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熊希龄的国家结构观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熊希龄曾入主内阁,在地方制度上提出采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实行中央集权的施政纲领,对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17年至1926年,他改变立场,极力主张联邦制,20年代还汲汲于实际活动.熊希龄思想的变化具有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根源,典型地反映了立宪党人的政治见解和政治性格.     

分离与弥合:西方民主的本义和实践

民主,在西方历史上受到持久而漫长的批评,并在近代以来也曾不断地被仿冒.但民主一词的西方本义是"人民的统治",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和政治操作者也都受到这一理解的影响.但是,西方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同西方的民主本义之间却一直存在着人们试图弥合而又始终难以弥合的背离、矛盾和冲突,如:谁是人民?人民能够直接统治吗?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吗?怎样的"多数"才算"有效的多数"?代议机构及其成员能充分代表和体现民意吗?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正是在主动或被动地破解这些诸多难题中,形成各种民主理论流派,并在总体上推动民主实践的不断发展.     

间接民主、代议制与精英统治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问题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热点.文章回顾了围绕直接民主和代议制进行的争论,直接民主由于容易导致暴民政治而被视作洪水猛兽,代议制民主则把人民分为普通大众和精英,认为只有精英才能代表人民更好地治理国家.但把代议制民主简单理解为选择代议员的过程会不可避免地滑向寡头统治,只有多元主义民主才能避免寡头统治铁律,尽管这种民主内部存在着民主必需的同一性和多元主义需要的差异性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历史根源

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日本战败投降以后，盟国对日本实施“单独占领”和“间接统治”。所谓“单独占领”，是指对日本实施的占领除初期有少数英联邦军队参与外，基本上由美军单独对日本实施。所谓“间接统治”，     

统治霸权的转变——从阶级到社会

统治霸权,是建立在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包含诸多要素的统治形态。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可以将统治霸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二战之前,即以阶级统治为基本表现形式的统治霸权;第二阶段为二战之后,是以变化为集经济、政治等为一体的社会统治为主要特点的统治霸权。如果从内在的属性上来讲,不论是阶级统治还是社会统治,其本质都是一样的,但是从外在的表现上来看,这二者又存在明显的区别。     

试论民主的价值——以多数人统治和少数人统治的辨析为基点

民主的基本价值不仅在于追求多数人的统治,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多数人统治的政体;民主的基本价值也不在于选举领导人,选举只是制度层面而不是价值层面的问题。民主的真实价值在于,通过确认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即确认全体人民对于国家最高权力的所有权,确立由人民授权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治精英"对于全体人民的政治责任制,以实现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行使的监督和社会财富由全体人民共享。     

评后现代解构主义代表人物福柯的“反抗权力统治论”

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想就是文化和社会政治批判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想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它侧重于从文化的角度对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的微观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和批判,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福柯的反抗权力统治论和利奥塔的“差异”统治论,其特点是力图解构和反抗现代政治表现出来的权力中心化趋势,而将边缘、局部、分散的权力作用视为是后现代政治应关注的主要内容。     

董仲舒思想对汉武帝大一统王朝的积极作用

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是国家统治根基牢固的基础,西汉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方略和天人感应的治国理念使汉武帝实现中央集权的政治理想成为可能。经董仲舒整合强化之后的儒学体系,通过漫长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渗透到人们的观念、情感和行为之中,积淀内化于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式,以统一的文化力量构筑起了中国皇权王朝的执政根本。本文通过简要探究董仲舒思想的主要大义以及这套思想在汉武帝时期立足与发展,简述董仲舒思想对汉武帝大一统王朝的积极作用。     

统治集中下的管理分散:对集权与分权之争的一个解答

当前,中央政府既有统得过多的一面又有调控乏力的另一面；集权过多与集权不够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同时存在.中央和地方关系到底迷失在什么地方？谜底又在哪里？对有关具体实践和理论问题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必须建立在深入、全面地把握中央和地方关系总体特征和基本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就事论事.深入考察中国政府运作的实际可以发现: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存在的一系列看似矛盾的基本事实,和“统治集中下的管理分散”这一政府管理模式密切相关.     

统治与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进

国家与社会关系分离程度较低,国家的相对自主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社会的限度或制约,统治也就成为政府管理的基本实现形式。政府的失效与市场的失败出现,治理理论应运而生。从取向而言,政府治理所依赖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体现在:国家存在于社会;国家受制于社会;国家统一于社会。政府管理方式由统治方式向治理方式转变必须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变化为基础:从两者合一到两者分离的转变;从两者的分离到两者的合作。     

明代地方学校生员考试制度考述

学校生员学业，可分课、试二法。本从学校教官的日课、月考，府、州、县提调官的季考，提学院道官的岁考、科考、类考或吊考等几个方面，对明代地方学校的考试制度给以综合的考辨与梳理，藉此说明明代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地方教育与考试制度，进而指出自明代个期以后，这套考试制度已逐渐流于形式。     

元代航海业述论

本从海上扩张、海上贸易、海运漕粮三个方面，对元代航海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考察。可以看出，元代航海业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其造船技术、航海能力、组织能力及船队规模与明代的郑和下西洋相比，并不逊色。     

儒家理想政治与西汉政权

所谓儒家的理想政治,就是原始儒家设计的一种政治方案。它主要包括对君主的选择、君臣关系、对人民的态度、政治体制及救补政治弊端的措施等方面。西汉政权之所以能建立起稳定统治,其实正是采纳儒家理想政治的结果。至于汉初的“黄老政治”,只是一种过渡形式,而且也是在吸收了大量的儒学内容的基础上才形成的。     

中国伦理传统的“德治”与“治德”

自周初德治主义的萌芽至汉朝中国伦理传统“德治”模式的确立，其间历经管仲以法为主的德法结合论、孔子的以德治国论、荀子的礼法并重论等治国理论。然而，基于批判秦朝“法治”实践发展起来的汉朝治国模式，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走向了纯伦理化的“德治”。与之相应，其培养“德治”主体道德素质的“治德”范式呈现为片面的伦理型特征。自汉至清历朝历代由盛而衰的“德治”循环实践证明：伦理型“治德”前提下的“德治”陷入了“德治”悖论。化解“德治”悖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选择是全面认识、借鉴吸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治国理论及其“治德”范式，促进“治德”的伦理制度化。     

汉代《西域传》书写模式的形成浅析

从商代到东汉,华夏族群①的西部边界呈逐渐西移的趋势。两汉时期的西域,已经达到汉朝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态极限和汉朝政权行政力量控制的极限。但为了抵御来自北方匈奴人的压力,汉朝极力突破这条客观存在的界限。在这个政治因素的推动下,汉朝形成了独特的西域历史记忆,并用《西域传》的方式被历代中央王朝所继承,维系并巩固了西域与中原王朝的统一。     

从《老子想尔注》看神仙思想的宗教理论化

《老子想尔注》是早期道教经典，它通过对老子哲学的神学改造，初步确立了道教的理论体系。长期以来，研究多侧重于《道德经》与《想尔注》的对比，以说明道家思想向道教的转化，但却忽略了从老子到《想尔注》期间若干历史的与逻辑的发展环节，尤其忽略了从战国、秦汉之际到汉末神仙思想发生、发展这一大的理论与社会背景。道教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神仙信仰宗教哲学化的必然结果。《想尔注》借老子哲学实现了对神仙思想的宗教理论化，从而把神仙思想纳入宗教的理论体系，使之与原始宗教和世俗迷信区别开来。本试从这一新角度，说明《想尔注》的道教理论创建。     

驿递改革与“养廉银”制度的得与失

古往今来,腐败问题都是政治治理中的难点,集体腐败尤甚。明清两朝针对两种典型的集体腐败曾作出相应的廉政改革,出台了相应的防治腐败制度,即明张居正的驿递改革制度和清雍正的＂养廉银＂制度。这两种廉政路径都取得了短期成效,但最终皆归于失败,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改革政策的颁布与实施都是依靠统治者自身的权力来推行,是＂人治＂,所以往往＂人亡政息＂,因此反腐最终还是要依靠＂法治＂。另外,在制定反腐败政策时,还应认真分析其本身的合法性,在强调制度化、法制化的同时,还应重视民主建设,加强民主监督。     

民本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古代吏治文化特征

民本主义思想萌芽于西周初期,滥觞于春秋战国时期,自秦汉后逐步形成,对我国古代吏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如下特征：有德者应＂以民为本＂、＂爱民＂、＂亲民＂,重用道德标准选拔、规范、要求、考核官员;注重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官员行为,形成了依法对官员进行选拔、任用、奖惩、考核等管理制度;较早地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对官员实施监督、监控的监察制度和上书制度;很早形成了上诉制、直诉制,注意利用地方上的宗族和长辈力量限制、牵制和监督官员。     

王船山廉政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推进当代中国廉政建设,要把总结和继承古代优秀廉政思想与创新和改进现实廉政工作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道路。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继承儒家传统思想基础上,结合自身官场经历和对明亡的深刻思索,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廉政思想。其廉政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修官德,以求国家‘久安长治’","抓监督,重点在‘严于治上官’"和"建立‘君、相、谏官’三者‘环相为治’"的权力监督制衡体制三部分。王船山的廉政思想对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工作有重要的启示:加强官德培养——以"八项规定"为切入口,加大腐败犯罪打击力度——"老虎苍蝇一起打",完善现有权力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商鞅变法的“战时法治”特征及其启示

商鞅变法出现于战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具有明显的"战时法治"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农战思想;重刑主义;文化专制。通过对法治标准的要素化与法治类型的多样化分析,可以明确从商鞅变法之后到秦朝灭亡之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战时法治时期,对秦亡之训也应有一个新的认识:其罪不在法治,罪在当政者不仅没有及时将"战时法治"转变为"平时法治",反将其推向了极致。这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法治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