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注重立法技术的进一步凝练,走向更加现代化的立法新纪元,《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为我国刑法立法教义学的发达提供了新的场域和动能。本次修改合理遵从了刑事立法日益活跃的趋势,专注刑法分则的“大修”,以期迈进更理性与正当的立法活性化时代,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构建刑事治理的有组织反应效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充分统筹实现当代刑法保障功能: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刑法立法价值回归,及时回应好六类社会重大议题,竭力形塑“以人民为中心”引领立法及时回应社会重大关切的赋能模式;秉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法原则,孕育轻罪立法的扩容、预防性刑法理念的积极实践、法定犯的立法增量等动向,彰显新时代立法有效性的多元取向。     

维新公正:全球化下的我国刑法价值观念

刑法的价值是刑法理论的深层次问题。"从单一保护到两个保护"、"从刑法任务及机能看两个保护"两个角度可知全球化下的我国刑法价值观念的维新在于两个保护;又从"两个大宪章与刑法公正"、"全球化下的被害人学研究与刑法公正"这两个方面可知,全球化下的我国刑法价值观念的核心在于刑法公正。     

拨开我国刑法解释范式的迷雾——以刑法解释目标为向度

刑法解释无疑是构建现代法治的重要题域。但现行刑法解释体制的架构与实际运作因欠缺科学性而亟待重构。刑法解释目标作为探寻适用于刑法解释的最小公分母而对刑法解释权的配置具有"元意义"。以科学的客观解释论为基底,同时兼顾现有体制,主张由最高人民法院独享原本的司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保有消极的立法解释权,即只能裁决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的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异议,另外赋予办案法官一定的刑法解释权。     

食品安全刑法立法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立法大致可以分为单行刑法、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八)》三个阶段.从整体上看,食品安全刑法立法呈从严趋势,但仍有保护不力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立法模式、法定刑设置和犯罪种类规定上.未来我国食品安全刑法立法前景应是法益保护范围的扩大和提前,这主要是基于食品行业风险、经济刑法全球化以及刑事政策的考量.     

刑法不得已原则之提倡——与刑法谦抑性比较的抉择

刑法不得已原则是公民个人人权和全体公民人权发生冲突时不得已牺牲公民个人人权,保全全体公民人权的紧急避险。刑法不得已原则倡扬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彰显对民意的遵从,并将常识、常理、常情一以贯之,较刑法谦抑性而言,具有主权在民,宽严有度,标准明确的优势。刑法不得已原则在理论层面以现有的法律是否能够有效调整,以及不予刑法调整是否会崩溃指引刑事立法。在实践层面,不得已原则以刑法处罚是否会对行为造成褒奖,以及刑法处罚是否会引起普遍同情考量刑事司法与民众意愿的契合性。刑法不得已原则确保了刑法适用的紧迫必要,充分凸显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积极践行能够裨益于刑事法治进程。     

风险社会的刑法价值立场

廖天虎在《学习论坛》2013年第5期撰文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对法学学科产生了较大影响并产生了风险刑法理论。风险刑法为应对“风险”，在刑法的适用上，主张扩大犯罪圈、降低入罪标准，坚持的是行为无价值理论，将处罚的重心由对引起结果的关注转移到行为本身。结合风险社会理论的真正语义和我国国情及我国刑法的立法思路与规定，在风险社会下，刑法应当固守其“重心”，即对结果无价值的坚守，维护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基于人权保障的考虑,现代法治国家无不将"罪刑法定"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加以规定,我国1997年修订刑法时,也将该原则作为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首在刑法典中作了规定(第3条),并废止了与该原则相悖的类推制度.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重要派生原则,刑事立法在时间效力上坚持"从旧兼从轻",即法不溯及既住,除非依照新法对被告人更有利,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国刑法第12条对此也作了明文规定.本文要探讨的是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     

刑法第13条“但书”的出罪功能及司法适用研究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规定"但书"是立法定量模式的需要;离开"但书",无论在立法上或是在司法上都将无法完成罪与非罪界限的区分;适用"但书"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减少短期自由刑的弊端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书"的司法适用,应当坚持与形式犯罪构成相结合原则、综合考察原则与必要限制原则.     

论刑法在民族地区农村的变通——民族地区农村刑事法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民族地区农村的刑事法治领域，以立法途径调适国家法与民间法，就是适应民族地区农村的习俗、习惯和需要，对刑法作出变通规定。在民族地区农村变通刑法不得违背刑法的基本原则；不得改变刑法总则基本规定；应平等维护被害人与加害人权益、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应区别对待不同的民族风俗或者习惯。刑法应朝着出罪和减轻刑事责任的方向变通；但是，刑法的变通不能入罪或者加重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对《刑法》中"情节"一词含义的辨析

<刑法>广泛使用"情节"一词,由于我国立法、司法机关没有对该词作立法司法解释,因而备受学者关注.从文理关系的角度分析,<刑法>第六十一条中"情节"一词的立法含义是对量刑的基本原则的规定.准确理解"情节"一词的含义,科学区分它的类别,是正确定罪处罚的前提和条件之一,对司法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以研究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内容及意义为基本切入点,主要阐述了世界主要国家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内容和范围以及我国刑法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内容和范围。并根据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产权犯罪态势变迁的现状,总结归纳了目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所面临的挑战。     

刑法修订:让社会变得更加有序

在法治社会,刑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法。刑法以限制、剥夺他人的自由、财产、生命为内容,是所有部门法的最后的保障法;刑法更能强化社会对法的敬畏之心,重视刑法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典范;刑法以保障社会有序为基石,通过对公民及组织的人身和财富的调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更好地实现最后保障法的作用,我国刑法一直在修订,目前我国刑法体系是一部法典452条、三个决定、九个修正案。随着刑法的修订,降低了入罪门槛,将一些违法行为升格为犯罪行为,增加了许多罪名,删除了一些成罪的限制性因素;调整了刑罚结构,使刑罚结构总体上趋于轻重搭配合理。我国修正案修刑模式内含的开放与活力决定了其在维护刑法的统一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但修正案模式必须自我调适,在坚守刑法独立品格的同时兼顾民意与政策,在坚守刑法内敛谦抑的同时兼顾入罪与出罪,在坚守刑法修正案的同时兼顾双轨与多元。只有提高修法水平,完善刑事立法,才能充分发挥刑法的功能,实现刑法最后保障法的价值,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让社会变得更加稳定有序。     

论刑法宪政基础的实现

宪政是以对政治权力的行使施加限制和保障公民权利的一种政治制度,刑事法治的真正实现需要以宪政作为基础。刑法的基本原则最早是通过宪法文献表现出来的。强化刑法宪政基础有助于刑法目的的生成;有助于规制刑罚权;有助于国民对刑法的认同感。刑法宪政基础的实现需要转变刑法观念,强化刑法立法的宪法依据,合理进行刑法有权解释。     

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     

分析刑法国际化下我国刑法的发展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的不断飞速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开始不断的加快,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也随之开始不断调整完善,法律制度的国际化步伐也开始不断提升。现今社会,各国法律制度越来越重视人的价值,由此,刑法国际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我国作为法治后发展型国家,刑法现代化调整,必须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仅要立足于刑法国际化,还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合理结合,以此来更好的促进我国刑法的长远发展。本文作者就自身实际工作经验,对于刑法国际化背景下,我国刑法的发展情况,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讨论,以供大家参考和学习交流。     

近代刑法观念的裂变：从诸法合体到刑法独立

诸法合体的观念统领了我国古代自《法经》以来的各种成文法的编纂体例。随着以鸦片战争的爆发为标志的中国近代社会的开始,近代刑法观念产生了从诸法合体向刑法独立的裂变。在改革旧法体系的问题上,刑法独立的主张并非首先提出,而是先有人提倡制定商法,继而刑法独立的观念才孕育而生。从诸法合体到刑法独立是一步重开历史先河的转变,究竟哪些原因促成了这一观念裂变?诸法合体是中国古代农业自然经济、封建集权政治、及律学传统的产物;近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学为刑法独立的观念创造了条件,共同推动它由萌芽、发展、成熟,到最终成功运用在立法实践中。近代刑法观念从诸法合体向刑法独立的裂变意义广泛而深远。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平衡法研究的理论视阈

平衡法研究既有深厚的法治实践背景,也有部门法研究为支撑。随着全面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平衡法研究将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不断丰富,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不断拓展,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有利于文化建设。当前,平衡法研究不但要具备全球化、规范化和方法论的理论视野,还要处理好"法律一元"与"法律多元"、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法律本土主义与法律现代化等方面提出的理论命题,回应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也论人格刑法——兼述“人身危险性”与“危险人格”之区别

人格刑法学将心理学、社会学中的人格概念引入法学领域,是在古典刑法学派和近代新兴刑法学派的争鸣中产生的折中学派。将人格概念引入刑法的主要依据是刑法理论中的人身危险性理论和犯罪学中的危险人格研究。通过对两者的比较,笔者倾向我国刑法做出以危险人格为基础的立法和司法选择,并指导其他相关刑事政策。     

刑法谦抑内涵新解

刑法谦抑是个宏大的概念,本文将其解构为固有与升华两层内涵。固有内涵,即刑法谦抑性,包括断片性与最后性,"断片"在空间的维度内阐释刑法之谦抑——调控范围有限;"最后"在时间的维度内阐释刑法之谦抑——最后的选择;升华内涵,即刑法谦抑精神,是对刑事立法与司法主体的要求,立法与司法过程中保持克制,待以宽容,只有这样才是具有谦抑精神的刑法,才是真正谦抑的刑法。     

民间融资刑法规制的体系化反思

近年来,刑法学者对民间融资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刑法学科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等问题,忽略了在整个法治体系内,刑法作为保障法与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等前置法的衔接与过渡,导致刑法不得不过度介入民间融资,有沦为扼杀民间金融创新的政策工具之嫌。同时,在民间融资的刑法规制体系中,视野的局限性造成了立法与适用的矛盾与混乱,法律规定的抽象与解释的局限性则使刑法适用有扩大化之势。在民间融资市场合理化的前提下,刑法应当保证其自身体系的逻辑平衡,充分发挥其谦抑本色,与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等相关法律,在法治体系内平稳衔接,保障民间融资在阳光下健康发展。