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法理学学习,提高法律综合素养

法理学是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性问题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法律专业学生在学好部门法的同时,要强化其法理学方面的知识、理念,使之成为合格的与法治国家相适应的法律工作者。     

中国法理学的时代转型与精神进路

<正>法理学的使命在于为一个时代的法律生活建构一个深广的、一元化的理念世界,以之统摄、承载法律的有序运动。能够支撑一个时代法律生活的法理一定是与该时代的精神相契合的。三十年来逐渐形成的开放性的市场经济、理性的法治政治、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要求中国法理学要实现从革命到建设、从斗争到和谐、从政本到人本的精神转向。     

全球化与法理学的变革和更新

全球化进程深刻地改变着法的存在方式、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 ,也必然引起法理学的理论变革与更新。本文以法律本体论、法律价值观、法律人格观、法律发展观、法治观等五个法理学的基本论题为主题 ,分析或展望全球化所可能引起的法理学的理论变革和更新。     

法理学还要与部门法学疏离多久——以桑本谦先生的法律解释理论为分析视角

传统的建构型法律解释学和桑本谦先生所主张的解构型法律解释学都面临困境,而从部门法制度和部门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法律解释学并非无药可救。法律解释学的发展必然是和法律制度的发展、部门法实践的发展、法律共同体的发展乃至法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抽象的法理学建构和抽象的法理学解构都具有局限性。法理学视野下法律解释学所面临的困境,其实质是中国法理学所面临的困境,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就在于法理学一直以来对部门法学所采取的疏离态度。     

法治与政治文明关系三论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活动的进步状态,它与法治一脉相承,溶为一体.政治文明是法治的内核和精义;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方式;政治法治化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论法律监督的二重性——基于法治和政治二场域的讨论

法律监督不仅是法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属性有法治属性和政治属性的二重特质。法律监督不仅具有制约权力、治吏清障、保障法治、服务社会的法治功能,而且具有推动政治民主、影响政治文化、推进政通和谐的政治功能,其功能系法治功能与政治功能的二重推动。     

论哈贝马斯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构成性联系理论的意义

纵观古今,中西方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的论述不胜枚举。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法律与政治两者之间是"构成性联系"的观点并从他的商谈理论出发对法律与政治的构成性联系进行了独特的论述。哈贝马斯认为,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具有合法性的法律,使政治权力与交往权利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一种法律与政治权力的互相构成。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构成性联系是一种良性循环关系,即两者彼此没有先后和高下之分,两者互为前提、相互支撑。哈贝马斯的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以重要的启示:即在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不能以政代法,而应当讲法治与讲政治并举。     

论法治与政治文明的关系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形式。政治文明与法治存在着密切联系,政治文明是法治得以建立的重要条件和坚强 支柱;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和有力保障;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为根本,实现政治法治化。     

见识多元与知识整合:中国法理学的两难境遇

我国法理学的现状是目前法学界尤为关注的问题。作者从自身所从事的专业视角对我国法理学的现状进行了学理性描述,认为中国法理学正处于见识多元与知识整合的两难境遇中。其中法理学的见识多元主要体现在对法律及法律变革、法理学的功能及发展方向、法学家的作用等方面的分歧上。而法理学的知识整合则是中国社会向法治社会迈进时进行社会动员、发展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提升法理见识多元与知识整合的明显冲突。这种冲突具体表现为：法理见识多元的民间化与知识整合的官方化、法理见识多元的自治性与知识整合的霸权性、法理见识多元的明道性与知识整合的事功性以及法理知识整合的无序化与这种整合的见识化诸方面。为此,笔者提出了中国法理知识整合体制化的新思路。     

论知识经济社会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

本文分析了知识经济社会中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问题。即如何认识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性质和法律责任;法理学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立场出发,把握知识生产、科学发展与微观公共权力之间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存在的制度同一性关系;法治如何切入这种制度性关系,创造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新的法律规则;从组织结构、正当程序和规则设置等各个“细小环节”上促使教育科研中的微观公共权力合理、合法运行。     

我国司法规律的谦抑主义——以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为视角

代替性纠纷解决方法（ADR）是从国外引入的一个司法新名词，它产生于诉讼爆炸所带来的司法危机中，较之传统诉讼模式，其具有平和、双赢等多种优势，其强度介于诉讼与传统和解之间，而社会效果大多优于诉讼与传统和解。世界各国开始逐步研究和接受这种新兴的定纷止争的方法。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我国检察机关开始探索和研究ADR方式解决争端。本文从分析司法规律的谦抑性出发，着重阐述ADR的多种优势及其在我国检察领域的运用，并结合时代主题，论述司法ADR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商会治理变迁及其法制意义

商会制度,是近代中国由农耕社会法制向工商社会法制、由统制经济法制向市场经济法制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法律制度。在传统中国法制中,社会治理以绅士阶层为中心,形成了在中央集权引导下,与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官僚系统保持一致的绅权治理。及至近代,商会制度的出现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法制变迁的契机,集权式的绅权治理开始向分权式的商会治理转型。尽管在这个制度转型过程中,法制变迁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效应仍不可避免,并呈现出迂回曲折的变迁轨迹,但是它依然具有较高绩效。中国商会治理变迁所取得的经济绩效表明,当前中国法制应坚持集权治理向分权治理转轨的制度变迁路径。     

体系前研究到体系后研究的范式转型

我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的特点,造就了同时期法学研究的“立法中心主义”特征,具体表现为以功能设计与规范建构为路径的立法论研究范式、大规模引进域外立法材料引致的外源型研究范式、基于立法引导型建构的学术导向范式。这种“立法中心主义”的研究为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充实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体系前研究范式”隐含的学术缺陷也日益明显,难以满足法治不断发展的需求,有必要向“体系后研究范式”转型。在建构体系后研究范式时,宜确立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取向、立足中国场景发现和讨论中国问题、基于平等心态拓展法学知识的域际交流、开展问题导向的新综合研究、赋予解释论研究以应有的时代使命。     

法律文化的冲突与消解——以法律全球化为视角

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法律全球化主要是从法律的技术层面而言,指的是法律规范、法律设施和法律运行方式、方法等法律自身要素和情形的全球化;它是当下深入研究法律文化问题的重要背景和分析视角。法律全球化背景下,法律文化冲突在实质上体现为影响与反影响、排斥与妥协、对抗与协调、竞争与共存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法律文化不仅仅是冲突更是冲突的消解,即通过理解与重释异己法律文化,拆解对抗,使法律文化冲突归于整合,出现并立或共存;多元主体的交往、全球治理规则的开放性是法律文化冲突消解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发展则是最终决定因素。     

WTO框架下中国农业法制环境的完善

经过乌拉圭回合的艰苦谈判,WTO成员间终于形成了一套农产品贸易安排的规则体系。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入世后,中国农业与世界农业的关联度大大增强,所以研究这套规则体系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关系对于加速中国农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解读了《农业协议》的核心内容,认真研究了中国农业经济和法制的现状,分析了入世给中国农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期对中国农业法制环境的完善提出有益的建议。     

论我国反商业贿赂立法之缺失与完善

商业贿赂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也是腐败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侵害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腐蚀了我国的廉政制度,严重影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然而,我国现行的反商业贿赂立法存在法条分散、概念界定模糊、司法解释缺失等问题,从而给执法部门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明确商业贿赂的范围、构成要件和法律责任对于我国现阶段开展反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鉴于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理论和内容存在着众多的不足和缺陷,联系市场经济和法律全球化的现实需要,有必要重新构建一种具有现实解释力和时代活力的新的法律体系理论。并以此为基础,以法域为标准,以私法、公法、社会法、国际法为基本元素重塑我国当代的部门法体系。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科技法制建设

考察了全球化对于世界科技、经济及其法律的双重影响,分析了全球化对于当代中国科技法制建设的积极影响与严峻挑战;指出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欲振兴本国科技与经济,必须致力建构和完善促进与保障科技进步的法律体系,加强科技法制建设的战略研究。     

The special role of foreign legal history in Chin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legal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is based on the learning of foreign legal systems. Foreign legal history, as one of the elementary courses in higher legal education, is becoming a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progress toward the rule of law and is playing an indispensibl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by educating, cultivating and academic exchanging. The discipline of Foreign Legal History not only provides diverse perspectiv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hinese legal system, but also testif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t not only benefits Chinese legal system, but also makes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legal talents. Therefore, we should insist on learning from the legal cultural heritage embedded in Foreign Legal History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Chinese legal system.     

“五个主义”的摒弃与中国法学的未来

中国法学60年,以1978年为界,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就其指导思想即法学认识论和价值论而言,前30年主要是"法学教条主义"、"法律经验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法学实用主义"。后30年的进步,主要是摒弃这"五个主义"的结果。经30年的努力,"五个主义"远未彻底摒弃,有些问题仍还比较严重地存在。中国法学如果要起到它指导中国法治建设实践所应当起的作用,只有继续反对和彻底拼弃这"五个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