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乡镇改革的历程与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改革进行了25年。它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980年至1985年的“社改乡”和“乡政村治”体制建立;1986年至1989年的“撤并乡镇”和推行“村民自治;”1990年至1997年的县乡综合改革试点和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998年至今的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管理体制创新。乡镇改革动力来源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实行“村民自治”的巨大进步,尤其是近年来全国开展农村“费改税”的强有力推动。下一步乡镇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及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提高整个社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并按“撤市、强县、精乡、补村”的整体改革思路推动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试论转型时期我国乡镇行政体制

本文通过对我国乡镇行政体制的历史探讨和对当前我国乡镇体制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乡镇行政体制的制度创新。文中认为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建构的长期目标是建立民主自治、安定和谐的农村社区。发展思路是不改变乡镇政权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现有宪政体制,规范乡镇的职能,促进乡村社会的全面、持续和协调发展。     

政社互动：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的行政法新模式

在我国“全能政府”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吸收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成为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项。同时,在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社会管理的行政模式也由传统的“机关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平等合作、政社良性互动的关系。现代行政法也是以民主行政和合作治理为基础的行政法。更强调社会的自治和参与。因此,当代公共行政社会化背景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合作信任关系,相应地公共行政模式也就是“政社互动”新模式。     

村民自治中的乡村关系

一、乡村管理的总格局——乡政村治80年代以来,随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终结,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乡政村治”的基本格局.过去通过生产大队、小队一直延伸和介入到农民基层生活中的国家权力上收至乡,乡(镇)人民政府作为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对本乡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具体管理基层社会事务.在乡以下的村依法建立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指导下,在国家有关法律范围内,通过村规民约等方式,对本村事务进行自主管理.村民自治组织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并对村民负责.     

“乡政村治”关系的行政法思考

一、依法界定“乡政村治”关系的必要性 （一）公社后“乡政村治”关系透视及分析 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社合一体制对农村的统辖宣告瓦解。这一制度变迁的社会意义,在政治方面表现为“国家政权在乡镇的断开,国家社会关系形式的转变。”可是,现实的运行状况与理想的制度架构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背离,民主进程的相对滞后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严重的断裂与不调。一方面,“官本位”权力意识支配下的陈旧行为方式使乡镇行政权的运行在利益的驱动与催化下积重难返,另一方面,…     

论乡镇有限自治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现行乡镇政权的运行机制已陷入困境,各种针对乡镇体制改革的方案在理论界被纷纷提出,其中以“强化乡镇体制”、“县政乡派”、“乡镇自治”三种为主要代表观点。本文通过对乡镇现存弊端评析、三种主要改革观点的比较分析,试图论证“乡镇有限自治”是最好的改革路径,并从法律分权制、乡镇长直选和民主合作制等方面对乡镇有限自治模式予以制度设计。通过新的制度构建,期望能为乡镇摆脱当前困境,推动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建立和谐合理的基层政权体制发挥作用。     

论中国法院的“合一制”——历史、实践和理论

中国法院经过较长时间的历史演变,于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了独特的合一制组织模式。合一制指的是一种审判与(司法)行政彼此交织融合、由院长全面负责的科层化的制度安排。合一制一度对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是,随着社会中心议题及正当化机制从经济增长逐渐向社会可持续、综合性发展转变,司法行政与审判融为一体的组织结构已不合时宜。将司法审判从过度的科层结构和总体性框架中脱域出来,进而促进宏观政治社会的功能分化,应作为一种发展取向。     

乡镇自治:后税费时代民族地区乡镇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民族地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的巩固,要求对现行乡镇体制予以改革。本文通过对"扩乡、精县"、"撤庙撵神",重构乡镇体制、"县政、乡派"等几种乡镇体制改革模式的检讨与反思,认为乡镇自治是后税费时代民族地区乡镇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从“行政兼理司法”到“司法兼理行政”——我国“司法—行政”关系模式的变迁

司法的制度角色,应当置于“司法一行政”关系中理解.在传统中国,“司法一行政”关系呈现“行政兼理司法”的格局.在我国当代,“司法一行政”关系变成了“司法兼理行政”.这两种不同的“司法一行政”关系模式,分别适应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秩序建构的不同需求.我国当代盛行的“司法兼理行政”,作为“司法一行政”关系的一种新模式,它的利弊得失应当在整体性的背景中予以考量.     

论公行政他治和私行政自治

人类在行政权问题上一直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因行政腐败导致的对行政权的怀疑、恐惧和排斥；因客观现实产生的对行政法的依赖。无论人们的心理如何复杂，行政权无疑是一种必要的存在。在现代社会，行政权是保障权利和自由必不可少的力量，但为了切实保障权利和自由又必须对行政权实施控制。对行政权的控制又体现在公行政的他治和私行政的自治。     

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依法行政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以福建省龙岩市为例

乡镇政府是我国政权体系中直接面对农民群众的最基层单位,其依法行政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法律、法规在农村的贯彻和执行,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和农村社会的和谐。本文通过对福建省龙岩市部分乡镇和部门的调研,并在龙岩市委党校乡镇长班、乡镇人大主席班、乡镇党委组织委员班等班次进行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依法行政的状况、存在的困难及原因,由此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依法行政的对策。     

检察机关向乡镇延伸职能的双重路径选择

检察职能向乡镇延伸是检察机关服务大局、服务新农村建设新形势的必然要求，实践中出现了“聘任型”、“依托型”和“派驻型”3种延伸的主要模式。回顾检察机关向乡镇延伸职能的曲折历史，当前乡镇检察室的设置不宜一哄而上，而应因地制宜，采用“派驻型”与“依托型”并存的模式，在条件成熟的乡镇设置检察室，在条件尚未成熟的乡镇则依托综治中心延伸检察职能，以切实提高检察服务大局、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效。     

新形势下基层政府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几点建议——以长春市绿园区为例

有效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既需要长远的顶层设计,又离不开基层政府的实践创新。本文在分析长春市绿园区积极完善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社会组织服务体系,构建区委、区政府宏观领导,区民生工作局、区民政局具体培育孵化的上下一体、统筹推进、合作共管格局的基础上,提出基层政府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几点相关建议。     

封闭性公共池塘资源的多层级治理——一个情景化拓展的IAD框架

对于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讨论,学界聚焦于集体行动的自主机制,较为忽略资源的属性类型及其治理机制的差异。借助情景化拓展的IAD框架,论文考察了江西省Y县农村宅基地改革,发掘和讨论中国情景中普遍存在的封闭性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逻辑。财政和组织资源的局限,决定了县级政府不能直接而全面地主导村庄层面的操作,转而以较具弹性的制度嵌入、涉农项目的导入、组织赋权激励以及村庄发展话语等策略,激活和引导村庄自组织的自主行动。村庄共同体强关联特性和内生凝聚力,配以县级政府的行政赋权,成为社会自组织主导的改革动能和绩效要因。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宅基地改革,本质上是具有较强封闭性特征的公共池塘资源的多层级治理,治理有效的关键在于完善多层级的治理结构,并强化基层自组织的自主行动能力及其可持续性。论文从公共池塘资源的类型属性差异性切入,辨识中国场景中该类资源存在的较强封闭性特质,把研究焦点从自组织的集体行动扩展到其他相关主体及其行动逻辑,并立足基层实践对IAD框架情景化拓展,从而增强中国情境下治理经验的理论解释效力。     

德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相较于中国,德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政府机构组织整合、政务信息公开立法、强化采购监督管理、电子政府网络建设及公共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新时期,我国应当借鉴德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相关经验,在推进行政区划与行政体制改革、积极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强化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法治化以及政府服务与民众的互动性等方面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以期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证.     

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乡村基层执法的空间制约与机制再造

中国的基层执法深受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态的影响和塑造,“治理空间”可以同时容纳这两种因素,是理解中国基层执法的新视角。乡村治理空间为基层执法提供具体场景,其“拥挤社会”特性和“权力分散”特性,严重制约着基层执法能力。空间区域化机制通过建立综合治理(执法)体系,实现了执法机构的统合和区域化;通过将村级组织、村干部、网格员等纳入执法体系,实现了执法空间的分界和局部化;通过对时间和资源进行情境化配置,实现了时空分区。区域化机制重构着乡村治理空间,回应了基层执法权薄弱和执法能力不足的问题,通过再造基层执法,提高了基层执法效度。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会管理主体权威日渐弱化、"乡政村治"造成权力运行中的体制摩擦、农民组织化程度偏低、社会协同管理意识薄弱等是当前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新时期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应建立并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多元主体的协调运转机制,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流动机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预警调处机制,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     

农村NGO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NGO的发展有利于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利于农村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利于农村文明新风的树立,从而能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村NGO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认识不够、资金不足、环境不优、管理不善等问题,对此,必须通过加强宣传引导、健全筹资体系、加大扶持力度、强化内部管理等措施来促进其发展。     

"出嫁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困境与出路——从民间法角度切入

村委会以村规民约等方式限制、剥夺"出嫁女"的土地权益,而这种以村规民约等形式表现的民间法以单系继替偏重的社会继替规律以及"男婚女嫁"的习俗为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因此,要实现对"出嫁女"土地权益的有效保护,必须通过发展农村经济、贯彻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开展法治宣传、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动、消除这种民间法存在的基础,实现国家法在农村的有效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