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习近平外交伦理思想初探

自2019年以来,习近平外交伦理思想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中充分彰显,在理论上愈发成熟,主要体现为:以为世界人民谋和平发展为价值导向、以正确义利观为基本精神和以"共商共建共享"为现实伦理秩序。习近平外交伦理思想生动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责任担当,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伦理思想和中国优秀传统外交伦理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根本的价值遵循和行动准则。     

中西伦理思想比较与当代思想道德建设

中国正处在中西伦理思想的冲突,传统伦理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冲突这两个冲突的交叉点上。为建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型伦理思想体系,有必要对中西伦理思想进行比较。从整体上说,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否定人的自然本性,重理、重义、重情理。西方伦理思想相反,肯定人的自然本性,重欲、重利、重公理。在当代思想道德建设中,应遵循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原则。     

论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德性伦理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政治德性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渊源主要有西方优秀政治德性伦理思想、中国优秀传统政治德性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德性伦理思想。以此为基础,从新的实践要求出发,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治德性伦理思想,即政治德性伦理价值思想、政治德性伦理要求思想和政治德性伦理修养思想。这些思想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既是时代的产物、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步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它的根本指向,是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道德支撑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德性伦理思想的中国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统一是当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文"和"科学"历来是教育追求的两大目标,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两大要素.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还是西方的教育传统,均把塑造"心智"和"学以致用"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只是受中西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注重调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道"是"艺"的本体,注重"社会本位".这一思想一直支配着教育的实施,造就了重人伦及"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传统.     

论邓小平行政伦理思想

在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中,行政伦理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邓小平紧密结合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从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实践出发,总结历史,展望未来,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回答了"什么是为人民服务,怎样为人民服务"这一重大行政伦理问题,其行政伦理思想以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内容科学、系统、全面,是马列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     

儒家法伦理思想的解读与转换

儒家法伦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中国法治和德治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现代法律文化的建设,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儒家法伦理思想无论是作为建设新的法律文化的参考资料,还是其背负的沉重包袱,都需要认真地梳理、评价、激浊扬清.     

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它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念之上,通过"道"的范畴体现出来的.中国道家生态伦理思想由核心思想--"物无贵贱"的万物平等自然观,以及由此自然观出发的"自然无为"的原则和"知止"、"知足"的具体要求组成基本框架.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遵循天地循环所造成的自然界的和谐秩序,平等地对待生物,以此实现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些思想都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它作为人类今日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思想资源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荀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

在中国传统文化宝贵史料的儒家伦理思想中,荀子作为战国末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他提出的生态伦理思想即包括伦理自然思想、保护思想、实践思想和发展思想四个方面,无不渗透了和谐的思想,对确立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提供启迪和借鉴。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现代契约精神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现代契约精神内涵有相同的因素 ,即对诚信道德的追求。作为两种不同的精神理念 ,二者表现出更多的是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性。现代契约精神包含有平等观念、自由观念、权利义务观念等 ,这些观念对中国现代伦理思想的确立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庄子亲情伦理思想对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启示

庄子亲情伦理思想包含"不可悬解"的真情论,"顺情守性"的无情说,以及"各得其所"的任情观与"群己和谐"的安情观。因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血脉相连的自然天性以及身份交叉带来的伦理错位等原因,亲情腐败成为家风建设面临的巨大困境。庄子亲情伦理思想有异于传统的亲情伦理思想,可以帮助领导干部直面自然天性,消除腐败盲点;解放思想束缚,预防情感变局;明晰身份定位,坚守责任底线。     

论我国法律职业伦理缺失的历史原因

我国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践行过程中良好的发展势态与问题并存。其与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法学教育发展过程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途径,以构建适应新形势的法律职业伦理体系。     

“新传统”的建构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辩证

思想、道德、文化领域的多元、多样、多变,使中国意识形态面临“非传统”与“新传统”的悖论.一方面,改革开放使传统又一次遭遇空前涤荡;另一方面人们日益渴望以传统重建社会生活的基本同一性,30年改革开放也正在形成某种“新传统”.制度意识与意识形态主张之间的不平衡,伦理与道德之间的不平衡,市场经济观念与伦理道德、传统文化之间的...     

反思诚信

民法中的诚信原则根源于西方的商业法制文化,仅此一点就足以提醒我们,它与源自中 国传统伦理的诚实信用绝不可轻易等同。在现代民法制度中,诚信原则仍旧是意思自治原则的补 充和修正;反思诚信,关键在于客观地评价诚信对私法自治的干预程度,在中国伦理文化的背景之 下,其实质就是界定道德对法律的介入程度。相对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中以“君子”言行为楷模的 诚实信用,民法中之“诚信”所采用的仅仅是“中人”的道德标准。     

＂亲亲相隐＂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嬗变与终结

“亲亲相隐”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重要制度,它是儒家伦理精神在法律上的典型体现。“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该制度逐渐式微和流变,在中国当代的刑法体系中“亲亲相隐”已经被完全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同儒家伦理中的“尊尊”、“亲亲”密切关联,在法律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当代外国的刑事立法中仍然可以看到“亲亲相隐”制度的相关规定。当代的刑法实践证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会导致制度的某些困境和局限。儒家法律传统并非一无是处,“回采历史”,批判地继承儒家法律传统是我国当下法律变革中的理性选择。     

中西叙事伦理研究之辨析

20世纪后期,叙事研究的伦理转向与伦理学的叙事转向几乎同时发生而又相互呼应,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融合推动了文学叙事伦理研究迅速发展。欧美叙事伦理研究发端于现实人文事件,列维纳斯和德里达的伦理哲学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重新认识以及女性主义伦理学对个体经验的意义肯定,导致西方伦理哲学研究楔入到文学叙事伦理研究之中;此外,以布思为代表的修辞叙事研究也启迪着哲学和文学学者的叙事伦理研究。伦理哲学领域的叙事研究路径与从文学修辞出发的叙事伦理研究路径交织在一起,核心在以叙事建构伦理意义,解构了伦理意义的确定性,具有很强的哲学思辨性。中国叙事伦理研究呈现出古今传承、中西融合的特点,在文学研究诸多领域均产生了广泛影响,其核心乃在以叙事反映或承载伦理意义,显示出中国传统批评的深刻印记。中西叙事伦理研究各有特点,应当相互取长补短。     

知识分子与国家建设：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政治逻辑

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是在知识分子的主导下完成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士人政治"形态中形成了"超越"与"介入"的政治文化传统,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压力强化了这种传统,并促使他们成为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知识分子运用政治力量完成了国家建设所需的信仰重塑与组织重建工作。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知识分子逐渐向知识--政治精英转化,并且选择了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建设的共同信仰,选择了共产党作为国家建设的领导力量,实现了与农民等其他阶级的联合,最终完成了国家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使命。     

“计赃论罪”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变革

我国古代关于盗窃罪的立法有着"计赃论罪"的传统,而这一立法传统在近代经过短暂的断裂后,又在新中国的刑事立法中得以体现。新中国刑法中的"计赃论罪"在内涵上与古代刑法中的"计赃论罪"并不完全相同,主要表现在从定性分析模式到定性+定量分析模式的演变。这种演变,与盗窃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变化、我国传统文化心理以及现实刑事政策密不可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纯粹的"计赃论罪"立法模式都已丧失了生存的空间,我国盗窃罪应当确立"双轨制"的立法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行动其理论准备严重不足。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民族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之根,它自身包含着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要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重要的是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在民间文化中蕴含着或洋溢着强烈的“生生不息”和“自强不息”的意识,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女性伦理的引领

社会主义价值具有解放与发展的基本意义，以人为本的价值优先为社会性别和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女性伦理应强调包容性别差异与尊重个性发展之上的、扬弃男女二元对立的整体和谐。“核心”是价值的客观性的体现，强调女性伦理的实体传统，重视家庭对于实体建构的意义。价值观能动性的发挥要求把握女性主体特点，体现价值的主体性。女性对于社会伦理具有独特贡献，应把握并体现其价值特征。     

“二元论”之一元性评判——以三阶层为向度

肇始于实质违法性之争的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为探求适用于所有犯罪的"常项"而展开了学派之争。折中的二元论企图成为百利无害之"万能理论",然其依旧陷入道德判断的伦理形式而倒戈相向于行为无价值。结果无价值对于平衡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力避泛道德主义传统,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等皆具合理性,故应让其顶替社会危害性理论以作为实质违法性判断之重要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