变化“,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对“印太战略”的深化,以及通过“准盟友”关系来增强威慑力等是日本这一政策背后的深刻动因,中国则是其主要针对目标。从总体上看,日本对澳安全合作呈现出愈加关注太空、网络等新领域,聚焦东南亚区域,突出塑造“安全规范”等趋势,但发展成正式军事同盟的可能性还不大,其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将密实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促动“四国机制”军事化,为美日澳三国深化“印太战略”的军事合作提供新助力,在海洋问题特别是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构成新的挑战,并可能加快日本向“军事大国”转型。     

试论韩国文在寅政府的东南亚外交

韩国文在寅政府的东南亚外交,是在韩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迅猛发展、周边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凸显、朝鲜半岛局势转圜后陷于停滞、韩日两国纷争不断加剧等国际背景下展开的。为了提升韩国-东盟合作关系水平、规避特定依赖风险以及促进半岛局势缓和,文在寅政府采取了强化首脑外交、对接发展战略、参与多边机制、拓展安保合作的政策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韩国与东盟各国间的关系水平,特别是扩大了双方的经贸合作与人员往来,但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有限。对文在寅政府而言,如何推动"新南方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美国"印太战略"进行对接,即如何保持中韩战略伙伴关系与韩美同盟的平衡,将是其面临的一大挑战。     

中韩经济关系发展评估及展望

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双方经济关系取得了令世人惊异的发展：中韩贸易由于双方具有牢固的共识、双方经济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和互利性及两国经济潜能的加快释放产生巨大带动力等原因11年来保持了很高的年均增长率；两国的相互投资与企业的技术合作也有了快速发展，未来5年内，中韩贸易额完全可以突破1000亿美元，相互投资总量也将持续扩大。但中韩经济关系目前仍存在着双方贸易不均衡、韩对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韩对华投资大量出超且地区分布偏重东部沿海等问题。因此，双方应加强相互理解，促进贸易及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互利双赢。     

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想象——基于与美国的简要比较

自特朗普提出并实施美国的“印太战略”以来，印度的战略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在此背景下，印度的“印太”构想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由争论到共识的演进过程。当然，印度并非完全认同和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和对华政策。相反，莫迪政府推进“印太战略”有着自身的诉求与期待。本文以批判地缘政治学为理论视角，旨在考察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三大诉求，并尝试挖掘印度实施“印太战略”背后的认知与地缘政治想象，并与美国进行比较，以揭示两国差异行动的主要驱动和基本逻辑。通过考察发现，印美在国家角色定位、自我—他者关系和战略区域划分等主要方面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印度政府和美国政府对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想象分别类似于“W形行动圈”与“半嘴形包围圈”的战略图式；印度追求领导性大国、构建多维身份认知以及经略“印太”海域的战略诉求有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中长期利益。印美两国对于“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想象差异将直接影响各自战略的走向和两国的合作模式。     

美国—东盟海上执法安全合作的动力与困境北大核心

2022年上半年,拜登政府颁布新版《美国印太战略》,召开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强调美国—东盟关系进入新时代,还提出要进一步深化美国与东盟的海上执法安全合作,凸显“灰色地带行动”在“印太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当前,美国与东盟海上执法安全合作表现出美国为主要推动力、呈现双轨运行合作机制、由盟友优先向伙伴关系调整、深化海域态势感知与能力提升等特征。双方合作的动力是基于各自安全战略需求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考量,并借鉴了日本海警外交经验,但双方的合作将受到美国战略调整、东盟战略自主、域外国家制衡和东盟内部合作基础所影响和制约,然而未来一定时间内,美国—东盟海上执法安全合作的动力将大于困境。     

美日韩三边合作核心目标转向：从应对“朝核威胁”到“牵制中国”

冷战结束后,美日韩三边合作针对的主要对象一直是“朝核威胁”。然而,拜登入主白宫后,三边合作开始出现“牵制中国”的转向,即主要目标从应对“朝核威胁”向应对“中国挑战”发生转移：三国干预中国台湾和南海问题的态度逐渐公开化,组建针对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同盟的意愿日益提升,在“Quad+”框架下开展务实合作的态势增强,三国各自出台的“印太战略”也呈现一定程度的“合流”。三边合作之所以会转向“牵制中国”,美国外交议程重设和战略手段调整固然是主要驱动力,但日韩国内政治变化也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在拜登政府不断充实其“印太战略”的背景下,美日韩三方联合“牵制中国”的态势可能继续维持甚至有所强化,但鉴于韩国内部共识不足、日韩关系短板依旧、半岛局势恶化倒退和“印太经济框架”内容华而不实等因素的制约,三边合作要彻底向“牵制中国”方向调整不会成功。因此,中国应以沟通为核心要义,减少美国对华战略误判,凝聚和改善中日韩关系,走出一条与美日韩三边合作兼容的共存之道。     

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评析北大核心

拜登政府主导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聚焦联通经济、韧性经济、清洁经济、公平经济四个重点领域,试图重塑与强化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权,并利用该框架进一步深化、巩固与地区内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同时实现振兴美国经济、增强美国竞争力的国内政策目标。“印太经济框架”的灵活谈判方式有助于该框架的推进,但也面临制约因素,如约束与激励机制不足、参与方利益矛盾、多元协调难题等,从而陷入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该框架对美国在该地区战略的推进、中国的经济存在及地区一体化进程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或挑战。有鉴于此,中国需继续坚持办好自己的事情,紧紧与世界融合在一起,同时增强塑造周边战略环境的资源投入与政策能力。     

中美竞争背景下的美国对东南亚安全政策CSSCI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加紧布局以中国为指向的“印太战略”。东南亚是美国防范和制衡中国的前沿,也是印太战略布局的衔接点。特朗普政府将东南亚视作中美战略竞争的外线,重视巩固和加强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优势和战略主导地位,推动与该地区国家安全关系的发展,大力增加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提升军事援助和防务合作水平,力图打造地区多边安全网络。东南亚国家一方面欢迎美国加强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对“印太战略”中的对抗色彩和遏制中国的意图有所保留和警惕。美国与东盟的安全关系难以实现质的飞跃。中国需重视并提升与东盟的军事外交关系,疏解美国战略调整带来的压力,努力把中国-东盟关系打造成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压舱石。     

从亚太到“印太”：美国地区安全战略的变迁与回归

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的重视程度远超冷战结束后的任何一届美国政府,美国为充实印太战略采取了诸多政策行动：增加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战略资产,强化和固化原有的“轴辐体系”,拓展或创设新型多边合作架构,提出诸如重建更美好的世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印太经济框架等全球性或地区性新型倡议,将美国与各国的合作拓展到政治、经济、技术和安全诸多领域,致力于建构排斥中国的制度安排。至此,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完全转型为印太战略,其政策目标愈益明晰,政策手段丰富多元,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从等级制转向扁平化,该战略覆盖的地理范围拓展到本地区每一个角落。经过冷战结束后三十年的经济全球化洗礼、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地区一体化的种种尝试,亚太地区正面临再次成为地缘政治竞技场的风险,美国针对的国家从冷战时期的苏联转向如今的中国。美国的印太战略或者对华战略能否奏效,并不单纯取决于美国的战略规划,还将受到其他因素的深刻影响。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转变：考量与影响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后，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经历了文在寅政府时期“谨慎且有限地参与”以及尹锡悦政府时期“积极地调适型参与”两个阶段。尹锡悦政府执政后转变对“印太战略”的态度，主要包含对朝鲜实施安全威慑以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以加入“印太战略”为杠杆重塑中韩关系从而缓解安全困境、推广“韩式民主价值观外交”以提升韩国在地区秩序中的地位以及推进“东盟政策”以寻求经济新增长点四大考量。从短期看，这一转变将激化朝韩矛盾，加剧地区紧张；提升“印太战略”的经济吸引力，对“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挤出效应；强化“印太战略”的“去中心化”特征，在地区秩序构建上增大对中国的压力。但从长期看，由于尹锡悦政府并未脱离“立足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战略”的原则，仍具备“底线理性”，加之“印太战略”无法有效满足韩国的经济、安全与战略诉求，韩国缺乏持续参与“印太战略”的动力，其负面影响总体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