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税权制度失衡下的地方政府市场融资补充路径

在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变革中,地方政府是创建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坚力量,其职能定位是影响政府经济行为和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央政府完全决定税率和税基;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地方政府仅是改革实践的执行者、改革政策执行效果的反馈单位,没有形成独立的税权收益主体地位.本文从体制改革与"分权化"政府间税权制度改革的逻辑出发,对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税权关系瓶颈以及地方政府在资本市场上的相机抉择进行分析.     

发达国家财政分权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财政分权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在美国,政府之间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已经上升到宪法层面,机制设计上注意"避免联邦政府随意转移支出责任和上收财权",兼顾"联邦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和地方政府创造力"。在法国,1982年以后的财政分权改革在适当下放税权的同时积极完善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体系,以防止公共资金的滥用。在日本,全部归地方的住民税的设置充分体现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激励相容机制,具有完善法律依据且规模巨大的日本地方交付税有力平衡了地区间财力差距、确保了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     

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与土地财政

基于地方财政赤字的视角,研究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策略的内在作用逻辑,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地方财政赤字激励了地方政府在利益觉醒后利用预算制度缺口,用"扭曲之手"来攫取预算外财政收益,进而驱动地方政府实施积极的土地财政策略来实现财政增收的政策目标。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对土地财政的正向驱动作用。土地财政的治理从深化分税制改革、改善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变革土地财政形成机制、完善行政绩效考核体制、加强预算监管等方面入手。     

财政的扁平化改革和政府间事权划分

我国1994年的财政分税制配套改革,是顺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性分权改革。其后出现的地方政府低端的县乡财政困难,应当说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制度转型有效支持不足所积累的矛盾在基层政府理财层面的一个集中反映,其体制上的原因是在五级政府框架下,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实际上始终没有进入真正的分税制状态,从而演化成了弊病明显的分成制和包干制。对策思路应是在坚持1994年改革基本制度成果的基础上,推行减少财政层级的扁平化改革(重点是乡财县管和省直管县),在省以下实质性地推进和贯彻分税制,并进一步以投资权的合理化为关键,理清政府间事权,形成扁平化后"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再加自上而下转移支付的制度安排。     

现代国家建构与我国地方政府财政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一直处于不断的调适与改革之中。然而,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却仍困扰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其主要表现为向上的相对自主性不够和向下的权力过大,并引发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由此在财政体制的改革中,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增强自身的财政自主性和独立性,加强对当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能力和控制力;另一方面也要"还利于民",减轻公民的财税负担,促进公民力量和市民社会的壮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吗

政府主导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作用日益上升。并形成了地方政府竞争的格局。这种有限的地方政府竞争格局一方面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弊端。因此，要重新调整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地方债务治理的法律路径探析

自2008年以来，我国地方债务迅猛发展，至2013年6月底，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已经达到10．58万亿，存在巨大的财政风险，甚至有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导致地方政府融资风险的法律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禁止地方政府发债导致了地方债务隐形化，二是政府担保制度的缺失加重了地方债务无序化，三是现行法律制度对中央、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的分配加速了地方债务规模扩大化。从立法角度对地方债务进行治理，防范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首先需要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严格限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规模。然后要构建政府担保法律制度，使实践中大行其道的政府担保显性化、有序化。还必须规范“城投债”，适时推出“市政债”，建立地方债务的长效法律机制。最后要完善税收财政法律制度，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问题初探

近年来,土地财政为加快我国城镇化步伐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负面效应也日益凸显,为了使地方政府早日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必须健全和完善财税体制、正确区分公共利益、规范土地收入分配、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积极推选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制度以及完善干部政绩考核与任用制度,这样才能有效地化解地方政府债务.     

地方举债权与财政联邦制的思考

从地方政府的负债恶化和预算法修改的呼声入手,评析地方政府的各种对策,在财政联邦制的框架内,以地方政府的举债权和规范市政收益债券为切入点,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的合理和制度性划分,方法寻求到一个契合中国目前国情的财政分权模式。     

财政市场、土地资本化与异质性城市化

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财政成为了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重要手段。我国土地财政规模大、比例高,其形成不仅源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等和地区之间、官员之间的竞争,究其质里,则是政府实现财政市场目标的行为投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基于相同的逻辑生成,帮助实现了土地财政的本质——资本化,弥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缺额。但是,土地的资本化提高了城市化成本,衍生出异质性,形成了空间与人口的矛盾,积累了凝结在城市中的金融、社会和道德风险,亟需引起重视。     

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财政困境及其排解

政府职能转变是决定公共财政活动的根本前提,公共财政是政府职能有效实施的物质基础,因此,从公共财政与政府职能的内在关联性出发来反思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可能路径无疑是个有益的尝试。而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完善、地方公共财政资源严重不足以及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管理混乱这三大财政“瓶颈”成为制约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成功的重要因素。为此,必须着力构建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以此来加快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     

我国证券交易税种浅析

我国证券交易税种从理论上包括所得税、行为税、印花税等几大类,但实际操作上只有印花税一种,税种单一,税制不完备,已严重地阻碍了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和健康成长.在新世纪证券市场"规范中发展"的前提下,如何在适当时机推行证券税制改革,是证管部门、金融机构和每一个投资者都应该关心并努力去解决的问题.     

浅议房产税试点改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为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引导个人合理住房消费,上海市和重庆市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率先开展房产税试点改革,突破现行《房产税暂行条例》1第5条规定,对部分"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开征房产税。房产税试点改革合法性颇受质疑,从授权立法以及法律修改程序两方面剖析均站不住脚。与此同时,本次试点改革存有较大缺陷,征收对象过于狭窄,纳税主体区别对待欠缺合理依据以及征税依据陈旧化,注定试点改革效果不佳。有鉴于此,亟待房产税税种全面改革,从而真正发挥其调控房地产市场和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     

论我国地方税体系的完善

自1994年我国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建立以来,由于采用中央集权的税权分置模式,造成地方税制建设和发展的诸多困难,迫于财政压力,许多地方政府不得不在税收之外寻找“财源”,严重侵蚀了中央税基,也造成了税制的混乱。本文从分析现行地方税制的弊端入手,着重探讨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完善我国的地方税制。     

税收筹划应从小处做起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依据所涉及的现行税法，在遵守税法的前提下，对经营、投资、筹资等活动进行旨在减轻税负，实现财务目标的事先谋划和对策。如何实现“纳税最少”，个税应关注“临界点”和计算“盲区”，提前计算年终奖个税，合理避税。保证税金在企业账户内最大限度的保留、生息，实现“纳税最晚”。实现“纳税最巧妙”，最重要的就是要及时掌握国家和地方的税收政策，降低税负。     

转轨时期地方政府行为引起的负外在性问题的研究

转轨时期 ,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引起的负外在性问题比较突出 ,着重表现在市场分割、过度竞争、产业结构趋同等方面。财税分权制度安排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地方市场需求的引致、地方政府角色的变化、相关法制建设滞后是该问题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成因。鉴于其严重的危害性 ,我们应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分税制、理顺政企关系、健全相关法制等方面来加以综合治理。     

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基层法治建设的影响

取消农业税既为农村基层法治建设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也提出了一些挑战。之前因收取税费而形成的乡村利益共同体正在被打破,村民自治获得了制度性空间;但伴随着税费取消而来,为了应对财政压力而进行的乡村体制改革,对逆转农村社会灰色化和治安恶化趋势无所助益;而税费压力的消除,使得基层司法和基层政府的关系开始疏远,从而为基层司法独立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空间。     

法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监督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一直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始于1982年的法国地方分权改革在扩大地方自治权限、增进地方民主的同时,也给法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即法国政府如何解决中央权力撤出后对地方事务缺乏监督和制约的问题。为此,法国政府改革了监督手段,完善了监督机制,通过宪法委员会的监督、立法监督、行政监督以及司法监督,有效地解决了地方分权后对地方自治团体监督缺位的问题。对照法国的经验,我国在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应该发挥法制在对地方监督中的作用,努力实现监督法制化,建立独立和权威的监督机关,强化对地方的财政监督和加强司法监督,以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     

社会和谐视角下社会保障“费改税”问题再思考

社会保障"费改税"一直以来就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学术界"费"税"之争主要分歧在于社会保障费改税可操作性。现阶段全面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时机尚不成熟,易引发不同区域、不同利益团体,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从而不利于社会和谐。社会保障"费改税"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建立在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制度、税制与工资制度配套措施改革成功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