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与旧中国的宪政运动及其反思

旧中国第一次宪政运动推动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第二次宪政运动推动了民盟组织的建立。民盟在旧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不断修正其思想主张,力图探寻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民盟提出的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观点,依然值得重视。     

论宪政与民主

宪政与民主是两种不同的理论 ,二者存在着差别 ,也存在着契合。民主与宪政都是现代政制的基础。然而 ,民主强调公民的参政权和政治秩序 ,宪政强调对政府(国家权力 )的限制和防范。这一区别使二者的互相补充与结合成为必要。也就是说 ,理想的政制是民主与宪政的结合 ,即宪政民主。     

孙中山对西方近代宪政文化之扬弃

两种宪政文化 宪政文化,是以宪法为基础的民主的政治状态。就实质言之,宪政文化指的是一种民主的政治状态,区别于独裁、专制的政治状态;从法律特征言之,宪政文化指的是建立于宪法的基础上的政治状态,指明了宪法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将宪法作为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的共识正是反映了这一点)。 宪政文化包含了二个方面的属性:价值属性和操作属性。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政治的目标是宪政文化的价值属性即根本属性,政治的过程由大多数人参与其中则是宪政文化的操作     

宪政正当性论略

宪政是按宪法运作的政治和政治体制,是颁布宪法的必然目标和实践归属。我国一些学者却明确提出了“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的主张,这种“宪政否定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新中国对宪政建设的贡献,也削弱我国公民本来就很淡薄的宪法意识,应予纠正。宪政是一个比民主、法治和人权抽象程度更高的概念,可以涵括我国现行政治理念,客观地对待现代政治文明,确立宪政的目标,加强宪法实施,把宪法规定的东西切实落实下去,是一种积极、稳妥、务实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宪政主义:文化与制度的转型

民主、宪政与共和是现代国家政法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中国在过去一百年中,共出现十部宪法,可见中国一直在探索着宪政的道路。本文试在总结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西方宪政国家的制度以及自由主义传统,深入分析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寻找一条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政主义道路。本文主要从文化与制度两个方面入手,分析文化制度的历史渊源并联系现代实际,强调支撑制度存在的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并阐述其中的含义。     

再议宪政

18世纪晚期以来,民主一直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主题,民主化进程成了社会进步的主要评判标准,然而,实现了民主并不能保证没有了政治迫害,现实的民主远没有实现人类赋予它的使命。民主不能使任何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切实的实现和保障。为了切实的保障个体的权利和利益,人类在反对一切特权民主的同时不得不对民主本身(民主本身也是一种特权,多数人的特权)加以限制,这就是宪政。那么宪政的真正涵义是什么?宪政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它与宪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宪政与民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本文将就这几个问题作出初步的回答。     

宪法修正与宪政民主观的确立

宪政民主观构成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力存在和运行的首要正当性基础。一九八二年以来的四次宪法修改特别是新近的宪法修正案 ,不仅使宪法内容和形式更完善 ,而且凸显了朝野关于民主的新认识。政治文明、人权保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内容入宪表明我们正在放弃历时长久的“革命”民主观 ,并形成一种新的宪政民主思维     

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思考

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它在我国的宪政体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 ,政治协商制度作为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的一种制度性选择 ,在体现和促进民主政治建设方面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政治协商制度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民主宪政建设所不容忽视的问题。     

新权威与新宪法

自19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三次立宪高潮,不断地向人们阐述了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当过主的、传统的以皇权为中心内容的权威消失的时候,人们除了选择宪法作为新权威以外,别无选择。对此,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已予以充分地证实。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也就是中国的立宪史。同时,我们不应当忽略这样一种事实: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一直存在的民主与反民主、自由与反自由、宪政与民主等重大政治问题的争论,基本上是在     

政治文明与宪政的关系

政治文明是一个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抽象出来的且相对独立的概念。从内涵上说 ,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民主 ;从外延上说 ,政治文明包括政治观念的文明、政治规范的文明和政治秩序的文明。政治文明同宪政的关系表现为 :政治文明是宪政的前提和基础 ;宪政是政治文明的支柱和灵魂 ;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主流、本质和终极趋向是政治文明的宪法化和宪政文明。文章最后还讨论了政治文明与中国宪政的建构问题 :即建构“民主”与“宪政”的协调并用模式 ,重塑“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系模式及完善“国家”和“社会”的二元结构模式     

政治文明与程序宪政--社会变革的法律模式

本文提出以“程序宪政”作为新的学术范式 ,重构民主政治 ,实现政治文明。程序宪政作为宪政发展的高级阶段 ,与政治文明在价值理念、制度结构、目标功能、运行逻辑上趋向一致。程序宪政推动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规范程序宪政。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程序宪政的最终目的。     

宪政民主还是民主宪政?——试论美国最高法院与民主

宪政和民主是现代政治体制中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如果说民主是河,宪政则是堤。为了限制民主的冲动性与盲目性,美国人制定了成文宪法,在代表制基础上实现了宪政民主。与国会、总统一样,美国最高法院也是民意代表,只不过更为间接和持久。通过解释宪法,美国最高法院不断修补宪政之堤,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引导民意,将宪政民主转向民主宪政,维护了自身的地位与权威。     

宪政发展模式与价值的若干问题

从宪政发展的时空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理论基础来看,一般把宪政发展模式分为内源发展型宪政和外源发展型宪政。中国的宪政之路应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民主和自主对宪政而言,确实是不同层级的价值,在宪政的价值排序中自由的价值高于民主,把民主政治等同于宪政是有欠完善的。     

宪政与中国财政转型

17、18世纪的西欧和北美,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洗礼之后,英、美、法三国相继走上了民主宪政的道路.回首往昔,学者们在论述"宪政何以形成"时,大都将其原因归结为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或者是社会精英的推动等等.     

关于宪政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宪政要义在于限制政治权力、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而民主则主要解决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获得方式问题。为了达成一种宪法秩序,应在宪政与民主之间建立相互支持的关系。实行宪政的关键在于“良宪之治”,而非“宪政程序化”。     

论我国宪政模式的走向

自由民主宪政是自由原则与民主原则的复合结构 ,根源于自由宪政与民主宪政两种不同的宪政传统。巴黎公社创建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理论模型和实践传统 ,认为宪政的实质是保障民主。迈向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宪政既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宪政理论的继承 ,也是这一宪政传统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继续完善与发展。该宪政模式在价值上兼顾自由、民主与平等 ,反映在制度上 ,就是除继续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外 ,尚需加强中立机构的建设 ,并注重公民社会权利的保障 ,以实现社会主义平等价值。     

宪政概念考源与辨析

宪政是英文中constitutionalism一词较为普遍的中文译名。Constitutionalism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西方,意指为保障个人自由而控制国家权力的观念、制度和实践。宪政不能简单地界定为民主政治,也不能简单地界定为“依宪法而治理的政治”,它往往与有限政府、分权制衡和法治这些特定的控制权力手段相联系。     

法律制度与宪政民主

如何建立与完善民主宪政制度，一直是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们探讨的课题。本文通过对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与宪政民主制的关系的分析，在理论层面上阐述并且评析了民主理论、宪政理论和民主宪政理论的政治道德原则和理念，在规范的层面上阐述并分析了宪法的概念、宪法的权威。宪法的功能等问题。     

和谐社会的宪政之维

和谐社会的思想内蕴和宪政建设的精神旨趣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作为一种利益谈判与妥协机制,宪政使得任何利益主体或权力主体都不可能垄断利益资源、操纵决策过程,从而为实现社会的实质性和谐提供了根本的制度性支撑。民主参与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运作过程,还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都广泛存在于当代宪政生活之中,它是在融合民主理论与宪政价值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宪政型态;利益衡量的各项宪政机制也只有以参与为前提或媒介方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强调民主参与原则,在我国现阶段更有现实意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有必要进一步更新宪政理念、拓宽参与渠道、规范参与方式,建立起更富有成效的以民主参与为核心的利益协调与整合机制。     

民主与宪政关系的历史检视——以英美与法德之间的比较为线索

民主与宪政分别有着各自的内涵与特质,共时性地概念化、形而上地谈论民主与宪政的关系,可能会遮蔽和忽略掉一些历时性问题.文章以英美与法德之间的比较为线索,通过历时态地考察近现代英美法德四国的民主乃至整个政制绩效不同的深层原因,发现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于民主而在于是否有宪政:英美两国的民主是继承宪政基础上的宪政民主,法德两国的民主则是在建立全权制基础上的无宪政民主,宪政有无对英美法德四国民主乃至整个政制绩效的不同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纵览英美两国从宪政到宪政民主与法德两国由民主到宪政民主的政制形态发展历程,可得出基本认识:优良政制建设的关键是必要的宪政优位,民主只能对宪政给予补充而不能作为其替代,更不能作为其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