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诉调对接机制的实践与思考——以舟山市普陀区为例

为妥善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交警大队在全市首创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诉调对接机制,有效简化了诉讼程序,极大地方便了群众,也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对基层公安工作的满意度,为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践中,应统一案件处理标准,建立承办人回避制度,协调保险公司参与诉调对接工作,转变当事人理赔观念,建立一站式处理服务体系等,使诉调对接机制进一步完善。     

大调解格局下的诉调对接

诉调对接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解决矛盾纠纷的模式。它表现为诉讼和人民调解在地点、人员、管理、经费、受案范围、”程序、效力等方面的衔接,主要是使人民法院（或法庭）接手的某些纠纷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得到有效解决。诉调对接模式是构建我国“大调解格局”的要求,它适应了我国的现状,能有力地化解矛盾、促进和谐。为实现社会和谐,就要在处理好诉调对接制度和法治的关系的基础上,实现诉调对接的进一步制度化,大力推广诉调对接模式。     

“联动调解”化解医患纠纷——上海市X区医调委的经验

针对医患纠纷逐年上升的趋势,全国各地不断探索妥善化解医患纠纷的应对机制。上海市X区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通过警调配合、医调联络、诉调对接、访调对接等"联动调解"机制的运用,协调各个相关部门,形成医患纠纷化解合力,成效突出,是新时期治理医患纠纷的有益尝试。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初探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伦理化司法的确定性和可接受性、诉调对接的传统、实质正义解决纠纷的传统、限制诉讼与终结诉讼机制。对这种独特的纠纷解决机理,应辩证认识,合理运用,实现纠纷解决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     

传统中国纠纷解决的独特机理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伦理化司法的确定性和可接受性、诉调对接的传统、实质正义解决纠纷的传统、限制诉讼与终结诉讼机制。对这种独特的纠纷解决机理,应辩证认识,合理运用,实现纠纷解决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     

诉调对接机制的运行及其社会效果

诉调对接机制在司法实践中有着很强的生命力,然而由于从理论层面没有较为系统清晰的梳理和总结分析,使得在实践中出现很多问题:处理标准不一、处理程序存在地域差别等等,这都在客观上制约了诉调对接机制的有效运行和发展.鉴于此现状,应当通过对诉调对接机制的理论基础、必要性及现实基础进行明晰,再对诉调对接的模式进行类型化分析,达到理论指导实践的目的.     

“诉调对接”的法文化探析

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在我国有其历史传统。它是熟人社会的要求．国家法与民间法契合的产物，无为而治思想引导的结果，也是诉讼成本高昂、调查取证困难、司法对秩序控制的必然结果，诉调对接传统对当代法治秩序构建有启发意义，表明法治不是解决纠纷的最佳手段．解决纠纷必须关注文化传统，纠纷解决方式是演变的结果，非刻意的主观设计。     

论“检调对接”的制度构建[1]

检调对接为检察机关化解矛盾纠纷的一项创新工作机制。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对检调对接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检调对接机制的运用还存在适用范围不统一等突出问题。本文在总结分析各地检察机关开展检调对接工作的基础上,对检调对接的涵义、现状等问题进行研究,对检调对接机制的程序完善提出思考和建议。     

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刍议

人民调解制度有利于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制度;有利于当事人实现意思自治和程序自治;有利于弥补、消除现代诉讼的缺陷和不足。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需要,需要大胆对其进行制度完善与创新：实行“审调分离”;加强人民调解的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构筑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其在预防、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作用;引入正当程序机制,实现程序自由与公正;完善当事人调解激励机制。实现“诉调对接”。     

商会与法院联动调解商事纠纷考析——以广东为例

商会与法院联动调解商事纠纷主要是诉前调解和诉中调解。在国家倡导多元化机制解决纠纷的背景下,现阶段许多地方尤其是广东已经探索建立起"商会调解+司法"的联动调解模式,其发展主要是基于民间社会对调解的偏好、国家治理理念的嬗变、商会自发发展三重因素的叠加,与清末民初时期的官商互动也具有某种历史相似性。虽然这种联动调解模式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目前商会与法院诉调对接机制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的独特机理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伦理化司法的确定性和可接受性、诉调时接的传统、实质正义解决纠纷的传统、限制诉讼与终结诉讼机制.对这种独特的纠纷解决机理,应辩证认识,合理运用,实现纠纷解决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     

论人民调解中的诉调对接机制

2012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在确立了审前分流式调解和先行调解的同时也对司法确认制度从法典上予以了确认,这为"诉调对接"的发展与完善注入新活力,提出新的挑战。通过对多元化纠纷解决背景下的人民调解的梳理和现行法规的分析,厘清人民调解与诉讼对接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司法审查和司法确认。诉调对接的理想模式是审判与诉讼外调解相结合、相互补的格局。     

浅析无缝隙政府与“公调对接”机制——以N市为例

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的＂公调对接＂机制,在实现公安机关与相关主管部门、市场组织、民间组织及志愿者等社会资源整合的同时,还满足了群众快速多变的需求,并进一步解放了警力,实现了社会稳定。该机制的构建与无缝隙政府的追求有内在一致性。＂公调对接＂以顾客、竞争及结果为导向,通过一站式服务等形式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加强部门之间协作。当前,应根据＂公调对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无缝政府理论为导向,从推动电子政务、绩效评估主体机制及创新责任机制建设等方面完善＂公调对接＂机制。     

和谐司法视阈中的"大调解"机制:文化、功能与裁量权限制

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纠纷丛生催生了"大调解"机制,对这一机制进行清晰的性质厘定,从文化视角探究机制背后的法理基础和政治考量,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从功能视角提出应对强制调解进行必要的限制,主张发挥诉调对接在这一机制中的作用,并由诉讼和调解的互动制约探索限制司法裁量权的新模式对现实大有益处.     

浅析“大调解”机制的运行与衔接——以诉调对接为视角

当前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纠纷的新变化对诉讼的解纷功能和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法院面对沉重的受案压力,不堪重负,而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正成为化解矛盾的重要社会解压的重要良方。新时期矛盾纠纷的变化也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运作提出了挑战。如何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适应矛盾纠纷的变化,担负起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任,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大调解"机制正是适应纠纷解决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对传统三大调解的改良和整合,而"诉调结合"是"大调解"工作切入点和重要工作方法。本文通过分析三大调解工作在"大调解"机制中的作用"、大调解"衔接机制特别是从诉调结合的角度来讨论"大调解"的运作机制。     

家事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家事事件发生在夫妻或亲属之间,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的处理,其解决机制上也应当体现特殊性,而传统的对抗制诉讼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决目标着眼于未来和治疗的家事事件,需要构建一种新型的专门的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美国的ADR模式、澳大利亚的FDR新机制、日本的家事调停制度都是立足于各国国情的探索,值得我们借鉴。而我国实践中家事法庭之试点与非诉讼调解机制的构建都是对新型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家事事件应当构建诉调对接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逐步实现专门化的家事纠纷处理模式。     

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公调对接"

公安机关应当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工作中,充分利用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网络,把复杂的矛盾纠纷分流到调处中心处理."公调对接"以社会矛盾纠纷的大调解机制为依托,有利于减轻公安基层民警的工作负担,有利于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开展,有利于规范民事纠纷的调解主体,有利于提高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率."公调对接"应该朝着实质对接、规范对接、和谐对接的方向发展和完善.     

基层法制化建设的分析与思考——以诉调对接为例

随着国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升,"诉讼爆炸"局面逐渐形成,基层治理的法制化建设面临各种矛盾和改革的冲击,而诉调对接机制因其独到地将司法制度与国内民间力量相结合,迅速成为我国基层社会化调解趋势中最具典型、最具创新意义的纠纷解决方式,也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改革项目,能充分发挥法律即国家的强制力,为基层治理保驾护航。     

浅谈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原则

一般经济合同纠纷,在处理时比较容易解决。然而,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如发生保险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到对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问题而难于处理。在司法实践中除少数保险当事人一方明显违约外,绝大多数是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词语含糊不请等原因而产生的纠纷。因而,当     

关于新修订民事诉讼法“先行调解”的若干探讨——以陕西丹凤县法院“诉调对接”为例

诉前调解是近年来我国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各地法院创造出各有特色的诉前调解模式,在司法创新、能动司法、实现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在立法对诉前调解尚无明确规定,而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增加先行调解规定的背景下,本文以陕西丹凤县人民法院实施的"诉调对接"模式为例,分析了诉前调解应注意的一系列问题,通过与美国ADR及调解程序的比较,提出了我国诉前调解在规程设计中应予明确的内容,以期实现立法与司法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