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调对接机制的基础与模式——以检察机关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为视角

检调对接机制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途径的有效突破,是＂枫桥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其以古代儒家＂和＂之思想及现代恢复性司法理论为理论基础,对法律监督权进行了扩展和充实。文章通过剖析检察机关在检调对接中的职能定位以及检调对接的角度、模式选择,赋予检调对接以社会生命力,将其内在价值外化为社会价值,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检调对接工作机制研究——以W区人民检察院实践情况为视角

检调对接工作是检察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过程中参与社会治理的一项新举措,对化解案件办理中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纵观检调对接的实践情况发现存在着适用范围不统一、适用案件偏少、当事人存在误解等问题,本文以基层检察院检调对接的实践情况为研究视角,对检调对接机制的模式完善提出建议与思考,以期检调对接工作机制更加规范、科学的运转。     

管控与疏导：群体性事件化解中的视角互换

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业已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焦点和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难点,地方政府在长期的群体性事件处置过程中,已经建立了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导向,注重对群体性事件管控的工作模式,其重心在于＂堵＂与＂控＂。此种工作模式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实施成本很高、缺乏可持续性的弊病。由此,各级政府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既要看到其影响地区稳定等消极面,又要将群体性事件所隐含的积极因素挖掘出来,树立以管控与疏导适时互换为导向的工作理念,通过建立健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将其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要素,从而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公调对接"

公安机关应当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工作中,充分利用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网络,把复杂的矛盾纠纷分流到调处中心处理."公调对接"以社会矛盾纠纷的大调解机制为依托,有利于减轻公安基层民警的工作负担,有利于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开展,有利于规范民事纠纷的调解主体,有利于提高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率."公调对接"应该朝着实质对接、规范对接、和谐对接的方向发展和完善.     

完善保险纠纷案件诉调对接机制问题研究

保险纠纷案件诉调对接机制自建立以来,在缩短审理周期、降低纠纷处理成本、提高审判效率、快速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诉调对接机制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制约着诉调对接机制的深入推广。进一步完善保险纠纷案件诉调对接机制,需加快立法进程,规范诉调对接行为,明确法院在诉调对接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要充分发挥保险监管部门、保险行业协会以及保险机构在诉调对接机制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实现司法效益的最大化。     

服务型政府构建的价值取向研究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改革的直接目标。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必须以＂公民本位＂为核心指导思想,因为＂公民本位＂是服务型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是完成服务型政府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本位＂对现阶段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具有明显的价值导向作用,服务型政府应当是坚持公民权利导向、公共权力回归于民导向、法治导向和公民参与导向的政府。     

论“检调对接”的制度构建[1]

检调对接为检察机关化解矛盾纠纷的一项创新工作机制。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对检调对接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检调对接机制的运用还存在适用范围不统一等突出问题。本文在总结分析各地检察机关开展检调对接工作的基础上,对检调对接的涵义、现状等问题进行研究,对检调对接机制的程序完善提出思考和建议。     

建设地方服务型政府的现实困境与发展理路

地方利益冲突已是我国社会矛盾的一大焦点。建设好地方服务型政府,有效化解地方利益矛盾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理性选择,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要价值取向。目前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构建面临诸多困境：＂服务为民＂理念缺失;公共服务市场化滞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偏低;政府部门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不协调;政府绩效管理评估机制不健全等。重塑＂公民本位＂、＂服务为民＂服务理念;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提升地方政府服务供给水平;健全公民有序参与机制,防止公共权力异化;健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实现＂政府本位＂回归＂社会本位＂;提高公务员综合素质,建立地方服务型机关等是建设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发展理路。     

“顾客导向”视角下的社区民警绩效评估主体机制探析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由英国等西方国家掀起的名为＂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提出＂顾客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理念。该理念要求政府站在顾客立场思考,评估过程推动公众的广泛参与,并以顾客满意为政府绩效的终极标准。该理念与社区民警绩效评估主体机制的价值取向与实践操作相吻合。应按照＂顾客导向＂理念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社区民警评估主体机制。     

农民工“定居型就业迁移”的城市化模式研究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所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也是我国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创举。但长期以来,政府对这一群体所实施的＂生存型＂社会政策目前已难以维继,体制、机制及相关制度的变革与完善势在必行。对此,本文提出农民工＂定居型就业迁移＂模式,探讨通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的博弈与合力推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城市＂大混居、小聚居＂的居住模式构建;推进以农民工家庭＂体面就业＂等方式实现其人口城市化的路径选择。     

以农民公共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的完善

以政府供给导向为主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不仅不利于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发展,也拉大了城乡二元差距,影响社会和谐.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亟需由政府导向向农民公共需求导向转变,通过建立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等手段,实现以农民多元化的公共需求为导向,完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     

关于郑州市新农村建设的调查与思考——以洞林湖新农村建设的荥阳模式为例

荥阳的新农村建设以＂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群众参与、专家顾问＂为导向,以＂产业复合、环境优美、文明现代、原生态＂为特征,以＂田园城市＂为建设目标。荥阳通过依托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按照市场模式,引进社会资本,实现了农民、政府、投资商、市民的四方共赢,打造出了具有自身造血功能的新农村,不仅改善了农村的人居环境,使农民在生活方式上和生产方式上实现了转变,而且探索出了一条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海华国族认同的一个文化分析路径——一个由“内”到“外”的视角

文化是社会价值的体现,是促成民族成员之间相互认同与凝聚的核心力量。以百年共和为时间轴,以海外华人国族认同①为主题,通过分析其过去的成绩、现在的问题及将来的挑战,不妨将人权、民主、自由等＂普适性＂价值与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价值融于一体,即以＂尊重＂和＂平等＂作为华人社会价值支点与导向,藉此求得＂礼＂文化的浴火重生及一个＂知好礼＂家园的实现。     

上海公益创业的社会生态路径——对首届“上海公益伙伴日”的思考

首届＂上海公益伙伴日＂主办方——市民政局的特装展位,通过展示社会创新孵化园、公益创投、公益招投标、民生服务热线等创新内容,凸显了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三方开展跨界合作所取得的积极成效。从支持公益创业、推进公益组织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上海通过打造公益创新服务平台,秉承＂推动跨界合作、创新服务模式、形成伙伴关系＂的公益理念,建立了孵化注册机制、公益创投机制、公益招投标机制、供需对接机制、绩效评估机制等五大机制,初步形成了一条支持公益创业、推进公益组织发展的社会生态路径。     

大调解格局下的诉调对接

诉调对接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解决矛盾纠纷的模式。它表现为诉讼和人民调解在地点、人员、管理、经费、受案范围、”程序、效力等方面的衔接,主要是使人民法院（或法庭）接手的某些纠纷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得到有效解决。诉调对接模式是构建我国“大调解格局”的要求,它适应了我国的现状,能有力地化解矛盾、促进和谐。为实现社会和谐,就要在处理好诉调对接制度和法治的关系的基础上,实现诉调对接的进一步制度化,大力推广诉调对接模式。     

经济法价值与有限政府管理

在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存在着两种权力,一是市场权力,一是政府权力。前者以实现个体的经济目标为导向,后者则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政府权力的作用是为了修正“市场缺陷”、弥补“市场失灵”。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这一转变也体现出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实质正义和社会公公正。     

大融合：社会治安管控战略的新构想——以河南省永城市为考察样本

在社会治安管控工程之中倡导＂大融合＂的思想,主要是指观念契合、资源整合和功能组合这三个方面的＂融合＂。政府及公安机关通过建立治安管控的理念更新、功能重组和目标管理等创新机制,全力促进社会资源的融会贯通,并共同整合于同一个调控体系之中,消解以＂三仇＂（仇官、仇警、仇富）为代表的社会敌意和社会疏离,在实现治安状况大幅度好转的同时,实现官民融合、警民融合、阶层融合、民族融合、社会融合的最终目标。     

检调对接机制实证研究

"检调对接"是实现检察机关与"大调解机制"在程序和实体上的对接。检调对接有其特殊的基本模式、适用对象、适用原则、基本程序和处理方式,并有相关的制度设计与之配套。相较传统的刑事诉讼制度,检调对接制度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作为一项还在摸索前进的制度实践,检调对接不可避免存在着一些负面的效应,有待进一步地探索和解决。     

信任建构：转型时期公安机关群众工作的基石

公安工作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密切相关。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当前转型时期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面临挑战,社会信任类型、政府信任度、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等变化对公安机关群众工作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一时期信任建构成为公安机关群众工作的基石。提升公信力是公安机关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核心路径。以信任建构为基础的转型时期公安机关群众工作要在＂亲民、合法、服务＂理念基础上,完善契约型与合作型信任关系,创新联系群众方式、服务群众机制、工作新路径、思想工作方法及群众参与模式等,通过创新群众工作新路径实现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     

基于政民互动视角的政府透明度治理与评估

政府透明度是政府和民众深入互动后民众对政府提供信息质量的结果评价。探讨政府透明度的形成、评价与改进过程,嵌入政民互动的理念,设计政民互动机制。实现民众侧的政府信息反馈机制与政府侧的政府信息提供机制有效对接,形成政府透明度的双向度合作治理模式。对典型案例的政府透明度状况体验评估发现,政民互动质量较低,政府透明度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且有较大改进空间。地方政府透明度的治理改进需进一步提升政民互动质量,促进民众参与导向的政府信息反馈机制和民众需求导向的政府信息提供机制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